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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改革关键期

作者:俞可平  时间:2013-08-16   浏览次数:0

  十八大再次重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共识。如何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并热烈讨论的焦点话题。本刊就当前中国的全面改革和深化发展形势的有关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

  一、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同步

  记者: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领域也逐步暴露出若干深层次的问题,如公平正义的缺失,怎么认识和看待这些问题?

  俞可平:邓小平开辟的改革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也为自己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代价有两个。一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中国已经超过0.47,成为基尼系数偏高的国家之一。二是由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恶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显而易见,这两个代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生态平衡和良好环境,就没有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已较为突出,如何理解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战略考虑?

  俞可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便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许多争议开始产生: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发展是否还应该继续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发展到底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与公平相比是不是处于优先的地位?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些极端的观点也由此产生,少数人甚至开始怀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

  党中央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十八大政治报告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一是在理论上,正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发展观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但它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实践上更加突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它强调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不难发现,十八大为未来中国设定了一条理想的道路: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在现实中,两者经常会形成一种张力,决策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节两者之间的张力,使之保持合适的平衡。过去30多年中我们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市场经济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发导致公平。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依靠国家的制度性调节。

  记者:从现实角度看,社会不公平特别是由收入分配格局引起的种种矛盾冲突,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如何评价我们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俞可平:我自己内心是清楚的,如果要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社会的不公正必是其中之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有其历史阶段性。改革初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要打破 “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屡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具体的对策与措施。

  记者:公平正义是我们党一贯以来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全体民众的社会理想,亦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怎样理解现代社会的公正概念?

  俞可平:公正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社会公正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具体地说,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在当代,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维护妇女儿童、少数族群、穷人等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

  当下的社会不公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钱人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将来念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再比如,有钱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体检,但穷人平时小病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又比如,有钱人住高档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保安巡逻,穷人的住宅区,小偷小摸不断……我列举这些现象的目的,是指这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社会的不公平,而且都跟收入分配有关。

  记者:这些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等领域的不公正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俞可平: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平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或者说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常理,应当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年来,政府着力于改善民生,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最穷的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其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对政府更满意,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不满意。

  这方面的数据很多。不久前,我们请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做了一次演讲,主题就是“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根据国内合作单位所做的长期跟踪调查及相关数据,赛奇教授从三个层面考察了中国公民对政府的基本态度,即普通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一般态度、对地方官员品质和能力的态度以及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满意度。最后他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中,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很高,而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则相对较低。而地方政府恰恰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

  记者:相比部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也觉得“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曲解、误解,不仅影响到社会政策的执行,也影响到社会治理的绩效。信任是否已经成为官民互动中的重要前提?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比如对一些自杀的官员,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也就不再争论善恶了,但现在老百姓看到有官员自杀,就认定其一定有问题,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死得好。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官民互不信任,就难有政通人和的局面。记得我许多年前访问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市时,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感到了失望。那一年,我在这个城市的街上走,看到街头都是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警,但照样一直有人来强拉我去买东西,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然后强行要你买,实际上就是明着抢钱。我最后才明白这个国家的街头为何会有五步一岗的军警。我研究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老百姓检讨。这样的治理我们叫它“失效的治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记者:在政府的日常治理中,有种观点认为是因为政府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好,才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原因在于此吗?

  俞可平:有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老百姓认为是群众工作没做好是造成民众不满意的原因,有70%多的老百姓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再加上现在的贪官一个接着一个被披露,涉案的人数和数额都很惊人。这事实上也是当下的一个困境:每披露一个贪官,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分负面感觉。不披露,等网民们网上晒出来,也躲不过去,只有更加难堪。

  记者: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紧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一点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与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过去10年在社会公平保障方面的成就高度评价,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有更多的突破。怎么看待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俞可平:这些年政府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做了大量的改革创新,取得了不少历史性的成就。这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意义极其重大,人民群众也充分肯定。例如,现在如果你到农村去,许多农民都觉得党和政府好,为什么?农业税免了,60岁以后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量的退休金,若加入“新农合”,看病还能报销相当的费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是感恩戴德的。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不是纵向跟过去比,而是横向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他们觉得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普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农民是纵向比较,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就是进步。两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对过去10年我们在改善民生,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所做的巨大成就应当给予高度评价,但要清楚地看到这方面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记者:针对党员干部腐败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会出现亡党亡国执政危机。怎样认识我党对“执政危机”的深刻理解?

  俞可平: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倒不认为我们党现在有执政危机,但我们存在高度的治理风险,在一些局部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危机。说到底,党治理这个国家,应当让老百姓觉得很安全和幸福,我们在这方面的治理现在存在高度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风险,就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的治理危机,而倘若治理危机得不到及时缓解和解决,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危机。

  具体而言,腐败问题是治理问题,但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执政危机。因此,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直至亡党,一点也不夸张。

  之前在一次多个部委联合召开的诚信论坛上,我做了一个“政无信不立”的主题演讲。古人讲“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其实还可以加上一句:“政无信不立”。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是因为群众工作没做好,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密切干群关系,主张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送温暖……这些做法会有些好处。

  记者:关于官员的贪污腐败,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疑惑:当前查出来的很多贪官,在任期内其待遇、福利已经很好,可是他们为什么还如此贪婪,是反腐制度的缺失还是其他方面存在漏洞?

  俞可平:经常会听到人们问这样的问题: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官员待遇已经够好了。拥有权力的贪官通常也有很好的住房,有稳定收入,有公车,有很好的医疗待遇。人们确实不太明白,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为何还如此贪婪?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中国人天性好贪。今年新加坡新任驻华大使与我座谈,他说新加坡没有一个部长有公车。不但如此,部长们也通常不开豪车上班,家里再有钱也不敢开豪车。理由有两个:一是不助长奢侈风,二是环保的考虑。大家都是华人,新加坡能做到,我们当然应该能做到。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留给孩子,如把子女送到国外;二是给情人、二奶;第三种情况是抠门的“葛朗台”,就是喜欢钱,看到存款的数字涨了就开心,不过这是极少数。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我认为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年政府对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格,比如北京对特权车的整治等等,在某些方面,我们看到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记者:近年来上访问题尤其令社会各界关注。长期以来我们以堵和压作为维稳的主要手段,但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根本解决之道究竟在哪里?

  俞可平: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以堵和压为主,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付出的维稳代价也会越来越大。我一直呼吁,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传统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向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只有动态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动态稳定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

  记者:与社会公平密切相关的是,最近社会流行一个词——“幸福”,也引起很多争论。如何才能算“幸福”?

  俞可平:我认为,评价幸福,要始终坚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

  记者:幸福不仅与公平有关,而且与所处的生态环境也有密切关系。由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生态恶化,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矛盾日益突出。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失衡的矛盾?

  俞可平: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继续把发展当做首要任务。尽管发展不等于简单的经济增长,但发展又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又必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引发了人们的一系列疑惑: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值得?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可否持续?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代价能否承受?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如何转变?

  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采取一条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或者说“边环保,边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战略基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二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十八大报告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管,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相应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几乎像“鱼和熊掌兼得”一样困难。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绝不能再重蹈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覆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30年中,如果我们还有过“先发展”还是“先环保”,或“边发展、边环保”的争论和彷徨,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先保护、后发展”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不仅将愧对子孙后代,而且发展本身也将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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