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儿童数量已低于老年人口 控制生育还有必要继续实施吗?

作者:姚美雄  时间:2017-06-01

 

  少子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2016年中国儿童占总人口比重为16.6%,比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了0.1个百分比,儿童占比首次低于老年人口,并且严重少子老龄化趋势还在加剧,人口结构加快向倒金字塔演变,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格局,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将导致未来面临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历史性变化趋势,已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早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继续控制生育将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雪上加霜、积重难返,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调整,全面鼓励生育应成为新的基本国策。建议2017年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

  人口形势十分严峻,国家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民族复兴的基石。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作为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然而,0~14岁人口占比,中国目前只有16.6%,中国过早步入了少子化社会,造成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先天不足,导致实现现代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由于受长时间实行实施控制生育政策及现代化快速推进双重叠加影响,导致中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每年出生人口由上世纪60、70年代的2600万人左右下降到21世纪1600万人左右,致使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直线下降。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2016年达16.6% ,2016年比1982年下降了17 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20%还低;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6年只有2.3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

  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是全球少子化速度最快、少子化总量最大、少子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并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预计203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

  中国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中国只有8000多美元。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0年中国已经下降到16.6%,已经低于日本1990年18.3%的水平,而1990年日本人均GDP为2.47万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0.46万美元。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中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

  与此同时,老龄化快速推进。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的寿命得到进一步延长,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主要是由于控制生育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

  与国际上将65岁以上的人确定为老年人的通常做法不同,中国界定60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2016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3亿人、比1982年增加了1.53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6.7%、比1982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5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0.8%、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3%左右,比1982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达17%,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造成中国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少子特征十分明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

  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主要经济体之一,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自2010年,伴随15~59岁的劳动力达到峰值后,中国经济就告别两位数增长,一直处于下行之中。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拉开序幕。少子化将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3.1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会节约传统产业、行业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对劳动力的新需求。202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固然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节约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但是,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导致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以及中国发展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大力发展研发、信息、文化、医疗等服务业也需要大批劳动力。此外,老龄化提速,养老也需要相当多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如果仅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观察,到202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基本与现在相当,还有9.9亿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劳动力危机现象。但在中国,15 ~19岁人口基本在学,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60 ~64岁人口,除了农业外,几乎都退出劳动领域。因此,对中国而言,有效劳动力应是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此外,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国际比较时,不仅要与发达国家比,更要与同等收入国家比以及与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阶段时比。显然,目前中国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同等收入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时占比都低得多。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减少,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6000万人之上。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商品或生产要素供需平衡时,其价格保持稳定,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上涨。近年来中国劳动成本的刚性上涨,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不争事实。

  与此同时,社会养老面临巨大压力。养老问题本质是社会再生产问题,养老某种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现在的不到3个在职工作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2030年不到2个在职工作人员将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50年不到1.5个在职工作人员需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特别是农村养老更是十分薄弱。目前,每月80元的农村养老金对农民养老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另外,人口危机也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 。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青壮年人口减少降低消费能力与影响内需。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当前,产能过剩除了与投资失衡外,也与20~44岁的青壮年见顶下降减少密切相关。另外,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此外,“娶妻难”危机拉开序幕、社会稳定面临新挑战。2017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将爆发,作为人口危机之一的“娶妻难”危机将率先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17年,24~28岁男性有60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4800万人,男比女多了1200万人,男女比例是125比100,这意味着24~28岁年龄段有1/5、1200万人男性在相应年龄段将找不到配偶。2017年后,24~28岁男性与22~26岁女性比例始终维持在125左右比100的高位。

  社会底层人员将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届时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娶妻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难题,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仅造成“婚姻挤压”,而且严重削弱了人口再生产能力。人口再生产是通过女性生育子女来实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使女性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萎缩,将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后备育龄妇女大幅减少,将削弱未来人口再生产能力,已威胁人口生态安全,严重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

  人口危机将削弱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目前中国0~14岁人口占世界比重只有11.9%,按此发展趋势,意味着将来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近五分之一减少到近十分之一。据预测,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在8亿人以下,人口萎缩将对未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将带来重大挑战。

