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深挖五大潜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姚美雄  时间:2017-06-19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门槛,是一道坎。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未来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症结在于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目前中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节点,要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必须标本兼治,牢固树立五大新发展理念,深挖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和人口潜力,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导致经济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廉价劳动力优势,紧紧抓住全球化机遇,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经过三十多年艰辛努力,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达8000多美元,实现了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

  然而, 自2010年,伴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中国经济就告别两位数增长,一直处于下行之中。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症结在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叠加人口危机。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一)严重少子老龄化是导致经济下行的根本因素。

  人口少子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

  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2016年达16.6% ,2016年比1982年下降了17 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20%还低。预计203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6年只有2.3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0年中国就已经下降到16.6%,已经低于日本1990年18.3%的水平,而1990年日本人均GDP为2.47万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0.46万美元。

  中国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中国只有8000多美元。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中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

  此外,老龄化快速推进。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的寿命得到进一步延长,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主要是由于控制生育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

  2016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3亿人、比1982年增加了1.53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6.7%、比1982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5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0.8%、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3%左右,比1982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达17%,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拉开序幕。少子化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3.1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2025年将达38.2%。

  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症结在于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教育实行精英教育,而经济发展却长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整个社会对熟练技工需求量大,对高端人才需求量小;以及服务业发展滞后,提供就业岗位能力弱。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会节约传统产业、行业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对劳动力的新需求。202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

  固然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节约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但是,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导致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以及中国发展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大力发展研发、信息、文化、医疗等服务业也需要大批劳动力。此外,老龄化提速,养老也需要相当多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如果仅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观察,到202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基本与现在相当,还有9.9亿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劳动力危机现象。但在中国,15 ~19岁人口基本在学,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60 ~64岁人口,除了农业外,几乎都退出劳动领域。因此,对中国而言,有效劳动力应是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

  此外,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国际比较时,不仅要与发达国家比,更要与同等收入国家比以及与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阶段时比。显然,目前中国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同等收入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时占比都低得多。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减少,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6000万人之上。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商品或生产要素供需平衡时,其价格保持稳定,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上涨。近年来中国劳动成本的刚性上涨,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不争事实。

  与此同时,社会养老面临巨大压力。养老问题本质是社会再生产问题,养老某种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现在的不到3个在职工作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2030年不到2个在职工作人员将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50年不到1.5个在职工作人员需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特别是农村养老更是十分薄弱。目前,每月80元的农村养老金对农民养老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另外,人口危机也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 。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青壮年人口减少降低消费能力与影响内需。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当前,产能过剩除了与投资失衡外,也与20~44岁的青壮年见顶下降减少密切相关。另外,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二)房地产泡沫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

  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是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而房地产泡沫则使经济下行雪上加霜,房地产泡沫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基本矛盾的重要根源,成为危害转型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

  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由于片面追求房地产产业化,过分强调其经济功能,弱化了民生属性、社会属性,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严重缺位,保障性住房无论是建设速度还是规模都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存在投资、投机性房产过剩与居住性住房短缺并存格局。

  经过10多年的大幅度上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较严重的泡沫。据测算,仅卖掉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全球房价最贵的十二大城市,有3个在中国大陆。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且生态环境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另从国际上通用衡量房地产泡沫的几个指标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房看,也说明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存在较大泡沫。特别是从投资比看,更为明显,房地产总投资占GDP比重2006年为10.2%,2015年攀升到18.7%。而在日本,在泡沫高峰期,该数值也从来没有超过9%;在美国,它从来也没超过7%。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近年,房地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占服务业投资总额比重近一半;全国财政收入三成左右、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上来自房地产;全国信贷资金近三成及影子银行资金四分之三流向房地产。房地产业不仅成为支柱产业,而且在不少地方实质上已是主导产业,房地产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资源错配十分严重。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质上走了一条靠房地产驱动的发展路径。正如前几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诫中国忽走美国老路,靠房地产驱动限制经济增长。2016年民间投资仅增长3.2%,比前年放缓4.9个百分点,刷新了自2005年开始统计民间投资以来的最低纪录。民间投资断崖式锐减,与融资成本过高、税费重、信心不足有关外,主要与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挤出效应密切相关。房地产泡沫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抑制消费和内需。在全球老龄化加深、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及国内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传统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已难以持续,急需尽快转到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上。但是房地产泡沫、高房价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了消费能力,挤压了消费空间,影响了消费扩张和升级。高房价带来的住房消费透支了老百姓的所有积蓄,让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沉重的房贷压力下,使多数人不敢消费、谨慎消费,对这部分家庭的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

