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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围绕发展方式转变 凝聚改革共识

  时间:2013-08-30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当前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来看,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能不能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回升态势继续保持下去。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下滑,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7.5%以下。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了上半年的经济形势,针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就是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下半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适度松动银根,把一年以前冻结的一些项目(包括高铁项目)重新开工。国家发改委一下子批了十几个城市大约8千亿元的地铁建设规划等等。因此,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朝回升的方向转变,到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个拐点,连续七个季度下滑的局面终于得到抑制。能不能把这种回升的态势继续保持下去,是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月份CPI上涨3.2%,有的同志担心CPI上来了,会不会收紧银根。在抑制通胀和稳增长这两个目标中间,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是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应该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这是今年面临的主要的矛盾。今年的宏观调控,面临好多“两难”选择,既要适度扩大需求,又要避免通货膨胀;既要适度扩大投资,又要避免走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带动高增长的老路;既要扩大内需,又不能放松扩大出口的努力等等。正确的政策取向,就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近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十八大”提出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倍增。去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8.2万亿美元,人均 GDP已经达到6086美元。如果我们以2012年“十八大”召开为基期,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的时候, GDP总量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或者说人均GDP翻一番,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一万两千美元以上了。一万两千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再用十年时间,我国13亿人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达到一万两千美元,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摘取经济总量的金牌。今后十年将是一个艰难爬坡的十年。根据国际经验和世界银行做的课题研究,许多国家达到三千美元至五千美元比较容易,五千美元再往上跃升到一万两千美元就非常难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人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实际上是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十个国家都达到了人均GDP四、五千美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真正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的也只有寥寥几个,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区间上下徘徊。比如巴西,前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两千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去年巴西的货币贬值,它又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了。真正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也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四小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我们走出中等收入区间、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十年。党的“十八大”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是带领中国人民跨上高收入台阶的领导班子。

  未来十年,我们可能会遇到同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来解决。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十几年,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能用老经验、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体制变化也很快,谁要说自己有经验,用老办法就可以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必须通过改革,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另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在社会领域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稳定也面临一些挑战,这些问题也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未来十年,能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用十年的时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将面临着许多挑战。

  从有利的条件来看,我们实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了,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舆论声音很强,好多人都跟着说,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去年我还写了好多文章来反驳这种观点。这些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都听到过,也跟他们辩论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九十年代还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到了“十四”大召开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我们应该争取9%左右的速度,好多人都反对。结果呢,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黄金发展十年。进入新世纪(10.84,-0.78,-6.71%)以后,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了,好多人讲,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难了,但是我们的速度反而更快了。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我们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所以,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年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的预测包括一些经济家的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往往估计不足。目前我们的 GDP达到六千美元,还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有各种各样的舆论说我们的劳动力红利没了,改革红利也没有了,加入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红利也没有了,所以发展的速度应该放缓。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后出现了14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有人提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把雾霾解决好,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怎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赢得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根据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达到一万七千美元的时候,快速增长期才会结束,他们做到了,我们应该也能做得到。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怎么能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该能做到,有信心做得到。关键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或者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七大”时就提出了。但是五年过去了,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好多指标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很明显,从“十七大”到“十八大”这五年,投资率更高了,居民消费率更下降了,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了。投资率前两年上升到49%的历史最高点,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的历史最低点。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一般占14%左右,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4.9%的历史最低点。这些数据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为什么“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经过五年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呢?现在各个方面改革的呼声都比较高,都说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改?改革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意见很不一致。 “十八大”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强调要以转变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现在看来,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要深化改革,如何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十八大”专门提出一个词,叫“凝聚共识”,我认为要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凝聚改革共识。因为前三十几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关键是我们集中改革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按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检验改革是不是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都要改掉。这样就把过去的条条框框全都打破了,一些禁忌也打破了。这种体制上的改革突破,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才创造出中国奇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又积累了许多矛盾,我看还是要围绕能不能解放生产力,针对那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来进行改革,换句话讲就是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进行改革。

  以下我从六个方面谈谈如何凝聚改革共识。

  一、 围绕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投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我们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物质消耗居第一位。我们的粗钢产量7亿多吨,生产能力是9亿多吨,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水泥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铝材、平板玻璃和家用电器生产能力都占全球的 50%左右。我们的造船能力超过全球市场需求的总和,全球造船订单都拿到中国来,也不够咱们中国人干的。我们的家电、发电设备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占到全球的 30%以上。就连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像风电设备生产能力也超过国内需求的一倍以上。所以,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市场疲软,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能力减弱,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增加消费,大幅度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经达到52%,到现在下降到34%,下降了18个百分点。投资率是逐步上升的,到2011年,投资率高达49.2%,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2%,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的状况,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一个百分点,这种比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庭。