  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失独”的风险,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等。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中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

  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即不是u型、v型和w型,而是台阶式下行。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尚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是,由于过严控制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将痛失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中速,2030年后又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低。

  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

  当前,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和2030年后由于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或造成经济失速的风险。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较优解是严防像一些国家那样经济高增长后出现悬崖式急跌,追求经济台阶下行幅度小一些、台阶周期维持长一些的务实战略目标。如果无视人口结构的差异,盲目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经验,必然会造成对经济发展形势误判,盲目乐观,甚至为维持超越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速,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这必然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目前中国发展困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未来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症结在于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根源在于人口政策长期失误。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

  长期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只关注总量而漠视结构巨变,在人口结构已高度畸形下还在不遗余力地继续控制总量,屡次失去了重大调整机遇,已积重难返,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挑战。

  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食物不够吃,城市就业压力大,农村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且住房、交通、教育、卫生等压力也相当大,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有其历史考量。从现在观察,中国上世纪70年代后应继续维持70年代的二孩政策并择机鼓励生育,毫无必要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因为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会发生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将极大提升,将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并且二孩即适应中国生产力水平,又符合中国传统习惯。继续维持70年代的二孩政策,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超过15亿人。

  由于相关部门和有些学者误判,1980年宋健等人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误导中央决策,在总和生育率已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处于世代更替水平,1971年至1979年,九年已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人,中国现代化建设帷幕开始拉开下,还加码实施了全球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激进人口政策,这既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又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给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给子孙后代带来了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

  目前,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总和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除2016年有所回升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在200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回到正常水平,跌破23%,到22.9%;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达到6.96%,比预期2020年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时,就应终结独生子女政策,及时启动全面放开二孩。2007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跌破20%,到19.8%时,就应鼓励生育。2013年本应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二孩,由于相关部门再次误判,相关部门预判全面二孩生育堆积3000万人,误导决策,为舒缓生育堆积,实施了单独、全面二孩两步走,浪费了宝贵的两年黄金时间,贻误战机,60后没机会,不少70后也倒在黎明前,痛失生育二孩机会,贻误了修复扭曲人口结构良机。

  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基本国策亟需同步调整

  多年来,在人口已经发生巨变,已步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下,还在继续坚持实施控制生育战略和政策的主要依据是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僵化教条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要与时俱进辩证地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 即使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三份之一以上,也还存在这种状况,但今后人口众多,多的是老年人,少的是青年和少儿。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使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当前,中国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已步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

  人口少子老龄化、人口增长率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增加人口会多消耗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若人口增量不有效增加,老龄化将加深,资源环境压力将加剧。鼓励生育将改善人口结构,增强社会活力和动力,提升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有效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基本国情呈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要随之跟着调整。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在2000-2012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4.55 亿吨标准煤增长到 36.17 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148.6%;而同期中国人口总量仅增长了6.8%。人口增长仅解释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不到5%。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

  因此,要有效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和“娶妻难”危机,确保实现中国梦,就要全面鼓励生育,千方百计增加少儿数量,大幅度提高少儿比重,这就要增加人口数量。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提高人口增长率,切实增加人口数量,现在和未来中国人口是太少而不是不缺人口数量。

  人口多是历史形成的,已无法改变,但决不能矫枉过正。如果继续实行人口数量控制战略,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力度,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届时中国实现从中等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愿景将成为空中楼阁,社会经济将崩溃且难以修复。

  传统理论更多把人口当作社会负担。但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全球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而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负债也即将来临,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是未来的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社会要相应分担养育成本。

  因而,我们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新战略思维,不能本末倒置,继续走控制人口数量战略,以牺牲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为代价换来短期增长的老路。基本国策要实现华丽转身,要从控制生育立即走向全面鼓励生育,确保人口安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对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始终保持战略警醒,以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来破解。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及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来化解,对资源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进行严格控制。

