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从五个方面释放大国消费红利

作者:张占斌  时间:2014-10-13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长正进入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常态。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形态和消费产业,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打造中国消费升级版,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第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消费收入来源;第二,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夯实居民消费基础;第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居民消费预期;第四,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提高市场监管能力;第五,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培育居民消费热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长正进入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常态。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充分发挥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努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一、努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举措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各种风险挑战极为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保持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着力点,就是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增强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引擎作用,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概括地讲,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由大国向强国转型升级。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强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需。多数发达国家崛起的基本路径是:在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较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完成工业化之后,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多转向消费需求拉动。这是因为,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缺乏资金,需要大幅增加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降低消费率。而当资本存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要降低储蓄和投资,提升消费率。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体,其最终消费率均在80%左右,而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迫切需要努力释放大国消费红利。

  第二,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由外需向内需转型升级。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依靠世界市场的强大需求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鲜明特征,使得我国得以高速增长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向以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第三,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当前,我国内需结构调整过度依靠产业投资,使得产能过剩风险逐步凸显。以产业为例,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光伏等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在70%左右,按照国际行业标准,这些产业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通过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一方面可以积极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需求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

  第四,促进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向包容共享转型升级。我们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积极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为了获得经济建设的资本积累,我国很长一个时期推行的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政策,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要注重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数量,更要注重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质量提升,实现经济福祉由广大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

  二、制约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主要因素是体制机制障碍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我们都必须将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诸多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大国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总体来看,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消费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制约我国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第二,政府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的提升。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与消费预期密切相关,稳定的消费预期能够有效地拉动消费总量。当前,由于我国对基础性公共产品投入相对滞后,导致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增加。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第三,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良好的社会信用与消费监管体系是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红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第四,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阻碍了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有效的消费供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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