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迟来的道歉也珍贵

作者:宋圭武  时间:2014-05-04   浏览次数:0

  已入美国籍的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回国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鲁莽幼稚行为向受害人进行道歉。尽管文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好多事已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让人感觉道歉也来得有些晚,但迟来的道歉也是道歉,其价值也是巨大的。

  尽管这道歉没有被受害者家属所接受,但作为受害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刻骨铭心的记忆总是难以忘记的,应当容许人家有一个消解的过程。但问题的根本是,接受与不接受,从社会全局来看,已经意义不大。消失的历史已不可能追回,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复活,历史也不存在假设。追究历史,更重要是着眼现在和未来。从长远看,我们需要全民反思,文革的悲剧能否再一次避免,这才是最重要的。

  历史不反思,历史就总是循环,历史就总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文革是一场文化大浩劫,也是一场民族大灾难,这是共识,但更重要的共识,是需要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发生?为什么在文革中上演了这么多人间悲惨的故事?夫妻间互相告发,父子间互相告发,本性应纯洁的年轻人却肆意恶毒虐待无辜受害者,甚至连基本的人伦道德都丧失,这是为什么?如果不反思这些问题,中国大地再一次发生文革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还会可能重演多次。

  如何反思文革悲剧,需要有一部分人出来承担责任,这需要勇气。所以,宋彬彬的道歉虽然来得有些晚,但很珍贵。假若有一天,全国人民都能有勇气进行道歉,都能对过去的失误或过错进行深刻反省,中国人过日子的历史必然就会重新改写。但道歉的终究仍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其中就包括宋彬彬等人,而更多的人,似乎还在道歉队伍的外围,有的只是在观望,有的甚至还在傻笑道歉的人!

  时至今日,邓小平一手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有余。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还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还有多少内心险恶的杀手隐藏在社会的深处?有些人在无端造谣惑众,有些人人面兽心,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的人还有多少?一些人做完了坏事,或干完了偷鸡摸狗的事,若没有被人发现,不仅不道歉,还自个儿偷着乐,这样的人还有多少? 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虽然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仍很艰巨。

  反思历史,立足现实。没有道歉,就没有悔改。道歉是善的开端,也是走向良知的第一步。中国历史的积淀太深,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勇敢走出这一步。其实,一个人从出生起,到最后走入坟墓,是不可能不做错事的。而更重要的是,人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一个民族也不能在同一件事情上犯两次同样的错。如何防止重犯错误,就需要不断反思,就需要有勇气道歉。道歉实质是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内心的忏悔。

  反思历史,如何实现健康发展,我们需要综合推进社会建设。首先,运动式治疗社会病的方式需要改进。对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采取积极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有利也有弊,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弊大于利。如何克服弊大于利的情况,就需要将群众运动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的。不然,就为少数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更多发泄机会。法治化是实现群众运动有效的重要基础。其次,根治社会病,治本之策是文化和制度建设。运动式治疗社会病终归是治标不治本。运动式治疗社会病,就像割韭菜,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但土壤不变,韭菜照样茂盛,这也是历史实践的证明。再次,如何建设文化,最根本是要培育国民的诚信、理性、敬畏意识。在一个缺乏诚信、理性、敬畏意识的人文精神中,群众运动往往会导致恶的大爆发,而真正的善往往会成为弱势群体,成为恶的受害者,最终运动的结果是恶的均衡,而非善的均衡。第四,如何建设制度,最根本是公平建设。制度的善是最大的善,而制度的善,最重要是要彰显公平正义理念。公平的制度,既是产生物质文明的优质土壤,也是产生精神文明的优质土壤。而专制集权制度,本质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必将导致社会众多的恶。建设公平制度,既包括法治化建设,也包括民主化建设。第五,政府要在社会建设中发挥好主导作用。第六,社会建设也需要知识分子发挥积极作用。知识分子也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建设力量。社会建设,匹夫有责,更何况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应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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