  全面鼓励生育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实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早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要以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及时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战略性抉择,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维护人口安全,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进入21世纪,老龄化的国家纷纷大力鼓励生育,甚至同为发展中国家泰国,其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比中国低得多,其少子化、老龄化程度比中国轻,近年也已在鼓励生育,呼吁“生育救国”。但国际上鼓励生育收效甚微,至今尚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2.1上,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的进入老龄化还继续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而且依然是最严格的。

  过去20多年,日本出现了失落的20年,GDP总值现在数据与20年前一样,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如不立即由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将步日本后尘,由于中国是在不发达阶段就出现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

  在已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态势下,控制生育战略与政策已与中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继续实施控制生育战略与政策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对家庭和社会也都是一种风险,是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任行为。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政策调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不仅关系到当代发展,更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加速推进人口政策改革,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

  鼓励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

  鼓励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应主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的利益。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可持续资源环境空间,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再大的成本,当代人都应担当。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限制生育有办法,但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从中国来讲鼓励生育难度将更大,这是因为对个人来说多生育子女要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影响人均考核指标,会增加公共服务负担,并且,扭转生育观念,从少生到多生更是难上加难。

  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

  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但全面二孩补偿性生育量难以达1600万人。

  无疑全面二孩较独生子女政策而言是个大的进步,但这来的太迟了,还无法解决实现促进人口结构从严重少子化回升到相对正常水平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任务,改变不了高龄少子与低生育的人口格局。

  目前,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都遇冷了,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仅增加47万人,2015年是单独二孩生育的高峰期,2015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没有如相关部门所预期的那样增加200万人左右,反而减少了32万人。2016年是全面二孩元年,理论上,2016年8月底之后,都属于全面二孩效应期。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远高于单独二孩,叠加单独二孩效应和北方的羊年滞后效应,以及此前部分省市城乡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尽管2017年是全面二孩生育的高峰期,2016年出生人口也理应有较大的量。然而,去年出生人口仅1786万人,虽然是自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即使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2016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也只有1846万人。都大大低于此前判断。

  二孩之所以遇冷,是因为二孩政策严重滞后,育龄妇女高龄化,想生生不动,以及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低生育已成新常态。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

  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观念已荡然无存,少生、优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主流价值观。另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在影响着年轻一代人,他们更强调个人满足和自我实现,甚至一些丁克家庭的观念也颇有市场。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据调查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随着现代化推进,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生活,也无暇和有较大意愿生育更多孩子。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女性生育提升了用人单位成本,女性就业歧视明显。尤其高房价、娶妻难等也使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头胎生男孩的家庭都普遍缺乏生育二孩动力。许多家庭主动、被动只生一个,低生育愈演愈烈,实现中国梦面临后继乏人风险。

  2016年全国妇联和北师大对10 省(市)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目前,三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5%左右,加上一成的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推算总和生育率只有1.29。

  此外,全面二孩仍然属于控制生育,是社会发展旧阶段的战略政策。当前,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向服务经济转变,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呈现高龄少子与低生育新特征,新阶段、新特征,发展战略与政策也要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要从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鼓励生育要成为新的基本国策。因而,全面二孩政策也只是生育政策改革的一个临时过度,如果拉长实施时间,这将耽误时机,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

  全面二孩效应2016年、2017年释放后将递减,2017年后出生人口将大幅回落。沿海某省生育观念较强某市2016年10月至12月住院分娩活产数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17.4%,而2017年1月至4月住院分娩活产数大幅回落,比2016年同期只增长5.5%。这表明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出生增长可能是昙花一现,出生堆积将快速释放。从全国而言,全面二孩带来的人口增量将难以超过1000万人,这与有关部门预判的3000万人相差甚远。

  目前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特别是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悬崖式急剧下降,2020年将比2015年减少2938万人、减少25.8%,将减少出生人口430万人左右,届时净增人口将低于300万人。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比2015年4400万人、减少40%,将减少出生人口660万人左右,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人口峰值在此期间产生,而不是2030年左右。如果不立即全面鼓励生育,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20年、2030年目标及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战略目标都将难以实现。当前,令人担忧的是立即鼓励生育也难以实现这些目标。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立即鼓励生育,届时出生主体还是二孩,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左右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3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4.5亿人。鼓励生育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中国育龄妇女已老化、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以及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

