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乌托邦》的思想魅力

作者:许耀桐  时间:2016-12-27

  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平等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追求,没有了平等,就失却了社会主义最珍贵的价值。从历史上看,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500年前撰写的《乌托邦》中,就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字里行间散发出浓郁的平等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显露着社会主义的恒久魅力。

  继承历史上的平等观念

  《乌托邦》一书的平等思想有着深邃的历史源头,这就是源自于古希腊的财产平等、人人均分的观念。

  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有关财产平等的观念即认为人类从前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物产丰富、生活和美、大家自由平等。有关“黄金时代”的描述,表达的是由于奴隶制的形成,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而在贫苦农民中产生了对财产平均的渴求。公元前7世纪末期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来库古在斯巴达城创建了“平等者公社”,其显著的特征是平等和集体主义。来库古为城邦立法时,将全国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斯巴达人。为了维持公民内部的平等,斯巴达人不惜消灭了商品货币,并规定分配给公民的土地不许买卖。斯巴达人还结成了公餐团体,实行共餐制。

  莫尔在《乌托邦》里继承了关于“黄金时代”和古希腊的财产平等观念。他从现实出发,愤怒地声讨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乌托邦》中列举了当时骇人听闻的种种不平等,比如,国王的养尊处优、极端腐朽无能和老百姓的勤勉努力、聪明智慧的不平等;劳动者辛勤操作、日夜干活和贵族一事不做、终日游手好闲的不平等;牧民长年喂养牲畜而陷于贫困和富人从事投机却能一夜暴富的不平等;车夫、木匠以及农民的艰难度日和金铺老板、高利贷者的奢侈豪华生活的不平等……莫尔在列举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后指出,“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乌托邦》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这就是说,“平均享有”是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观念无疑继承了古希腊时期的财产平等观念。

  把不平等归结于私有制

  《乌托邦》不仅继承了“黄金时代”和古希腊的财产平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它作出了进一步的超越。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古希腊的财产平等观念,大抵只是作为人们对美德和理性的一种追求,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对私有制作出更多的抨击。难能可贵的是,莫尔能把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平等的罪恶归结于私有制。

  在莫尔看来,正是私有制才造成了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他说,“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就不管产品多么充斥,还是少数人分享”(《乌托邦》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也就是说,有了财产的私人占有,尽管社会财物多么丰富,永远是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困。这样的不平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铲除。莫尔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乌托邦》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乌托邦》把财产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分配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都归结于私有制,从而把平等诉求推向了公有制。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社会,“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乌托邦》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乌托邦》把平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石。

  平等反映了平均主义

  在《乌托邦》所描绘的理想社会里,到处都充满了平等。人们获得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平等。

  在乌托邦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实行公有制度,因而所有制的平等保证了人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平等的权利。首先是劳动平等,乌托邦的生产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每个成年人都要参加劳动,既要从事农业劳动,也要学会一项专门的手工工艺。城里的居民还要定期轮流到农村劳动。同时,乌托邦宪法规定,所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也要参与精神劳动,尽可能地有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开拓,使他们在体力劳动之后充分享受精神生活的愉快。其次是分配平等,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加之乌托邦的劳动生产率高,物资产品丰富,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因而乌托邦实行了按需分配的制度。

  乌托邦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平等,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公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乌托邦社会的政治清明廉洁,当时流行于欧洲各国的行贿、贪污、拉帮结派等政治腐败现象已经绝迹,在欧洲封建王室中存在的谄媚奉承、无休止的阴谋和权斗,也不复存在了。乌托邦之所以能够消除这些政治弊端,是因为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赋予人们平等的政治权利。首先,乌托邦实行平等的选举。全体官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且一年一选,可以连选连任。“飞拉哈”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首席飞拉哈”则由“飞拉哈”间接选举产生;至于总督,先是由全体公民选出4个候选人,然后交由“飞拉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从中选举出一个,并提交议事会决定。其次,乌托邦实行平等的管理,凡重要的公共事务都要提交“飞拉哈”会议,由“飞拉哈”通知各住户开会讨论,并将决定报告议事会,必要时还要提交全岛大会民主审议。再次,乌托邦实行平等的监督,凡是不称职的官员,就及时予以撤换更替。

  乌托邦建立了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文化教育制度。乌托邦的文化教育平等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校教育平等。所有男女儿童一律进入学校,求取知识,修养品德,“所有儿童都被引导读有益的书。”(《乌托邦》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教士充当教师教育儿童青年,“关心培育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乌托邦》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因为只有经过优良的公共教育,才可以把青少年培育成为符合新社会要求的一代新人。二是业余教育平等。成年男女必须在劳动之余接受公共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莫尔在《乌托邦》中反复指出,“大部分公民,无论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乌托邦》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城市里每天都举行公共学术演讲,公民们总是自觉地成群结队地前往听讲。三是科学研究的平等。乌托邦社会鼓励人们平等地进行科学研究,“一个工人业余钻研学问,孜孜不倦,成绩显著,因而他可以摆脱自己的手艺,被指定做学问。”(《乌托邦》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在科学探索中,允许存在分歧,容忍不同的看法。四是宗教信仰平等。乌托邦社会“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乌托邦》第11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不同信仰平等相待。

  乌托邦是极其美妙和谐的社会,他们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平等的社会生活福利制度,其公共生活福利主要包括: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有病住院会得到悉心的治疗和精美的食品;建立了公共食堂,大家到“厅馆”集中就餐,也可以自己在家开伙,但赶不上公共食堂的饭菜水平;采取住宅产权公有,使用则归于个人,而且相应地每隔几年根据人口变动进行房屋的调换;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那些曾经从事劳动而现在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和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受到同样的照顾。”(《乌托邦》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在社会生活中,乌托邦人还养成了尊重法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习惯。他们不但遵守私人间的合同,遵守社会的公共法令,而且能够更加地“关心公共的利益”(《乌托邦》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乌托邦》所阐发的平等思想,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当然,在莫尔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对平等的理解更多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同时,因为社会需要人来干重活脏活,他主张保留奴隶,虽然是把有过错和犯罪的人贬为奴隶,但这毕竟是不合理之处。尽管如此,《乌托邦》的平等思想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不但对其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迪着后来者为了平等理想而不懈地努力和奋斗。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7日第1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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