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端正政绩观有利于纠正统计失真

作者:王小鲁:  时间:2014-06-23   浏览次数:0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1998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和发展研究室主任。2001-04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受邀担当重大课题研究。

  早期研究领域有农村和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十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市化、市场化改革等问题。曾获首届和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长安讲坛第254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表了题为“读懂中国经济数据”的主题演讲。王小鲁认为,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国家统计局作出了很多努力,近年来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中国人口数量巨大,方方面面情况复杂,尤其是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导致统计工作经常面临各级政府出于政绩考虑而施加的压力,所以要想将数据完全统计准确很困难。改革需要端正政府的政绩观,纠正政府的激励机制,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率,更不要去追求虚假G DP。

  不当政绩观导致G D P失真影响宏观决策

  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统计工作,报高不报低,基层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采取“挤水分”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因而全国统计的G D P数据低于各省的统计。

  王小鲁首先谈到的数据是G D P。

  他说,长期以来,围绕经济增长率统计是否可信、是否准确有不少争论。当前中国G D P的统计基本采用国际标准,国家统计局已经从各方面完善了数据的采集工作。这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指标,由大量分向指标汇集而成,而且涉及全国的生产单位及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统计过程比较复杂。

  G D P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全部生产活动的最终结果。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统计方法。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用相应的方法。中国主要采用生产法。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统计是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层层上报,通过数据收集汇总形成的,这样一套方法和生产法的统计容易接轨。目前中国仍以生产法为主要统计方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则主要用于核算。理论上讲三种方法统计所得结果应一致。但是事实上,世界各国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统计本身具有复杂性,每一个分向指标的收集整理都有可能存在误差。另外,在计算方面仍存在值得探讨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三种方法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但是中国以生产法为主,同时也参考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之间有一定的调整,所以最终结果较接近真实水平。

  王小鲁介绍说,生产法对生产部门创造的增加值进行汇总,基础数据来源于生产单位。小企业、个体经营户和农户数量巨大,存在统计困难,所以往往采用典型调查法进行推算,再结合统计所得企业数据进行汇总核算。经济普查对G D P统计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进。因为上报的数据可能会存在偏差,所以隔一定时间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涵盖所有生产单位的经济普查,所得数据相对真实可信,可以对G D P数据进行校正。

  近期统计局有一重大举措:全国90万家企业网络直报。通过网络直报,企业的数据直达国家统计局,可以避免中间过程可能产生的数据误差、损失。总的来说,G D P的统计还在改进中,基本上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数据,当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全国每年G D P增长率和31个省市自治区统计的G D P增长率不一致。平均每年地方统计的G D P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增长率2到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统计工作,报高不报低,这种现象在各级都有发生,基层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采取“挤水分”措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一些不实的虚假成分,把这部分的成分剔除,因而全国统计的G D P数据低于各省的统计。

  以上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观有关。

  王小鲁说,李克强总理担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曾经讲过,G D P是一个人造数据,他更相信一些实物数据,比如说发电量、货运量等。确实,有时通过对实物数据的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更准确一些。要生产就要耗电。这中间由于效率提高、节能减排等等原因,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高于电力增长率,但相差不会太多。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经济增长目标8%。当年电力消费只增长2.8%,铁路货运量增长率降到负的4.6%,说明经济在下滑,但事后公布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8%。和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只相差了0 .2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是不真实的。

  统计会出现不真实的问题,对宏观政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有时甚至会有相当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情况随后有所好转,但不排除在某些年份还出现类似问题。举例来讲,电力消费的增长率2007年是14.4%,2008年降到5.6%;铁路货运量的增长率2007年是9%,2008年降到5.1%,2009年降到0.9%。虽然电力和铁路货运增长率大幅下滑,但是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9.6%,2009年是9.2%。数据偏高,有失真实。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历史规律可知,当经济过热时,实物增长率通常非常高,而G D P的增长率上升相对缓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些实物数据增长率大幅下降,而G D P的增长率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小。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现象,统计部门对数据做了某种平滑处理,上涨的时候往下修一修,下跌的时候往上修一修。这种处理方式不排除存在无意的成分。当数据出现大幅度跳动的时候,统计分析人员有时很难判断这是数据误差,还是实际情况,可能当作数据误差来进行修正。但是也不排除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面临一些行政上的压力。虽然国家统计局一直在对统计数据做挤水分的工作,但是挤的时候存在一些人为因素的空间,可能少挤一点,可能多挤一点。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导致上述结果。

