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人口危机视角下的“抢人大战”及建言

  时间:2018-05-31

   

  “抢人大战”最为深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变化。图为2018年5月14日上午,“百万人才进海南——海口在行动”活动在海口东湖公园边举办,吸引众多符合海南引进人才政策条件的大学生前来办理落户手续。  东方IC 图 

   从去年开始,武汉、杭州、成都、西安、宁波、南京、海南、天津等几十个城市出台人才新政,即使是传统上处于人才高地的京沪等地也纷纷入局,掀起了一场火热的“抢人大战”,抢人的门槛一降再降,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等,意图更多人才落户本地。

   笔者认为,“抢人大战”最为深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变化首先,劳动力危机已经拉开序幕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和最大挑战。在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尤其是青年短缺,也已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最重要的新基本国情。 

 

   经过几十年变迁,中国人口结构由严重多子化快速向严重少子化演变,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7年为16.8%,2017年比1982年下降了16.8个百分点。这大大低于世界26%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2%,比美国的19%还低。预计到203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7年只有2.3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 

        与此同时,老龄化提速。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1.4%,比1982年提高6.5个百分点。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22年将超过14%,届时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2030年将超过20%,届时中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已有二十多年,预计到2024年左右,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少子化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人。这段时间一些地方的“抢人大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反映的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劳动力供给不足危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至2017年间减少了2500万人,尤其是2017年,减少了600万人,比前5年减少平均数高58%。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7年的65.9%,减少了3.9个百分点。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的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劳动力的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对劳动力的新需求。202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即活跃的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将只有4.49亿人,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青年即15岁至34岁人口到2025年只有3.21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减少24.5%。其中,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即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我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关系。 

  近年来我国劳动成本的刚性上涨,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不争事实

  多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的格局。“抢人大战”的爆发,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可以基本判断,中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中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将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中国劳动力面临巨大缺口,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这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求更旺盛,活力更强,税收财力更强大,能更快提升基础设施,大量吸收外来人口是提高城市活力的关键性举措。目前,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大多是移民城市,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创造的GDP占全国比重的40%,而这些城市大多是移民城市。 
  2020年之后,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无工可招尤其无年轻人可招的窘境。随着老龄化加深、人口负增长来临,将来势必有些城市将被边缘化。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眼下各个城市间的“人才之争”是为未来储备年轻劳动力,应对老龄化的一场“人口之争”。抢人的城市都在打时间差,未雨绸缪,通过各种手段吸引年轻人落户,以增强自身发展的后劲,避免自己沦为衰落地区。 
  其次,“抢人大战”还反映出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中国经济正加快由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和服务强国转变。 
  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强劲的增长,都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学历、高收入、高技术等将成为主流趋势。“抢人大战”由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向大学生转变,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历史变迁。 
  目前,中国的GDP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达8000多美元,成为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无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 
  然而,随着少子化日益严重,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未来劳动力供应量将急剧下降,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成为历史。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已难以为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高中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两头挤压。只有推动创新,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方向转变,才能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冲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冲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青壮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青壮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此外,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 
  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而人力资本刚好是创新的“载体”。通过人才新政抢夺优质人才,是二三线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只有力争构建人才高地,才能打造创新高地,才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其三,“抢人大战”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有了人才,才有发展的动力,才有创新的能力。“抢人大战”愈演愈烈,体现了城市对人才的重视,是对过去“重物轻人”的传统城市发展观念的调整。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实现了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要素供给已由资本短缺转变为劳动力尤其青年劳动力短缺的新常态。从“争项目”到“争人才”、从引资到引智的转变,正反映了这一重大变迁。“抢人大战”中,被抢的不仅是人,更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创新创业者、消费者、纳税人、养老金供给者,是决定城市未来良性发展的核心资源。对城市来讲,这一次抢到了人才就等于抢到了未来。 
  在“抢人大战”中,绝大部分地方是为人才而去,但也有少数城市是为了去库存、兴楼市,满足打造中心城市的需要。这些城市以引进人才为借口,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全面松绑,引发了房价异常上涨。目前,楼市升温已经成为城市“抢人大战”的副产品,“抢人大战”演变为“抢房大战”冲击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战略定位,放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增加了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难度,让引才走向歧途,值得高度警惕。 
  新时代,劳动力尤其青年劳动力短缺是中长期现象。目前的“抢人大战”只是序曲,未来各个地方之间的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言: 
  首先,立即全面鼓励生育。 
  无疑“抢人大战”彰显了人才价值,优化了人才资源配置,但某种程度上看,“抢人大战”依然是零和游戏,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将是“抢人大战”的重灾区。实现民族复兴关键在人,要人口先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而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少儿是未来的人才和劳动力,只有有效提高人口增长率、千方百计增加少儿数量,阻止少儿比重过快下滑,才能减缓未来人才蛋糕过快缩小。 
  但当前,高孩子抚养成本、高房价、娶妻难等诸多因素造成中国的低生育状况愈演愈烈,实现中国梦面临后继乏人的风险。目前,中国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到 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将比2015年减少40%,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全面二孩实施第二年的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比相关部门的低预测数还少300万人,远低于此前各方判断,说明百姓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这给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即使放开生育,不推出强有力的鼓励措施,也将无济于事。人口政策要与时俱进,要立即从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 
  要抓紧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方面面千方百计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总之,要想尽办法,让百姓愿意生并养得起孩子。 
  其次,大力构建依靠人才谋发展的体制机制。 
  抢人容易,留人难,应切实实施人才战略,加快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有效机制。要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搭建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打造干事创业的沃土,提升吸引人才的环境魅力。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完善职称评定、薪酬制度、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体系,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产权、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当前的人才引进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要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紧密结合,依照当地产业特点和行业需求,避免盲目“抢人”造成浪费。 
  第三,抓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人才自由流动。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保障人民权利、推动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剥离附着于其上的权益差距,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的均等化,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第四,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制度和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 
  一些地方由“抢人大战”引发的房价上涨,除将弱化创新动力、造成实体经济空洞化外,还将极大抑制消费和内需,放大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并严重冲击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单纯的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等行政性措施只是抑制房价的权宜之计,只是把投资、投机性需求往后推而已。应当拿出釜底抽薪之策,改变社会对于房地产发展的预期,改变房地产脱离其本来属性,变为投资品、投机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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