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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发展方式转变从何入手?

作者:王小鲁  时间:2012-04-23   浏览次数:0

  从2009年以“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今年的以“促转变”为发展重点,政策思路的转换彰显出我国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了今年“两会”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中。

  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迄今为止,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比如:促进产业升级,从粗放型经济发展转换为集约型经济发展;从大量要素和资源投入带动的经济发展转换为由科技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从以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转换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从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转换为内需带动的经济发展……那么,当前中国的发展方式急需什么样的转换呢?

  应该说,前两种“转换”其实和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相联系的,会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在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仍然需要根据要素的比较优势选择发展模式,比如说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发展高科技产业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两种“转换”还要进一步说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摒弃传统增长“依赖症”

  当前的发展方式问题到底在哪里?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数年份超过60%,资本形成(投资)的贡献率多在20%—40%之间;而从2001年以来,最终消费的贡献率降到了50%乃至40%以下,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升到40%—60%的区位。净出口的贡献率在金融危机前已上升到20%左右。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强。只是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下降,净出口贡献率跌到-45%。

  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和我国的需求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可以看出,在2009年的大幅度下跌之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呈加速上升态势。回顾过去的50多年,1952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接近80%,此后逐渐下降到了2008年的48.6%,越来越大的部分被投资和进出口代替。其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趋势尤其突出,1952年占GDP的60%以上,1978年改革开放时占到50%左右,而2008年已降到35%。

  有的经济学家说,居民消费率下降是个伪命题,因为居民消费实际上没有那么少,是被低估了。在我看来,居民消费总量很有可能被低估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率被低估。这是因为居民收入被低估的可能性和程度都更大。不仅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客观存在,而且不排除下降速度快于统计显示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文章认为,居民储蓄率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上升,储蓄率上升完全是由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上升所导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统计局的居民收支调查数据不支持这个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储蓄率基本上是一直上升的。农村居民储蓄率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有一个下降的过程,但近年又趋于上升。从城乡居民加权平均值看,居民储蓄率还是呈明显上升趋势,1990年是15%,2000年是22%,2008年到了27%。考虑到这一调查数据中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可能有大量遗漏,储蓄率的实际上升速度可能更快。

  再从银行存款角度来看企业和居民储蓄的变动,1998年到2008年期间,金融机构的企业存款从3.2万亿元增长到15.8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从5.3万亿元增长到21.8万亿元,财政存款从0.2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政府掌握的社保和土地出让金部分。这三项都达到了10年前的4倍到8倍,而名义GDP只是10年前的3.56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是2.95倍。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趋势。

  过低消费是症结

  我们现在面临的过低消费是被普遍认同的。过低的消费、过高的储蓄究竟带来了哪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导致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的拉动。资金的低成本充裕供应,助长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过高的投资率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快扩张,而消费需求的增长慢于生产能力扩张速度,就不断导致产能过剩。所以,产能过剩是我国持续出现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行政手段压缩过剩产能。这在短期看可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在破坏了已有的生产能力。

  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断投资、扩大产能、造成产能过剩,然后又用行政手段不断压缩产能的方式,带来投资资金、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降低了经济效益。一个时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持续超过20%,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3%,而GDP年增长率只有10%左右。当然,10%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但与如此高的储蓄与投资增长相比,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这说明我们的实际投资效率还是相当低的。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巨大的原材料需求拉升了世界市场的价格。中国GDP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是美国的一半,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已基本与美国相当。处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单位能耗高一些是正常的,但过高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的确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假如能把浪费掉的投资资源用于大众消费和公共服务,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会有效提高增长潜力和可持续性,同时大大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的破坏,促进和谐发展。

  从出口方面来看,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出口超常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产能增长过快而内需不足的必然反映。国内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过多的生产能力就要到世界市场上找出路。但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导致了和世界各国频繁的贸易摩擦。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市场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出口增长持续保持在20%以上的状态了(也许今年除外,因为去年基数太低)。

  以上情况说明,我们的经济存在结构失衡,其关键是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那么这种结构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消费需求不足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就遇到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来自生产过剩,原因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因此导致的大众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凯恩斯提出了总需求不足的理论。他更强调投资小于储蓄会带来总需求不足,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节俭悖论,他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全社会如果储蓄过多,就会导致生产下降。其实,消费不足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仍然是收入分配问题。

  改革重在缩短收入差

  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呢?从大萧条以来,短期对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制度的变革。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除了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实行了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些都是大萧条时期的产物,实际上标志着美国的一个重要制度变革,通过这些制度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欧美二战前后的经验来看,之所以改变了以前早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现象,关键在于制度的改善,其中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收入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差距。

  二战以后,除了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说明他们的收入差距在缩小。美国收入差距较大,社会福利较少,但他们推行了负债消费,而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中、日、韩、新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基尼系数在过去三十年中是上升的,从1978年的0.32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7,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这是消费率下降背后的原因。

  在我看来,我们的消费不足首先要归因于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大众消费空间受到压缩;其次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住房负担过重,导致居民不得不储蓄,压缩了消费。

  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下降,为什么会带来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以2008年统计局的城镇居民收支数据为例,城镇最低收入10%家庭的储蓄率是4.6%,而最高收入10%家庭的储蓄率是38.1%,两者相差七八倍。这很清楚地反映出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因而储蓄率越高这样一种关系。而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因而就会拉升平均储蓄率。以我国过去三十年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储蓄率与基尼系数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85),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上升0.76个百分点。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据此推算,基尼系数如果从现在的0.47回落0.37,消费率大概可以从49%回升到57%。还要说明的是,初步研究发现,我国实际收入差距显著大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差距。

  收入差距的扩大又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有历史性的因素、政策性的因素,但更加值得强调的是体制性的因素。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与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前期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相仿之处,即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不健全。目前,还有大量农村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工没有被纳入社保范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居民负担的医疗、教育费用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5年,最近两年有所改善。而飞涨的房价,也超过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其他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还非常低。2008年房地产企业的住宅投资高达2.2万亿元,而同期各级政府用于廉租房的支出仅为140亿元,相当于前者的0.6%。医疗负担、教育负担、住房负担,挤占了居民的消费空间。

  此外,还应该注意资源收益和垄断性行业的问题。垄断性行业利润过高,缺乏合理资源税和垄断利润调节税,土地收益也缺乏规范和管理,地方财政受土地影响较大。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从11%升到了20%。而预算外政府资源上升更快,土地出让金年收入已达到1.5万亿元的规模。各种资源被过多用于投资和财政开支,用于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较少,缺乏常规资金来源。而公共资金管理和监督存在的欠缺又导致了公共资金的浪费与流失。因此,这不单纯是预算外资金的管理问题,也涉及整个公共资金的管理和整个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概括而言,要解决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失衡问题,根本出路是通过推进体制改革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要继续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二要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三要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和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四要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切实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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