  美国的最终消费率最高是91.7%,居民消费最高是72%,美国的居民消费率比我国高一倍以上。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找到认识上的根源。过去我们曾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计划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物质短缺,即需求膨胀,供给不足。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则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这个规律完全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特点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张与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分配权决定在资本家手里,所以他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C是物耗,M是利润,V是工资,压低V,尽可能地增加M,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把利润用于再投资,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盈利。而居民支付能力则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这个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后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总结了它的教训,搞福利社会,搞经济预测,搞宏观调控,尽量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生产过剩的矛盾大大缓解了。现在他们又走过头了,走到反面了。由于社会保障的包袱过重,超过了财力支撑能力,所以轮到他们过苦日子了。福利上去容易下来难,压低社会福利支出,老百姓就上街游行了。我们现在对产能过剩矛盾产生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本质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但是实际经济生活中,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赶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出现了严重的全面的产能过剩。现在小打小闹调整不行,必须要有大幅度的调整。要从认识根源上找矛盾产生的原因,使全党都认清这个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才能痛下决心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改革初期,我们总结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急于求成,用高投资率推动高增长,结果欲速则不达。“六五”时期大幅度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使广大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很多实惠。但后来投资率不断上升,从25%上升到 30%,最后45%也打不住了,直到现在的历史最高点49.2%。

  现在的初次分配,是由企业来决定职工的工资。企业在分配中当然喜欢压低工资,多留利润,这就造成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十八大”提出两个“双同步”,是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去年我们实现了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好现象。要通过大幅度调整,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口袋的钱多一点,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钱多一点,让更多的人能买房子、买车,能出去旅游、增加文化消费,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前不久国务院三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方向性的调整意见,要求国务院各个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我们期望实施细则快一点出来,在收入分配调整上能做一个大的文章,从而改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局面,实现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

  二、 围绕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推进“营改增”的税制改革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我们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就制定了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方针,还召开了全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会议。但是20多年过去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没有改变。

  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43.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5.7%,这两个比例都太低了。全世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是62%,发展中国家是50%,我们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14个百分点,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到过印度,印度人均GDP不到我们的二分之一,它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都达到50%以上。印度很重视第三产业,新德里找不到什么大商场,一个个都是小商店。印度政府觉得第三产业利润比较丰厚,把这块留给老百姓,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商店,就能养活一家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税制不合理。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工业实行增值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过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算作是物质生产部门,国民经济统计里面只统计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叫社会总产值。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这种传统理论一直影响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一说发展,就是上工业项目,对第三产业重视程度不够。第三产业用水、用地、用电的价格都要比工业贵。现在有一些城市还是这样,商业电价是一个价,工业电价是另一个价。总之,从各个方面打压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事第三产业的大量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我们对小型、微型企业的税收起征点,原来是月营业额5千元,前年开始提高到2万元,提高了4 倍,看起来幅度很大。但是仔细一算,按照销售利润率10%来算,一个月销售2万元,纯收入才2千元,比居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3500元还低1500元。税负太重,竭泽而渔,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我建议再进一步提高起征点。统计显示,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2万元,可使2000多万家小微企业受益,他们的税负降低了40%,一个月减少税收仅9个亿,这么大的好事还要继续做。我在政协提了提案,要从放水养鱼、培植财源的角度提高起征点。创业的积极性高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多了,将来大企业才能多,大企业多了,税收才会增多。

  2012年,我们已经在十一个城市进行第三产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物流和研发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试点效果非常明显,新创办企业大幅度增加,中小企业大幅度增加,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如果这项改革能够尽快在全国推开,在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推开,我相信第三产业一定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通过第三产业的税制改革,经过五年的努力,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现在的35%提高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0%,增加15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亿个就业岗位。目前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没有什么风险,近期可能减少一点税收,但是三五年以后税源增加了,税收肯定会大幅度增长。就业增加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消费也上去了。

  三、 围绕加快产业升级,改革科技、教育管理体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各级政府、企业、学校和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已占GDP的1.97%。全世界最高的是瑞典,达到4%,第二是芬兰,达到3.9%,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以上。我国科研投入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经过几年的努力,科研成果已经成批涌现,我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度增加。2012年我们在国内申请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然在国内申请的专利质量差一些,发明专利比较少,专利的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我更看重国际专利。2010年,美国国际专利申请了2万多项,我们申请了8000项,美国是我们6倍。到2011年,美国申请专利数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却增长了20%多,美国对中国的倍数下降到3.6倍。按这样的相对比例关系发展下去,到2015年或2016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也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尽管我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和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般的产业技术上,我们创新的能力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华为公司2009年申请专利量世界第一,2011年中兴申请专利世界第一,这两个公司一年申请的专利占全国申请量的1/4。如果每个省都能培养出两个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我们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就能够赶上和超过美国了。