  造成实体经济空洞化。房地产的暴利,使得房地产具有巨大的“虹吸效应”,造成房地产“一枝独秀”,特别是实体经济不景气,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侵害。同时高房价提高了生产经营的商务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降成本的种种努力,导致“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不断被削弱。在劳动力短缺造成用工成本刚性上涨叠加高房价推升企业的商务成本双重夹击下,近年来,实体经济步履维艰。

  弱化创新动力。房地产的暴利,让企业和社会无心于研发和技术投入,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步伐,这将使中国丧失国际竞争力。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居世界之最,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在此期间除了华为等极少数企业外,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的技术品牌,这与房地产泡沫的兴盛与膨胀有着很大关系。

  阻碍城镇化进程。高房价阻碍了城镇化的提速,即使解决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面对高房价,城里人都要老少两代甚至三代合力才能凑齐首付,更何况积蓄甚少的农民,农民工不仅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农民工很难转变成市民,这将导致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存在难以实现的风险。

  制约生育。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人口结构失调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然而高房价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不仅削弱了消费能力,而且,还严重制约了生育。

  孕育金融危机风险。银行资本既是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制造者,又是风险的最终承受者。此外,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造成了实体经济贫血,这也是近年来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一个重要因素。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地价将大幅度下降,银行的抵押物房产、土地价值将大幅缩水,银行将承担极大风险甚至面临破产。

  拉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高房价成了贫富差距的助推器,扩大和加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房地产泡沫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导火线。

  (三)资源、环境难以为继约束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这带来了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 目前,中国GDP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15.5%,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2%、22左右%和15%左右,原油进口依存度达65%。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已成为世界的能源资源需求的主要推手,如果还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不着力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仅中国的能源资源将快速枯竭,全球的能源资源也将难以为继。同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集中出现,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全球首位,占四分之一以上,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也名列全球首位,十几个省份都出现雾霾现象。此外,全国1.5亿亩耕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地表水污染严重、近六成地下水水质差。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超出环境容量,包括食品安全、水资源污染和土地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老百姓身体健康,降低了百姓生活质量。

  (四)出口导向难以持续拖累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机遇,积极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显然出口导向在中国30多年经济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出口导向战略面临挑战。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量较小下,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但是,目前中国已成为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引发贸易摩擦加剧。另一方面,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新变化,欧美改变消费方式,全球需求结构呈现重大变化,外需进一步萎缩。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压力。除美国经济呈现实质复苏外。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此外,美元逐步走强将使“热钱”流出, 新兴经济体增速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尽管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但受困于老龄化加深、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愈演愈烈。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近年在经济增长贡献中已呈负值。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中国梦面临重大挑战

  无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然而,随着少子化日益严重,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未来劳动力供应量将急剧下降,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成为历史。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已难以为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中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将于2020年左右枯竭,目前处于末梢期。同其它国家人口平稳变动不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将快速进入人口负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2020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影响,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2个左右百分点。

  从发达经济体经济成长来看,长期高增长不可持续。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即不是u型、v型和w型,而是台阶式下行。

  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

  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尚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是,由于过严控制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将痛失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中速,2030年后又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低速。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6.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发展中依然十分亮丽,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稳定在25%以上。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较大了,中国经济增长应从速度赶超型转为质量效益型。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

