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对“两个之谜”解释的再解释

作者:宋圭武  时间:2015-07-30

  笔者认为,在中国,所谓的“信任之谜”问题实质是不存在的,它实质是一种由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特点所导致的人们在信任问题研究上的一种扭曲反映。客观存在的可能情况应当是:一方面,中国的整体信任水平应当是下滑的,这也是与大量客观事实相符的;但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和圈子内部,可能信任度有一种提高的趋势。对于“中国之谜”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因素是总体的,也就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作用较大,有些作用较小。在这些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关键和基础因素有二大方面。一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基础。二是人力资本起了重要支撑作用。在我国,人力资本支撑主要表现在两支队伍上:一支队伍是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一支队伍是一般劳动者大军。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庞大的专业技术人才后备军。这些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若没有这些高素质人才作支撑,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能持久的,或者也就不可能有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的。另外,农村改革也释放出了大量剩余一般劳动者,而这些一般劳动者既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利润。这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创新,而一般劳动者提供具体加工和生产,再加上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政策,共同构建了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基本框架。未来中国发展,人力资本优势很可能转变为劣势,维稳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提出严重考验。

  所谓“两个之谜”,一个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信任之谜”。一个是关于中国增长奇迹的“中国之谜”。下面笔者就“两个之谜”谈谈个人看法,供大家批评。

  一、关于“信任之谜”

  文建东和何立华在《中国“信任之谜”及其解释》(《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转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信任之谜”的问题。也就是说,就中国的信任问题而言,一面是显而易见的诚信缺乏的诸多事例,强化了人们对信任危机的感性认识,另一面却是各种调查显示的不可驳辩的高社会信任水平。如王绍光和刘欣的研究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当高,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高信任度国家。由英格哈特(R.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d Values Survey,WVS)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1%,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WVS在随后的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分别为52.3%、54.5%、和52.3%,而这三次WVS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信任水平均值分别是24.9%、28.1%和24.5%。而日本学者三宅和真针对同一问题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虽然比WVS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Manabe,1995)。与此相似,中国学者组织的调查也有同样的结论,如汪汇等(2008)对上海市的调查显示其社会信任水平高达66.23%。另外,虽然一些学者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社会信任水平看起来较低,但是较低的数值起因于测度口径的不同(王绍光和刘欣,2002;李涛等,2008)。这种现象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看,是一种让人感到迷惑的现象,该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信任之谜”,并且该文对“信任之谜”给出了解释。该文的解释认为:第一,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较高的收入满意度、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高水平信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该文认为,人们对政府和社会规则总体上保持很高信任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仍倾向于信任公共部门(虽然这种信任程度存在下降的趋势),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基层公共部门的失信行为并没有影响到对更上一层公共部门的信任,因此对公共部门的总体信任水平仍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其二是因为媒体的正面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二,普遍信任与对前景的乐观期待有关,而中国在改革与开放上的成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乐观精神。该文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前者增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而后者不仅使大多数人对家庭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而且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使国人一方面坚定了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和提升了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第三,受访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同质程度相对于美国而言都更高一些,而较高的同质化程度有利于使社会信任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同时,该文认为,中国的信任水平有明显的滑落趋势。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从1990年的60.1%下降为2007年的52.3%。为了提高信任度,该文作者提出的对策是:第一,要提高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第二,要建立和完善法规制度、树立和加强法律权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第三,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

  对于上述二位作者对“信任之谜”的解释,笔者感觉总有些说服力不足。首先,该文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就有问题。该文认为,目前我国有一个较高的收入满意度和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高水平信任,而这种情况与事实似乎是有出入的。更多的研究证明,我国居民的收入满意度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的;另外,人们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高水平信任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该文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与对前景的乐观期待有关。对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居民对前景是持乐观期待还是悲观期待,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确证的命题。而笔者更多认为,可能更多的人是一种悲观期待,而非乐观期待。如一些研究表明,有许多人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另外的一些调查研究也表明,有许多人处于心情郁闷状态等等,这些研究实质也间接表明可能更多人对前景是持悲观期待,而非乐观期待。对于第三个理由,笔者认为同质性确实有助于提高信任度,但同质性不能作为“信任之谜”的一种充分解释。因为信任度的提高与“信任之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下面笔者对“信任之谜”及其有关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本人认为,产生“信任之谜”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与熟人文化有关。在中国人文中,熟人之间的信任度还是较高的,不信任主要发生在不熟悉的人之间。同时,人们之间的交往,熟人之间交往的频率要高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频率。而人们在回答信任度问题时,从心理学角度看,往往是习惯性的或主观先定的按实际交往的范围来考虑信任度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熟人文化下,人们所回答的信任度反映的主要是熟人之间的信任度,而实际存在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可能是很差的,从而就有可能产生所谓“信任之谜”的问题。