  目前还有两大创新潜力有待于发挥。一个是国有企业。现在民营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整个专利申请量的67%,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国资委去年搞了一个“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规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文件最大的突破,是提出把国有企业创造的技术成果的价值,列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之内。马克思早就说了,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资料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它的技术含量会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过去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只看有形资产,不看无形资产,你创造的技术成果再多,也进入不到考核的范围。大唐电信集团用了八年时间,投入十几亿人民币,创造出了一个TD—SCDMA的3G标准,由于这个技术成果进入不了考核的范围,它又是上市企业,导致账面亏损,带领创造这个成果的周寰董事长也灰溜溜地下台了。当时周寰跟我说,美国人愿意花十亿美元买他的标准,要是卖出去,研究人员可以发很多奖金,所有的亏损都可以弥补,还会有大量的盈利,账面可以做的非常好。但是他不能卖,因为这是中国人在高科技领域唯一的一个自主创新的标准。显然这是考核标准出问题了。现在我们搞了一个新的考核标准,把技术成果的价值列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之内,是对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上的一个突破。建立鼓励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鼓励他们增加研发投入,我相信不久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成果一定会大批涌现。一些高技术领域和行业性重大技术,像航天、大飞机、高铁等等,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担当重任。如果所有国有企业登上自主创新的舞台,担当起主力军的作用,其潜力不可估量。

  另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高校,这一块我们目前确实比较惭愧。前年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全世界高等学校按照申请专利的数量来排队,在前50名里,中国被剃了光头,而美国进入前50名的有30个大学。可见中国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在创新能力上差距有多大。美国大学考核办的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一个系、学院对相关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度。也就是说看你这个院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中国好多大学跟着企业的技术进步后面跑还跟不上,教授到企业总结技术进步成果,回来写到教科书里面,再给学生灌输。神华集团目前在中国煤炭开采行业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一口井年产量一千多万吨。有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回母校讲课,他把教科书拿来随便一翻,找出30多个概念都落后于生产实践。但是学校里的教授还在拿这样的东西向学生灌输,你说这样的学校怎么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大学有巨大的创新的潜力。我们有那么多的教授、博士、硕士,许多人正处在一生中最有创新能力的黄金年龄段。美国去年接受中国20万高中生去读大学。美国的教育已成为第六大产业,其中中国留学生是给他送钱的主要来源。能不能把我们的大学办好,把自己的学生留在中国,甚至吸引美国、欧洲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关键就是改革教育体制。现在大学缺的就是竞争,要有竞争机制。

  现在有一个好的兆头,根据计算到2015年我们的大学招生,要由有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阶段,到那个时候大学招生是学生挑学校,而不是学校挑学生了,有一些学校可能因为招不来人自己关门了。现在台湾就是这样的,好的学校报名人很多,可选优质的学生。差的学校没有学生来报名,就自动关门或者由大学变成中级技术学校。到2015年、2016年,中国大学招生买方市场的形成,可能是中国教育竞争机制形成的契机。有了竞争机制,中国的大学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学校,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科研的基地,成为提交技术专利的基地,大学技术创新才能发挥像美国大学那样的作用。所以在国有企业和大学这两大领域,急需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通过自主创新,用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实现由现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

  四、 围绕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 

  未来十年,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提高农村7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尽快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国今后十年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是3.2︰1。根据研究成果,全世界凡是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具备三个标准:一是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者超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者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没有这三条,很难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1%。不消除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难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就要搞农业现代化,搞集约化农业。现在好多人说中国劳动力的红利已经没有了,劳动力短缺是制约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叫“2030年的中国”,提出了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问题:第一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存在。说劳动力短缺,这个话说早了20年,因为它没有看到农业这个领域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现在有两亿八千万劳动力,种了18亿亩耕地,一个人只能种6亩4 分地。美国一个劳动力种几千亩,欧洲一个劳动力种几百亩,中国农民更能吃苦耐劳,主要是没有地给他们种。

  现在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是劳动力转移有出路,长三角,珠三角,好多城市都存在招工难。我去年去印度孟买开会,之后到孟加拉参加了一些中资企业座谈会。在达卡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来自福建服装企业的老板说,他上世纪90年代到孟加拉办厂,原来在福建一个劳动力工资每月两、三千块钱,到孟加拉降到七百多块钱一个月。从这儿生产服装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是零关税,向发达国家出口服装又没有配额限制。再就是孟加拉的税收只有 18%,剩下什么税都没了,比中国的税负低得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办厂你不想赚钱都难。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柬埔寨,老挝,印度,孟加拉,越南劳动力成本一个月也就5000~800元。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企业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了,我们将失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到那个时候再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我看是没有办法了。