  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南美、东南亚诸多国家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大等。而中国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则大大放大了这些短板,叠加人口结构扭曲,这将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大大降低。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可能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门槛。当前及2020 年后,中国进入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大关键历史节点。由于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特别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先天不足,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届时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中国将面临着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三重风险。

  当前,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和2030年后由于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或造成经济失速的风险,尤其要高度警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风险。

  由于潜在生产率下降,叠加全球需求萎缩,造成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为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施了比发达国家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量M2余额由2007年末的40.34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155万亿元 ,增长了2.84倍,M2/GDP由2007年的1.57提高到2016年的2.08,高得离谱,是欧美国家的两倍多,货币超发十分严重。依靠货币超发固然稳住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脱实向虚,孕育了较大金融危机风险,弊远大于利。

  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较优解是严防像一些国家那样经济高增长后出现悬崖式急跌,追求经济台阶下行幅度小一些、台阶周期维持长一些的务实战略目标。如果无视人口结构的差异,盲目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经验,必然会造成对经济发展形势误判,盲目乐观,甚至为维持超越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速,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这必然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五大潜力助推经济持续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以及当前中国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市场化程度低、服务业发展滞后及城镇化水平低下的发展瓶颈。上述四大领域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且在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方面也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既是约束条件也是潜力所在。此外,人口既是最大短板,也是重大潜力所在。这几个方面也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引擎,将有效推动中国发展。

  一是创新潜力。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等使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并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前人类发展已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了劳动力、资本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将科技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断加强创新能力和加快重点领域技术突破,以期引领未来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目前,由于人口结构失调,中国劳动力优势开始丧失,且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只有大力推动创新,才能提高效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中国拥有巨大创新潜力,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1.2亿人,每年有六百多万大学毕业生,教育经费投入已占GDP的4%,研发人员总量达300多万人、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申请也居世界首位。

  二是市场化潜力。市场化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成为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进程尚在进程中,商品领域的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要素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扭曲。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来看,农业基本市场化,工业除部分资源品未完全市场化外也已基本市场化。但服务业市场化程度却相当较低。除传统服务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众多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服务业化潜力。服务业化是指服务业由产业支撑转变成主导产业的过程。服务业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制造业环节只占产品价值的不足20%,而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则占据着产品价值80%以上份额。服务业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服务业实力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拥有竞争优势,获取大部分利益。

  当前,当前人类发展已由工业文明迈向知识经济文明,全球经济已经演变成以服务为主的经济,但中国服务业化水平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2016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1.6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中国要成为国际大国和强国,必须在研发、文化等服务业领域上发力,成为服务业大国和强国,以改变目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低端状态。否则只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继续充当打工仔角色,获取廉价利益,付出的是高昂的污染环境代价。

  党的十八大提出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就需要长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从三大产业来看,农业与工业再保持高速增长将相当困难。而服务业众多领域却供不应求。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服务消费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服务业将呈现加快发展态势。近年,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在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中,服务业作为潜力最大的产业能否继续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四是城镇化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大潜力所在,也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目前中国城镇化率57.4 %,而实际城镇户籍人口只有41.2%,与发达国家80%水平相差甚远,也大大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

  五是人口潜力。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作为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然而,0~14岁人口占比,中国目前只有16.6%,中国过早步入了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造成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先天不足,导致实现现代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如果中国不能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未来面临着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全面鼓励生育,提升人口增长率,构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势在必行。由于百姓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到2025年只有6700万人、将比2015年减少40%。即使立即鼓励生育,人口峰值也难以超过14.8亿人,全面鼓励生育已无后顾之忧。全面鼓励生育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劳动力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战。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必须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完善人口战略政策并举,必须加快转型发展和加快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并重,缺一不可。