  第二,与人文精神中的取中倾向有关。在中国人文中,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心理情结,而取中就是这种平均主义心理情结的一种现实反映。一个人有了好事情,请大家的客,让大家都沾点光,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有了不好的事情,大家也宽容一些,有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趋势。这两种情况都反映的是一种取中倾向。取中倾向对信任度评价产生的影响是:若实际存在的信任度很差,但人们在评价时,可能会往好的方面提升一点;若实际存在的信任度很好,相反,可能人们会认为仍存在许多问题。这种心理情结反映在调查中,也可能导致,一方面,实际存在的信任度可能较差,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信任度却有较高的评价。这也可能是催生“信任之谜”的一个因素。

  第三,与血缘文化有关。在血缘文化中,真实语言主要体现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子里。人们在血缘圈子内部,表达是一种方式;而在血缘圈子的外部,表达又是另一种方式。在圈子内部,表达可以是真实的,而在血缘圈子外部,表达就更多具有艺术性,而缺乏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调查就可能面临这样一种问题,当研究者遇到自己家人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时,调查所得到回答可能是没有误差的,是科学的,但当遇到陌生人时,调查所得到的回答就可能是艺术的,而非科学和真实的。这种情况也会导致科学研究出现的理论结论与实际存在的情况产生冲突。

  第四,与推己及人的心理取向有关。善良的人总是从善良的角度去推测别人的心理,恶毒的人总是从恶毒的角度去推测别人的心理。人们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反映不同的道德境界,在推度别人的道德境界时,会有不同的心理取向。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有高信任度的人,在推测别人或社会的信任度时,也会倾向于有高信任度的评价,自己有低信任度的人,在推测别人或社会的信任度时,则会倾向于有低信任度的评价。一般情况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信任度就高一些,这时,这些有良好教育的人对别人或社会信任度的评价也就可能会高一些。所以,在存在推己及人心理倾向的情况下,若在研究问题时,选择调查的群体不具有全面性,或只选择了一些具有高信任度的群体进行调查,这时可能也会产生所谓“信任之谜”的问题。

  第五,与市场经济及其秩序不健全有关。市场经济要求交易的牟利性,必然一方面推动扩大了交易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们更注重交易渠道的培育和一切交易手段的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尽可能利用好关系和熟人手段,并且作为交易的渠道,会去尽心呵护。如何尽心呵护,一方面,是增加物质方面的投入,通过平常的礼尚往来和物质交往来传递联络感情的信息;另一方面,就是增加精神方面的投入,如话语方面的关心等,其中增加信任度也是一种精神投入的表现。所以,市场经济,对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会产生何种影响,尚待研究,但对熟人圈子和关系圈子建设,会客观有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会导致熟人之间更加注重信任度的培育。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理性计算的一种客观选择,因为若不注意培育好熟人之间的信任度,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熟人文化和关系文化的氛围中,其导致的交易成本就可能是巨大的,是得不偿失的,其后果也许是不堪设想的。另外,市场经济秩序的稀缺会进一步导致关系和圈子更紧密化。因为为了应对市场秩序稀缺所产生的风险,人们会自发加强一种团体的联系,从而通过合作收益的增加来规避市场风险。而为了加强团体的联系,就必须要增强团体的粘合剂,这粘合剂就是信任度。在熟人团体中,由于博弈是可重复和多次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讲诚信的人也会自动淘汰出局。所以,市场经济秩序稀缺会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关系和圈子内部人之间的信任度,这种情况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秩序演进的自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陌生人之间是欺诈盛行,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信任度却在提高。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在研究中出现所谓“信任之谜”问题或对信任问题研究产生一些扭曲影响。目前,在中国,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秩序在不断完善,但秩序稀缺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中国人信任度的研究就需要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重要变量;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研究结果方面的误差。

  实际上,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自圆其说的,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客观运行的,也是不存在所谓“谜”的问题的。所谓“谜”,实质是理论之“谜”,是人们对这种现象还没有认识清楚的一种表现。对于上述二位作者提出的“信任之谜”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所谓的“信任之谜”实质也是不存在的,它实质是一种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特点所导致的人们在信任研究问题上的一种扭曲反映。客观存在的可能情况应当是:一方面,中国的整体信任水平应当是下滑的,这也是得到许多事实所支持的;但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和圈子内部,可能信任度有一种提高的趋势。