  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裕。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光靠政府投入不可能,政府投入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农民收入很低,靠农民自身积累也不可能。只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对社会资金开放,哪个领域发展就有活力;哪个领域拒绝社会资金的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是一潭死水。同样农业现代化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金将会是遥遥无期。

  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现在只要证明某个品牌是好的,质量是信得过的,即使价格高一点城里人也愿意买。中国人跑到全世界买奶粉,造成全世界奶源紧张,真是丢人。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例子,一个温州的老板,原来在乌鲁木齐经商,后来他把店铺全卖了,跑到新疆喀什在戈壁滩上办了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场。他的奶粉现在卖到长三角地区。他的广告词就一句话,我的奶粉全部源自于自己奶牛场的牛奶,没有一个散户。这句广告词赢得了长三角母亲的信任,即使价格高也愿意买他的奶粉。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是不可能保证质量的,只有搞现代化的大农业,搞合作社,搞农业公司,搞家庭农场,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只有有了对品牌的珍惜,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这里面有无数的商机。

  四是农机生产能力完全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实在没有的还可以进口。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实行土地确权颁证,把经营权证颁到户,把他的用益物权明确到户,他可以转让,转让出来以后就可以获得土地转让的收益。前几个月我去洞庭湖,在岳阳市的华容县看到一个例子感到非常振奋。华容县有一个村子,有70多户人家,800亩水田,现在800亩水田都让党支部书记一个人转包了,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全村人的佃户。他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亩产可以提高5%,他把全村的劳动力都解放出来了。一亩地转包费是700元钱,愿意就地打工,工钱一天130元,愿意进城打工,加上自家土地转包收入七、八千块钱,两口子一年可以搞到7万多元。7万多是什么概念?就是进入了中等收入家庭。国家统计局规定,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是 6万到20万,你不用在家种地,外出打工,总收入一下子到中等收入家庭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需要我们政策推动,这个也需要改革。今年“两会”之前我看新华社头版头条的报道,安徽小岗村春节前整理了几千亩地,准备过完节就招标,谁出的标最高,就让谁种这个地。参与招标的这些人,其中还包括当年按手印分田到户的人,现在他不种地,让别人种,比自己种收入还高。我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标志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加快推进的时刻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制度,可以解决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美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不到1%,他生产的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未来20年,我们再从农业劳动力中转移出来两个亿,留八千万农民种18亿亩耕地绰绰有余。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养猪一共就是两个半公司,一个公司年生猪出栏量三千多万头,还有一个公司的出栏量是两千多万头。一个公司顶得上我们好几个省的产量。所以养殖业完全可以搞规模化,用机械化大生产来保证产品的质量,需要我们从认识上解决问题,加快推进改革。

  五、 围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去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六项任务:一是放宽准入;二是建立地方性的监管机构;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五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由现在的结汇为主转为用汇为主;六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这六项改革提的非常好,可惜缺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由于资本的趋利性,现在利率市场化已率先突破。在没有放宽准入,没有形成一种竞争局面和监管机制的情况下,率先放开利率,很可能孕育一些风险。所以迫切需要制定综合配套方案推进改革。

  六、 围绕释放土地潜力,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现在有人说中国土地资源紧张,搞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土地了,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土地的巨大潜力。除了荒坡、荒山、河滩地可以利用之外,现在城乡建设用地一共占了23万平方公里,村庄建设用地占了17万平方公里。现在好多村子是空心村,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是铁将军把门,但是房子也不能卖,还在那空着。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允许他出让,允许他流动,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把房子卖了,可以在城里买房子。村庄宅基地整理,可节约占地 50%以上。土地制度改革是挖掘土地资源潜力,满足城市化建设用地需要的重要举措。中央还提出土地可以在省域范围内占补平衡。用地和造地平衡,可以异地进行调节。我们还要尽可能利用海外资源,像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农业条件非常好,稻米一年可以三收,但是他们种不了那么多,种多了也卖不出去。将来我们互联互通之后,铁路可以直接修到东南亚,那个地方可以成为我们农产品供给的基地,还包括在非洲、南美租一些土地生产一些大豆,满足我们进口的需求。

  总之,如果上面讲到的消费、第三产业、科技教育、劳动力、资本、土地六大潜力都释放出来了,足以支持未来20年的持续较快发展。关键还是在于改革。

来源:《新浪财经》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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