  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社会要相应分担养育成本,而不是惩罚。

  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除2016年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中国人口负增长已难以逆转、正日益逼近。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并且高房价、娶妻难等也使得不少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动力,造成中国生育十分低迷。在这种态势下,如果缺乏多孩进行补充,则中国的生育率将更加低下,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劳动力短缺将日益加剧,养老风险将进一步扩大。

  现在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只占年出生量的5%左右,全面鼓励后,预计也难以超过12%。新形势下,如果对这极少数群体继续实施歧视和惩罚,这有违法律公正和政治伦理,将南辕北辙。全面鼓励二孩已正在部署,把多孩也纳入鼓励范围,将使鼓励生育战略政策更加完善。否则,就会出现,在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老龄化加深下,一边鼓励生育二孩,一边控制生育多孩,生不了、不想生、养不起,要鼓动她们生,与能生、想生、能养,又不让生,鼓励生育与控制生育并存的错位现象。

  特别是由于多年来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203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缺口在6000万人以上,届时中国发展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拒绝引进外来劳动力,经济将失去活力,陷入长期低迷;如果大规模引进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区劳动力,则又将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社会或将陷入动荡。历史上,五胡乱华,鸠占鹊巢,引以为鉴。

  与其届时面临两难选择,不如当前早作择断,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这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这既是对子孙后代和全球发展负责,也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情怀与担当。

  立即实施全面鼓励生育,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2030年之后劳动力短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和人才支撑,且能有效扩大内需,提供发展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将进一步丰富治国理政理论,将开启人口发展新时代,开创中国发展新格局。

  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对人口政策未及时进行调整所造成负面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如果由于继续误判而贻误最后一个良机,不仅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执政危机。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现建议如下:

  一是中央应把鼓励生育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人口问题已耗不得、拖不起。由于某些学者误导决策,单独二孩已贻误战机,使许多70年代出生妇女痛失生育二孩机会。现在每年有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如果等2020年左右,水落石出才启动全面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覆水难收,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

  在改革中,无疑循序渐进是个较好方法,但多年来中国人口战略政策调整严重滞后,浪费了很多时机,现在已时不我待。老百姓普遍反映二孩政策出台太晚了,立即全面鼓励生育也只是亡羊补牢,但这是力挽狂澜。若过几年,被迫鼓励生育也还是亡羊补牢,但已经没羊了,届时代价将更大、更被动且已回天乏力。

  立即全面鼓励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议党的十九大把全面鼓励生育定为新的基本国策。

  二是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树立新的人口理念。要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三是大力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现有国家发展规划遗漏了少子化水平这一人口核心指标,应予及时修正补充。要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16.5%提升到18%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促进新生儿性别比向103~107的正常值回归,确保人口生态安全。此外,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实现从引资向引智转变,大力引进世界顶尖人才为我所用。“娶妻难”危机已拉开序幕,社会治理要有应对预案,要有序引进海外年轻未婚女性缓解“娶妻难”危机。

  四是进一步完善人口法律法规。要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取消计生考核层层一票否决制,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禁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立法禁止性别歧视,严格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五是积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劳动力减少已不可逆转,切实提高后备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养孩国家化是社会发展趋势,要打造以二孩为核心的新生育体系,减轻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压力。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在“十三五”规划中,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提高对托幼扶持,并缩短中等教育年限,改六年小学学制为五年、高中教育由三年调为两年,择机把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由国家发放养育补贴,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把产假统一扩至10个月,并给男方1个月陪护假,依法保护孕产妇各项合法权益,对于用人企业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加大对医疗公共投入,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民生和社会属性,教育与住房脱钩,严格控制高等教育乱涨价现象。要践行“马上就办”精神,从快抓紧抓好各项鼓励措施推出落实工作。

  六是做好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积极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尤其要大力宣传习总书记人口思想,清除控制生育思想余毒,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营造鼓励生育、关心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

  七是抓紧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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