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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

作者:孙立平  时间:2004-11-16   浏览次数:0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伴随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而出现了一个底层社会(樊平,1996;吴忠民,2001等)。本文将以社会中的资源配置格局为基础,对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底层社会,以及由于这个底层社会的出现而提出的理论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从80年代的资源扩散到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

如同苏东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研究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Nee,1989; Rona-Tas, 1994)。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的,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央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蔽。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在另一方面,财政收入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手中,其中的大部分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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