  (一)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当前中国发展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即将爆发的人口危机相交织,将严重制约中国发展,并将导致未来面临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的三重风险。有效化解这些危机和风险,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面对即将来临的巨大风险挑战,全社会要增强忧患意识、凝聚共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稳中求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有效释放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向中高端,实现有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快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实现由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转变。要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二)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市场化与中国发展进步息息相关,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切实加强产权保护。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有恒产者有恒心,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社会信心和形成良好预期,特别是要给民营经济吃下定心丸,增强各类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动力。二是坚决破除垄断。三是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四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加快完善股市各项制度建设,发挥股市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五是加快破除城乡分割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六是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创新主体。七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健全符合转型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

  (三)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当前全球经济正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中国发展也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把服务业化纳入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恰逢其时,要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即服务业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当前要加快破除服务业的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加大服务业对外和对内开放力度,扫清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投向研发、文化、医疗等服务业,解决长期来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困境,焕发服务业发展生机活力。

  (四)切实构建依靠创新谋发展的体制机制。劳动力减少已不可逆转,进一步增加后备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要走创新立国之路,占领竞争制高点。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尽快把义务教育扩展到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要加大创新投入,大力完善产知识权保护制度,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实现从引资向引智转变,大力引进世界顶尖人才为我所用。通过构建依靠创新谋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焕发创新活力,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技术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切实向内涵增长、创新驱动转变,获取新的发展动力。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当前中国发展中诸多问题如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失调、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等都与现存的财税体制不合理密切相关。实行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房价与地价互为推动、互相支撑,推高房价遂成为地方政府增加非税收入的基本途径,因而,对地方政府而言抑制高房价、房地产泡沫就一直缺少内在动力。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有效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尤其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税源结构,实现事权与财力相匹配。要结构性减税,实现公平税负,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

  (六)货币政策应回归中性。货币宽松是产生房地产泡沫等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当前经济下行是结构性,不是周期性,光靠传统的刺激政策是保不了中长期增长的,而且会带来更严重的结构问题。根本出路要抓紧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力,提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七)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等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已危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中国梦。创新是强国之魂,实体是国民经济的定海神针、是强国之根,不能有效抑制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则创新驱动将成空话,实体经济将凋零。要强化房地产的民生属性、社会属性,综合治理,使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消费品属性。要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特事特办,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及时推进改革。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大幅度提高保有成本,降低投资、投机收益预期,抑制囤房炒房,保证社会公平。教育也应与房地产脱钩。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解决了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大对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住房土地供应。

  (八)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必须依赖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大力保护劳动所得,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强扩大内需动力。

  (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稳定器,在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面对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财政着力点要从推动经济增长,做大经济总量,切实向保障改善民生转变。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保障和社会养老的财政投入力度。当前,要及时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资金账户。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快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十)立即启动全面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应成为新基本国策。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快速老龄化,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未来中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相当大的难度。

  由于主体育龄妇女高龄化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在已实施农村一孩半及双独可生二孩政策下,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出生增长可能是昙花一现,出生堆积将快速释放。全面二孩效应2016年、2017年释放后将递减,2017年后出生人口将大幅回落。全面二孩带来的人口增量将难以超过1000万人,这与有关部门预判的3000万人相差甚远。仅放开二孩还远不够。

  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除2016年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并且高房价、娶妻难等也使得不少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动力,造成中国生育十分低迷。在这种态势下,如果缺乏多孩进行补充,则中国的生育率将更加低下,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劳动力短缺将日益加剧,养老风险将进一步扩大。

  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在已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态势下,控制生育政策已与中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继续实施控制生育政策将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雪上加霜、积重难返,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对家庭和社会也都是一种风险,是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任行为。

  立即推动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提升人口增长率,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

  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中央应把鼓励生育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建议党的十九大把全面鼓励生育定为新的基本国策;大力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国家要舍得投入,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对于用人企业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严格保护妇女就业权益;要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取消计生考核层层一票否决制;尽早启动责任追究。导致当前及今后中国发展困境,症结在于过早陷入低生育陷阱和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根源在于人口政策长期失误。有些学者和部门长期来误导中央决策,给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将给子孙后代带来了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理应承担历史责任,应予追究;积极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清除控制生育思想余毒,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营造鼓励生育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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