  王小鲁说,这种情况下,统计部门压力减轻,领导也高兴,但对经济决策不利。根据不真实的数据做出不正确的决策会导致国民经济蒙受损失。统计部门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统计部门。目前,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形势下,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方面也做了很多改变,但很多考核指标仍然和G D P有密切的联系。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还需更多努力。

  灰色收入导致收入统计偏差较大

  2011年城镇10%最高收入居民和10%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8.2,可是如果按照推算的结果是20.9倍,实际收入差距要高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收入差距。

  工业增加值数据的情况大体类似。他介绍说,统计里有两个不同的工业增加值指标:工业统计中的工业增加值,G D P核算中的工业增加值,前者通常比后者高2-3个百分点,差别在于后者是经过所谓挤水分操作的。

  此外,就业统计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因为统计中有两个差别非常大的指标: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和城镇就业人数。有时这两个指标会出现混用情况,用单位就业人数来代替城镇就业人数。

  用一个例子表示其区别:2012年城镇就业人数37102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15236万人。差别主要在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也不包括下岗和离岗人员、业余打工的学生、实习生、企业通过劳务外包使用的人员。当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就业一共13200万人,和单位就业人数合并是28000万人,和城镇就业人数的37000万人还相差8000多万人。所以也不排除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统计偏低的情况。

  而城镇就业人数因和人口普查衔接统计相对准确,而且统计局在普查结果和常规统计不一致时往往会对这一数据作出调整,但是仍有偏低可能。主要原因是对流动人口,也就是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的统计存在遗漏。

  王小鲁认为,人口普查中对流动人口和流动就业人员可能产生的遗漏会影响城市化率数据的准确性。国家统计局在经济普查中,对农民工的检测数据也较少。据他推算,2012年城镇就业人数统计的是37102万人,如果根据农民工检测数据和普查数据之间的差额做一个修正,就要在3.7亿人之上再增加4000万人,总数接近4 .2亿人。相应农村就业人员要减少3000多万人,于是城市化率可能比官方数据高2到3个百分点。

  在居民收入的统计方面,有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和资金流量表数据两套数据指标。王小鲁介绍说,近期国家统计局把城乡两个调查合并成一个调查,扩大了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样本容量。以2011年为例来看两套数据的差别:据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推算结果,当年全国居民收入19.6万亿元,而资金流量表数据提供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8.6万亿元,两个指标差9万亿元。原因可能在于统计口径的差别。住户调查中按照现金收入现金支出进行调查,资金流量表数据还包括自己住自己房子时的虚拟房租收入。

  导致如此大统计差别的原因是统计遗漏,其原因有二。第一,住户调查样本形成过程复杂,遗漏高收入居民数据。随机抽样的样本如果拒绝调查,就会临时换成另一个样本,这两个样本之间可能在收入水平上存在差距。高收入人群普遍倾向于拒绝调查。中等和低等收入人群由于收入简单,比较愿意接受调查。第二,被调查者虚报收入。这种情况发生率相当高而且没有办法核查。造成的结果就是取得的高收入居民数据明显低于真实水平。

  这里涉及到灰色收入问题。王小鲁说,几年来我们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在全国60多个大中小城市做了三次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尽可能做到数据真实可靠。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型推算来推算我们国家实际的居民收入。经过数据分析、模型推算得到2011年的结果是34 .7万亿元,分别比住户调查、资金流量表数据高15.1万亿元和6.2万亿元。报告中把高于资金流量表数据的6 .2万亿元称为灰色收入。这部分收入来源不清楚,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是否合法。

  灰色收入表明住户调查数据和流量表数据都存在相当大的统计误差,这两者都集中在高收入居民部分。2005年的推算结果显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将城镇居民分为最低收入、较低收入、中下收入、中等收入、中上收入、较高收入、最高收入七组,中间三组每组占20%,两边四组各占10%,对居民收入重新推算,最高收入组差别最大,推算结果大约是统计结果的3倍以上,其它组相差不太大。2011年最高收入组推算结果人均年收入18 .8万元,但是统计数据只有5.8万元。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居民年收入只有5.8万,这种情况与现行的那么多人买房子、买汽车、出国旅游、在国外市场上购买奢侈品是不相符的。

  2011年城镇10%最高收入居民和10%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8.2,不到9倍,可是如果按照推算的结果是20 .9倍,实际收入差距要高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收入差距。出现如此大的收入差距,首要原因是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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