  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没有信任,或信任只表现为特殊信任,也就是只表现为熟人之间或圈子内部的信任,这种信任就是不健全的。社会缺乏信任,既不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交易效率,也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所以,中国发展,提高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水平,意义是深远的。如何提高,笔者认为:第一,要从法律方面提高失信的成本。具体要从习俗和小事抓起,要对一些小的失信行为就要进行严厉处罚,而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这实质就是在纵容失信行为。第二,要培育一种自觉文化。自觉文化的核心应体现诚信意识、敬畏意识和理性意识。而面子文化、血缘文化、熟人文化本质是不自觉的,本质是缺乏普遍诚信以及敬畏和理性精神的。为此,要从幼儿园和小学抓起,要培育一种自觉自律人格,要从小养成一种自觉自律的习惯。第三,制度要更加注重公开化建设。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因为在公开的条件下,失信也就是公开的,从而也就客观增大了失信的成本,同时公开也有利于发挥社会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另外,中国人也有顾面子的特点,所以,注重制度建设的公开化,也有利于发挥面子约束的积极作用。所以,注重公开化建设,对传统人文精神既有改造的作用,也有发挥和利用的作用。第四,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积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要提倡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公平是道德的优良土壤,也是提高社会信任度的重要基础。第五,提倡适度有序竞争,反对无序过度竞争,要注重竞争的人本性。竞争是发展的手段,人本身才是发展的目的,不能为了提倡竞争而忽视人本身的发展。第六,加强社会道德建设。要发挥好媒体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要对全民经常进行持续不断的道德教育活动。第七,政府要提高公信力,要起好带头作用。第八,知识分子群体也要做好社会诚信的代表。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神楷模。若知识分子没有良心,社会就没有良知;若知识分子没有诚信,社会就会更加缺乏诚信。所以,在社会诚信建设上,也要加强知识分子诚信品格的建设,要加大反对学术腐败的力度,要对学术权力进行有效制衡。

  二、关于“中国之谜”

  “中国之谜”的说法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1993年最先提出。罗纳德认为,中国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把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也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改革方案,引发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在各种缺损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却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布坎南(J. Buchanan)也对中国学者说:“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汪丁丁,1998)。

  什么是“中国之谜”?一般而言,就是指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高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具体而言,有学者总结指出,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从增长速度来讲,历史以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在30年间保持每年将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日本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只持续了20年。而且,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还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期。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二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奇迹的神秘之处在于其“非常规”的性质: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处于低水平阶段,如人均资源禀赋、技术创新水平。也就是说,按照这些理论的预言,中国不应该有经济奇迹发生。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制度不完善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就是说,中国改革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展开,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而是在产权不完全清晰、价格不完全自由、公民不完全民主、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政治改革滞后等一系列不太理想甚至扭曲的制度条件下,取得了比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要求进行的苏联东欧改革更大的成就。这就愈加彰显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奇迹的意义。

  对于“中国之谜”的解释,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

  新古典论:该观点认为中国根本不是一个“谜”,中国的增长完全可以用新古典理论来解释,这种增长来自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很少(Krugman,1997;帕金斯,2005)。

  比较优势论:该观点认关键因素是比较优势。林毅夫认为中国的高速持续增长来自于从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型到以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为基础的战略上来,而比较优势和技术进步,导致中国的后发优势得以发挥,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企业的自身能力,促进了中国高速持续增长的“奇迹”(林毅夫,1994,1999,2004)。

  地区竞争论:该观点认为“中国之谜”是地区竞争的结果。张军(2007)认为:“我能够让自己信服的解释只有一个: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而张五常(2008)也认为地区竞争是破解中国之“谜”的关键所在,他写到:“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二○○○年通缩终结,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这制度运作的密码……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我是一九九七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当然,地区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

  后发优势论:郭熙保认为,过去的五十年是个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特别是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创造了又一个经济奇迹。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这里后发优势就是指后进国家相对于先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有利条件。后发优势具有相对性、客观性、潜在性和递减性的特征。按要素划分,后发优势有五种类型: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五种后发优势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追赶型增长,由于后发优势具有递减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放缓。但后发优势仍然存在,因此,中国经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

  民间投资论:有学者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民间投资。中国经济在鼓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投资方面表现突出。国内私营企业一直是当地最具活力的投资者。

  市场论:对于“中国之谜”,茅于轼认为,我们基本的经验不是工业化,不是建设祖国,不是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奋斗,而是市场化。或者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大家通过交换赚钱,大家都忙着赚钱,那钱就多起来了,财富就增加了。

  人力资本论: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94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如果单位劳动力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上升10美元,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将上升4.6%。而1994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变得不显著了。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发展的初期,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很大;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作用在减弱。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和经济结构的发展,我国非国有经济迅速成长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另外,与外商直接投资不同的是,1994年前后,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的促进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则一直很稳定,可见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和其作用的稳定性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廉价劳工论。该观点认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唯一优势在于中国的低劳工成本。

  外资推动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外资推动。

  出口拉动论。一些西方的观察家人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应归功于美国的市场开放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威权政府论。威权政府论解释中国奇迹的论据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中国的基础建设速度比西方民主国家快得多,因为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

