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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地方大规模投资应注重长期效益

作者:张占斌  时间:2012-08-02

  中央政治局年中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仔细观察各地方政府再次纷纷出现的高涨的投资热浪,除了需要警觉和质疑,或需更多地进行理性分析。尽管有舆论担忧地方试图依靠规模过度庞大的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可能会造成更多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并可能给经济的长期发展蓄积更多风险,而不为子孙后代长远大计考虑的发展思维,或将导致为整体经济的未来预设灾难性后果,但如果地方政府推动增长的思路能够从“保短期增长”向“保长期增长”转变,则中央“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目标就应有望真正得以落到实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占斌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积极的角度看,各地政府如果能接受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能够将投资用于对国家和地方发展起支撑作用的重点项目上,或者用于一些与民生有关的项目上,或者用于解决三农发展瓶颈问题的一些项目上,应给予大力支持。各地的投资冲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好并且把握好节奏,则无论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都应可出有益之举。如果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只为保眼前政绩,而不考虑长远,则可能最终会导致风险和问题发生,这的确需要舆论给予关注、提示与警醒。

  鼓励多出有益长期增长之举

  《华夏时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已经看到多个省份把扩大投资当做“强心剂”,出现新一轮大胆投资的热浪,试图拉动经济增长。无论对于地方经济还是对于整体经济,这都意味着一个怎样的景象?如何理解学界出现相关的批评意见?

  张占斌:由于受国际大环境的牵连,加上本身需要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国内经济暂时处于下行态势,目前是否下行到底,尚难判定。因此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许多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调研,很注重一些经济数据的分析和一些专家的判断。各省份也希望通过努力,为稳增长做出贡献。由此来看,适当加大投资也是必要的。

  任何投资都具有两重性。如果继续走过去那种粗放型投资的道路,继续投资那些不注重节约的、产能落后的项目,可能带来一些学者所说的灾难性后果,极其不利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极其不利于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因此,学界出现相关的批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意见都是善意的提醒。

  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观察,在一定时期内,投资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外需和内需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还难以盖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走向看,由于毕竟尚处于发展中阶段,很多地区很多领域仍然缺少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包括北京最近的一场大雨所暴露出的问题,说明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还有很多欠账。

  但如果投资没有经过严格论证,也没有用在最需要之处,而完全是为了GDP,落后产能并不加以淘汰,甚至保护落后,为地方局部利益影响国家整体战略的布局和实施,这确实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

  从积极的角度看,各地政府如果能接受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能够将投资用于对国家和地方发展起支撑作用的重点项目上,或者用于一些与民生有关的项目上,或者用于解决三农发展瓶颈问题的一些项目上,我认为应给予大力支持。各地的投资再冲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好并且把握好节奏,则无论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都应可出有益之举。

  如果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只为保眼前政绩,而不考虑长远,则可能最终会导致风险和问题发生,这的确需要舆论给予关注、提示与警醒。

  不能只为眼前保增长就什么都干

  《华夏时报》:客观地说,面对当前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地方推动稳增长须如何有效发力?

  张占斌: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有思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不是单纯为保GDP而GDP,而是在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上多下工夫?

  现在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并不低,很多都超过15%以上,所以有人说,实现整体经济增长7.5%或所谓保8的目标,根本不用担心,一定能完成,尽管这其中可能有虚假的GDP,黑色的GDP,等等,但无论怎样,增长目标都能完成。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多下工夫。

  首先,即使需要适当降低速度,也要在产业提升上、科技创新上加大投入。

  其次,在民生项目上,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许多城市在地铁、机场等改善城市交通或在排水、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都有很多投资空间,但这些投资都需要经过严格论证和预算监管。这些投资对于改善民生,对于提供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撑,都十分有益。

  第三,围绕着解决进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可能还需要政府投资。比如在住房、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政府可能还需想办法为他们尽快提供更多支持。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也有利于社会稳定。长远来看,也会对经济增长给予很大支持。

  第四,人们常说现在是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有了工业化和服务业做支撑,城市化就会走得更快更远。而且我认为,在应对全球危机中,中国的城镇化可能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大牌,这张牌如果用得好,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大为有益。所以,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如何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创新、通过土地资源的有效使用,让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的成果,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转型,都十分有益。

  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对于推进城镇化,都很感兴趣。但有的地方政府可能只是片面理解,过多地盯着农民手中的土地,想着如何以较低的价格弄过来,使得政府手里有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这里面需要平衡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而不能偏向其中任何一方。过去有些地方政府凭着政府的强势,甚至有个别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对农民土地的征用不很规矩,至少在一些程序上不很规矩,补偿款也不到位,既存在拖欠,也存在额度不够等问题。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这类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潜力很大。你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将创造多少消费需求?

  所以,地方大规模投资对于长远问题,要有预见,而不能只为眼前保增长就什么都干,不能造成新一轮浪费。

  警惕投资转弯进入房地产领域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所谓地方版的“4万亿”,多是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经济“短期反弹、中期平稳”,值得期待。您怎么看?

