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改革要根据发展阶段和特征进行顶层设计

——在中改院“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发言

作者:王一鸣  时间:2013-08-20   浏览次数:0

  [编者按:]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题为“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主持。

  会议重点就当前经济形势、经济转型相关问题及改革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讨论。以下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的发言实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第一点,关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基本特征就是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一位数的增长。我认为拐点实际上发生在金融危机前,2007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了。从持续的变化过程看,有金融危机后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结构调整和潜在增长水平变化等内在原因。外部环境变化是条件,内在因素起来更重要的作用。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渐进的过程,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有突变性。一是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原有的发展模式使得这种内需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扩大内需能拉长经济较快增长的阶段。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虽然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但劳动力素质在提高,每年毕业七百万大学生,人口质量红利的提升抵消了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三是中国幅员广大,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内陆地区延续生命周期。经济增速放缓,但这个过程会比其他国家要缓和得多。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数量减少,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但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所以,既要看到经济增长的趋势性变化,又要看到这种变化的渐进性特征,这是我对增长阶段变化的理解。

  今年下半年,从投资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在采取微刺激措施后,增长不会有太大问题;房地产投资现在仍在高位,短期内也不会有大幅下降,房地产市场依然比较热。制造业投资7月份指标是稳住了,如果国际市场有回暖的话,制造业投资还可能会有回升。我更担心的是潜在风险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和金融领域的风险。我觉得今年7.5%左右的增速可以实现,速度不是太大的问题,更重的是要重视潜在风险。

  第二点,关于“转型”。转型是以增长阶段转换为前提的。转型的内涵是什么?主要应是,在产业结构方面,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在需求结构方面,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在收入结构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要素结构方面,提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经济占全国份额逐步提高等,无非是这些内容。而这种结构性变化都是以速度适度放缓为前提的,是以增长阶段的转换为前提的。你看近两年,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再看需求结构,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的贡献,今年二季度投资贡献有所回升,这可能是因为采取了微刺激措施。还有要素结构,“十一五”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没有完成,这主要是GDP增长太快,尽管研发投入大幅提高,也难以赶上GDP增速。所有这些结构性指标都是以增长速度放缓为前提的。现在结构性指标在改善,但又开始担心速度了,这有点像叶公好龙。到底是要转型还是要速度?速度和转型很难两全,要找到均衡点。结构调整要以速度放缓为前提。要速度就要拉投资,工业就会上去,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渐进性,转型也具有渐进性。现在讲要建设消费型社会,但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也是渐进的。最近前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黄亦川先生的研究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通过对不同类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较分析,得出了自己判断。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结构比较平衡,消费率比较高,投资率比较低,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跟我们国家比较接近,投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而恰恰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结构比较平衡的拉美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没有跨过去。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投资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一个阶段有下降,但是居民收入增长仍比结构平衡的国家要快。所以,转型也不是绝对的,不是马上要进入消费型社会。中国具有大规模经济体特征,转型也更有渐进性。

  第三点,关于“改革”。我认为增长与改革是分不开的,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取决于改革。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三次大的上升,都是与改革关联的,都是因为改革提升了潜在增长率。转型也取决于改革,转型具有渐进性特征,转型的快慢取决于改革的进度。

  改革现在比较多的是讨论下一步改革重点,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进行顶层设计。从增长的角度碳改革,需要解决的就是培育新的动力。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最关键的就是要素市场化,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市场的并轨,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

  关于土地制度,现在到农村看了以后,真觉得跟以往不一样了,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基本上都是55岁以上的,稍微年轻的就是50岁以上。如果再往后走十到二十年,农村劳动力就没有了,原有的农业发展模式走不下去了,必须要改革。应该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家庭农庄、农业合作社等规模化生产组织,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必须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工资,吸引青壮年劳动力进来,搞规模化生产和经营。

  金融制度改革,当前主要是加快利率市场化,这比预期的要快。这不是预先设计的,是因为影子银行的倒逼。影子银行的利率完全是市场化的,不加快利率市场并轨,就会形成监管套利。银行储蓄下降主要是双轨制引起的。

  最后,转型也取决于改革。转型之后,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政府作用过大,功能过强,扭曲了市场,现在要加快简政放权,该退的退出来。还要加快流程再造,从前端管理为主向中后端管理转换,前端按照负面清单管理,中后端加强监管。现在一步走到位也很难。

  还有一个是财税制度。从中长期来说,地方财税体制要重构,比如,消费税由价内转到价外,留给地方。再有就是财产税,这可能是未来基层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还有一个环境税。要给地方开辟新的税源。如果是财产税、消费税而不是增值税为主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会有变化。

  实践的变化比我们的研究要生动,也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走到这一步必须往前走,当然也需要上层推动,顺势而为。

  我就说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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