  子虚乌有论:当然,也有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根本就是一个假象。他们说,虽然中国经济看上去强大、有活力,其实质是虚弱的,很可能出现长期的下滑,甚至可能濒临崩溃。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统计数据是捏造的,中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

  对于“中国之谜”如何解释,笔者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事实,但因素是总体的,也就是多方面的,上述提到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作用,但有些作用较大,有些作用较小。在这些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关键和基础因素有二大方面。一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基础。二是人力资本起了重要支撑作用。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世界银行 1997年发布报告称,世界各国中,除了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中东国家外,大多数国家60%以上的社会财富是由人力资本构成的,足见人力资本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加拿大、新西兰、挪威、瑞典、美国等国的人力资本账户的分析一致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人力资本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我国,人力资本支撑主要表现在两支队伍上:一支队伍是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一支队伍是一般劳动者大军。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庞大的专业技术人才后备军。这些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若没有这些高素质人才作支撑,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能持久的,或者也就不可能有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的。另外,农村改革也释放出了大量剩余一般劳动者,而这些一般劳动者既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利润。这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创新,而一般劳动者提供具体加工和生产,再加上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政策,共同构建了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基本框架。

  但问题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代价也是沉重的,这里尤其是社会成本的增大,也就是增长有经济收益,但发展也付出了社会成本。

  首先,是竞争秩序紊乱有加剧趋势。具体表现:一是潜规则的泛滥。人们谋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非正义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现在是取之无道。关系成了越来越重要的资源,而规则则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富起来的,就需要首先敢突破道德的底线,否则,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致富就是很难的事。二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这多年,虽然国家在治理假冒伪劣产品方面也下了大功夫,但总体看,仍是屡禁不止。这里也有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但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讲道德的公民,就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在个人行为上也不会有什么大错。但若一个人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就是法律再完善,他也会想办法钻空子的。因为价值观规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导向,讲道德的人,其价值观是道德取向的,而不讲道德的人,价值观是不讲道德取向的,而法律仅仅是对这种取向进行约束。但问题是,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穷究所有的情况,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应是人的内在素质,而不在法律的外在约束。另外,法律也是人执行的,若不讲道德,法律的执行也就是空话。当然,这里也不是说法律不重要,健全的法律约束也是很重要的。三是传统道德的沦落。如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但在农村,不孝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再比如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等等。整个社会是越来越金钱化和世俗化,而道德却越来越表现为面子化和形式化。

  其次,是环境资源成本的增加。中国的高增长是在付出了巨额的环境资源成本基础上取得的。一是资源的投入巨大。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同时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倍。以2004年为例,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根据《世界资源报告》(2001-2002)提供的资料计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中国的能源消耗量10倍于日本、5倍于美国。另外,从资源家底看,中国资源虽然从总量上看家底较厚,但人均一比较,实质是资源贫国,而不是资源富国。2005年,我国煤炭人均可采储量为88吨,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2%;2005年,我国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1.7吨,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6%;2005年,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797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5%;2005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根据2005年公布的“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中国森林覆盖率18%,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二是对环境的破坏严重。我国高经济增长除了高资源投入外,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也是十分严重的。比如水污染,就已十分严重。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检查黄河、长江、淮河等流域水污染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四大流域的整体污染现状已经成为常态,七大水系中有26%的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的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这里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就是指连农用水都不能做的“废水”,更不能饮用和接触人体。另外,森林大幅度减少、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等等。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引发了许多安全事故。2005年,广东北江隔超标水污染,经济损失达到1亿多元;2006年,甘肃徽县铅污染事件,300多人血铅超标;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事件;等等。

  上述两方面的不足是制约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重要因素。另外,由于分配不均,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再加上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未来中国发展,人力资本优势很可能有变为劣势的趋势。其中由于人心不稳,维稳将会是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如何应对挑战,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坚持如下思路。第一、要坚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中央也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台了不少措施,但具体到实践上,就空了许多,所以,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这里关键是要抓落实。第二、要坚持重农主义的思路。要坚决限制圈地,要提倡大学生从事农业。对考上大学的学生,要保留土地,村上不要随意收回。学生毕业后愿意回农村务农,社会要多鼓励。第三、要降低经济增长率,更多要注重人民幸福度的提高。要组织有关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考核指标体系进行修正。第四、提倡休闲和适度竞争。休闲是人的本质,而竞争也是手段,不是目的。第五、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将减少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要呈哑铃形,也就是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是小头。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体育产业、教育、医疗等。第六、大力发展精神产业,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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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1版,吴坚忠译。

  8.陈毅:《博弈规则与合作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9.陈平: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红旗文稿〉〉2010年4期。

  10。唐志军: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文献综述,http://chenhangping.fyfz.cn/art/739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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