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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用财税改革铲除灰色收入土壤

  时间:2013-10-10   浏览次数:0

  王小鲁,195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日,这样一组数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0.9倍,远高于官方统计的8.6倍。

  数据来源于由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执笔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调查报告》,这也是继 2007年、2010年之后的第三份关于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查统计课题报告。“之所以持续关注灰色收入问题,在于它严重侵蚀了社会正常的分配秩序,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从而成为未来发展的巨大阻力。”王小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灰色收入大多与权力相关

  《华夏时报》:此次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调查报告》有哪些变化?

  王小鲁:这次公布的一些数据是根据我们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居民的家庭情况调查数据和最新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推算得出的。与前两份报告相比,社会各阶层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分布情况大体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其一,近年来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加快,使高低收入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比2008年有所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和灰色收入总量还是更大了。部分城镇居民的灰色收入,2008年推算约5万亿元左右,2011年初步推算是6.2万亿元。其二,最高收入家庭隐性收入的相对比重仍然占全部居民隐性收入的主要部分,但中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有所增加,这可能意味着灰色收入有从少数最高收入人群向部分中高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

  《华夏时报》: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巨量“灰色收入”,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王小鲁:灰色收入大部分与权力相关。在权力对资源进行支配的情况下,掌握资源支配权力的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染指其使用或分配过程,发生侵占公共资源,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获取个人利益的现象,因此产生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用于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资源,可能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猎物,反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具体来说,它有六个最主要的来源:第一,公共资金管理不善导致流失;第二,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分配不当;第三,土地等生产要素收益分配不当;第四,行政性垄断导致分配扭曲;第五,对公权力缺乏监督导致寻租和腐败;第六,公共服务部门的腐败。

  收入分配失衡实际上是各方面收入分配问题导致的一个最终结果,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诸多问题,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在影响收入分配。在我看来,目前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因此,要控制灰色收入,就不仅需要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权力的行使作出严格的法律界定,建立一系列相应的规章制度,而且需要对公共资源的整个使用和分配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靠政府进行自我监督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使政府管理透明化,从而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政府实行监督。

  《华夏时报》:那如何才能做到政府管理透明化?

  王小鲁:除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尽快实现各级政府的财政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管住管好公共资金。但当前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政府各项支出标准。政府乱花钱和产生腐败,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支出没有标准。应当对全口径的行政管理支出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制定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有了标准,才便于监督和管理,才能对政府支出进行有效控制,防止腐败和浪费,防止乱花纳税人的钱。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了一系列弊病,应当大幅度减少专项转移,根据正常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来充实对地方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

  灰色收入侵蚀着制度和秩序

  《华夏时报》:你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始对收入分配和灰色收入加以关注和研究的?

  王小鲁:我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改革问题,90年代有好几年在国外做访问学者和读学位,回国后一个时期研究的课题主要是怎么“做大蛋糕”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关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地区发展和区域差距等问题。后来我发现“蛋糕”是在做大,但是“切蛋糕”出现了问题,蛋糕做大了,切给谁?是全社会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是只有少数人享受?显然,如果“切蛋糕”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将“蛋糕”继续做大也会有很大困难。

  因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所以在2004年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研究收入分配上,第二年,我与樊纲共同完成了一个《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但我认为,这个课题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更深入地做下去。于是,这个深化了的收入分配课题从2005年一直研究到现在。

  《华夏时报》:你认为“灰色收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

  王小鲁:灰色收入一般来说既不是正常的劳动报酬,也不是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合理回报,它的大量存在,反映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公正,直接侵蚀着制度和秩序的正当性,导致了非常强烈的公众不满,甚至社会冲突。如果任其发展,无疑将最终颠覆性地破坏社会制度和市场秩序。

  总的来说,灰色收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负面的,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扭曲,影响效率,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和寻租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用财税改革

  铲除灰色收入土壤

  《华夏时报》:你提到灰色收入加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事实上,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国一直在努力,近几年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但效果却不大显著,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收入分配涉及方方面面的体制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收入分配体制,似乎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它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涨工资问题或者调个税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是方方面面体制问题的综合反映,所以需要推进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否则,收入分配很难改善。有的问题要改、要动,必然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就会有阻力,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

  改革30多年来,中国已大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很多问题远未解决,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有非常大的分配资源的权力,但是对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监督却远远不够,做事不规矩,透明度低,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贪污、寻租和公共资源流失等。

  《华夏时报》:对于收入分配和灰色收入,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王小鲁:非法收入实际上常常难以界定,就形成了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问题是当前危害最大、引起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形成社会矛盾焦点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反腐是当前要务。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掀起反腐风暴。从整饬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到对贪腐保持严打态势,再到起步探索新时期反腐制度建设,这套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在反腐方面是有作为的。

  但是,以行政手段解决腐败问题恐怕还不够,更关键的是要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从制度上杜绝腐败和灰色收入产生的根源。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形成,与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市场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许多弊病相关。只有推进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两极分化、腐败和收入不公平分配的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内需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因为这些结构问题的基本根源也来自收入分配失衡。

  《华夏时报》:那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

  王小鲁:我想首先应该是财税体制改革。因为灰色收入和腐败问题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一些严重缺陷直接相关。一方面,这些体制缺陷对行政管理产生不良的利益诱导,对各级党政干部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也直接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及低效率的分配和使用。

  另一方面,这些体制还导致公共资金及资源收益的流失及不合理分配。另外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大量使用银行贷款和股市资金,它们实际支配的资金规模还远高于以上数字。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能否用得合理,不发生流失和滥用,对改善收入分配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我国财政体制第一位的问题还不在于政府收入过大或者不足,也不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应该怎么分权,而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党政机构自身消费过大,一般行政管理支出过高,不必要的投资过多,而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不足,社会保障仍然不健全。而且由于制度不健全和缺乏监督,还导致了公共支出中资金大量流失和挥霍浪费,由此也形成了一批靠公权力致富的人群。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规矩、设定标准、强化社会监督、约束政府支出,才能消除这些弊端,杜绝腐败,也才能铲除灰色收入产生的土壤。

  链接

  王小鲁团队的推算法

  8年里,王小鲁团队先后发了三份与灰色收入相关的调查报告,这些数据是目前罕见的专项研究,同时也给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现实参照。

  不过,这些数据与官方统计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王小鲁表示,统计局的居民收入数据是按照统计学的规范在全国做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取得的,形成了一个固定样本,并用这个样本来直接推断全国总体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这个方法本身应该说是合理的,但推断出来的结果有较大的偏差。主要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不真实,原因是他们很多人不愿意透露真实收入。

  正是因为这样,王小鲁团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尽量减少数据的遗漏,减少有意识的低报瞒报,因此采用了定向调查的方法,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数据可靠性的相应措施。而这可能就无法同时满足随机抽样的原则。因此也就决定了采取的分析方法也不同。调查数据是用来推算居民消费特征以及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的,而不是用这个数据来直接推断总体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是通过模型分析方法取得相关参数,然后据此对居民的收入水平随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进行模拟,从而推算出各组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因此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是推算结果,并非统计结果。(马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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