  张占斌:地方投资现在是否有4万亿或者可能超过4万亿,目前还不好说。地方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基础设施分类很多,各地情况不一样,所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很大投资空间。这对于经济短期增长有好处,对于中长期发展也能看到影响。

  《华夏时报》:地方大量投资会引起通胀问题吗?如何避免?

  张占斌:短期来看,还不存在太大通胀压力,如果资金流向上处理得好,也不会形成太多通胀压力。但如果投资取向转个弯又进入房地产等领域,或进入日常消费品领域,则有可能带来通胀压力。中长期看,在稳增长和抑通胀之间需要维持平衡。

  《华夏时报》:您认为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偿付风险究竟有多大?地方政府如何避免因出现风险而被拖进财政漩涡?

  张占斌:中央政府过去并不允许地方发债,前几年开了个小口,部分省市经过中央批准,中央代发债。但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招数,变相地也有一些债务,无论或明或暗,这些或有债务将来都是问题,可能引发偿债风险。中央政府对此方面问题很关注,并不希望发生严重的债务问题,更不希望发生恶性的债务违约问题,定期组织有关部委等相关方面加以监督。但现在城镇化处于大发展阶段,地方民生改善也需要钱,所以有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获取资金以加快发展。这其中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头脑发热,都大干快上,都把问题往后推,可能存在风险。积累到一定时候,甚至风险会很大。所以,需要提醒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理性态度。

  《华夏时报》:在巨额的地方债压力还未完全消解之时,若再次大规模举债,地方政府能有哪些融资渠道?

  张占斌:他们无外乎通过组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取部分资金;或经中央政府批准代发一些债;还有部分资金来源于土地出让金;也有一些非税收入等等,但主要获取资金的途径可能还是通过银行贷款。所以,如果地方政府从银行贷款过多,银行也面临风险。因此,银行也须通过加强内部监控,适当地按规律办事,保持一定的警惕。

  稳增长有八项改革要加快进行

  《华夏时报》:从地方频现大规模投资的角度观察,实现从“保短期增长”向“保长期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哪些变革?

  张占斌:首先,我们看到,地方负责官员任期较短是个问题。

  此外,过去选拔干部较多看重GDP,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是颠扑不破的标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转变确实需要有个过程,其中一方面是思想观念上要加强正面督促、约束和提醒,也就是科学发展观仍须反复强调,另一方面对于有关部委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还需采取一定手段坚定不移地加以执行,而不能因为经济困难或转型很痛苦,就有所放松。

  第三,在官员选拔考核机制上,要进一步研究使之更加完善。官员考核机制并非指标越多越好,当然也并非越少越好,而是如何更加合理适用,让大家心服口服。也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如果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总是搞青山绿水,经济总上不去,对这类官员的考核指标如何定?传统的指标其实应有所改变。

  第四,要改变这种状况,可能也须考虑改变传统的投资政策,使之更多与民生或与国家紧缺的瓶颈性问题突破的项目相联系。

  第五,各地方对于经济发展速度要有正确认识,要从经济的长周期规律考虑问题,太急太快一定是耗费资源、不可持续的。

  第六,政府对于民众收入分配调整政策的改革方案需要进一步加快落实。

  第七,财税改革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需要进一步平衡和加以完善。

  第八,要将税收手段运用好。房价一直在上涨,无论如何压制都难以真正奏效,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干预不是长久之计。因此,酝酿多年的所谓物业税或房产税要设法开征,虽然可能有技术障碍,但这难道比打江山还难吗?

  地方政府应做稳增长的推动力量

  《华夏时报》:未来一段时间,从开辟中国经济稳中求进良好局面的角度看,地方政府会否成为稳增长的主力?

  张占斌:应当说,地方政府是稳增长的积极推动者,而不应成为主力。但各地方政府在理解中央政府的政策上,可能会存在差异,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可能会加入各自的特殊性在其中,有些很可能有利于稳增长,有些则可能不利于稳增长。地方政府应该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更加理性地看待前进中的问题和压力,将其看成是实现转型、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大机遇。如果将增长节奏放慢一点,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程序上更合规一些,就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未来就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政府在稳增长上有很多事情可做,如果做得好,就是稳增长的推动力量。如果继续走老路,继续片面强调GDP,那可能真的是破坏了中央政府的整个战略布局,甚至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比如造成地方民众上访、闹事者增加等。这是需要提醒和避免的。

  总体来看,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地方政府也很着急,这个心情与中央政府的心情基本一致,怎么将增长稳住,不出现太大波动,这是目前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大家共同讨论,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关键还是要按科学发展观办事,对这一思想的贯彻仍要加以体现。

  此外,越是困难的时候,各地方越是要加强改革创新,越是要破除障碍,解放生产力,而不能都等着中央的顶层设计。地方要更多地创造和积累改革的经验,一些好的经验最终可能会形成中央政策,这样上下齐动,就能推动改革的深入,推动体制创新的深入,就会有益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来源:凤凰财经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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