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应对经济下行的思路和对策(三)

作者:周天勇  时间:2015-03-09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次从2008年末开始的,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的深度下行,如果没有对症的思路和强有力的措施,实际上就是在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不是考虑一国经济体正常状态下,经济运行过热或者过冷的问题,而是从一个长期看,怎样进行惊险的一跳,跨越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大衰退的陷阱。

  从前面分析中国国民经济这次衰退原因的分析看,短期数量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只能作为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要从大的格局上阻止衰退,需要根据上述分析的下行内在和相关症结去考虑出战略性的思路,设计跨越衰退的方案,按此进行体制的理顺和相关政策的组合和阶段性出台。

  从前面的分析看,服务贸易的不平衡,投资流失和国民收入回流较少,以及不法资金外逃,也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重要原因。怎么治理呢?

  首先,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当树立国民经济大结构服务业、新经济服务业、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和开放型服务业观念。以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化解国民经济的高利贷化,促进工业良性发展;以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等科技和工业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服务业要对外有区别地进行开放,促进改革,强化竞争;要社会化,向民资开放;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提高效率。

  (1)各级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中,重视服务业发展目标、结构、规模等指标;完善服务产业统计指标体系,设置月度服务消费增长规模和指数。当然,同时也要防止国民经济过度虚拟化,以及虚报服务业增加值的行为。

  (2)2002年加入WTO的经验证明,制造业的开放,强劲地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增长,而服务业开放的保留,却积累了第三产业的诸多体制和经济下行问题。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谈判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有的完全放开;有的放开引进一些外资,对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对体制进行如何改革试压。比如,向外资开放职业教育、诊所等投资项目,引进如德国高质量技术工人的教育;鼓励国内大学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甚至外资办大学,使中国许多留学生在国内享受国外高质量大学的教育,适当使国内学校有竞争压力,改善教育供给,减少教育贸易逆差。

  (3)对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养老、金融、交通、科技和工业服务、仲裁咨询、信息互联网等等领域,清理法律法规,对投资进入的限制进行负面清单管理,对政府的管理权限制定出透明的正面清单。并且,需要发改、卫生、教育、社保、民政、工信、金融、旅游等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体制和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套。使社会组织、民间资本和国外投资者大体平等进入。

  (4)考虑旅游贸易的逆差太大,除了加大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治理外,非常重要的是,区分景点资源的公共、准公共和商业性质区别,反景点资源的行政和商业垄断,控制景点价格水平和捆绑销售等行为,还要提倡和推进佛道等宗教的去商业化改革,提高国内旅游供给市场的吸引和全球竞争力。

  (5)根据各国经验服务业GDP和就业,相当多部分由民间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形成,其资金来源为民间自收自支。因此,建议进一步放开慈善、教育、社区、行业等各种民间组织的设立,替代一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促使事业单位转型,形成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的自组织部分,减轻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建立并完善社会组织服务业统计体系,并成为国民经济服务业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不再进行容易使人误解的阶级、公私、专政、路线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明确在制度真正上保护私人产权(包括知识产权),降低税费负担、社保费率、信贷成本,使民营资本能安心在国内投资和经营,并能得到稳定和合理的利润。

  不论政治上如何考虑,经济上因果是,每次关于公私、阶级的讨论,都导致民资的大量外流,特别是极左的唱红打黑,以及高调的“不搞私有化”等,加上国外一些国家的投资移民政策引导,里应外合,导致国内民营企业家大规模移民,萎缩和停止国内产业,转移资产,向外投资。因此,无论如何,新闻宣传系统和学术界,今后再也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官方主流媒体的、特别是有官方背景学者进行所谓的姓“社”姓“资”、“不搞私有化”、“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争论,否则,对国民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过去许多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案例看,相当多的是,个别党政领导、公检法部门,以及一些行政部门,为了谋取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或者与其他黑社会勾结编报案件,或者先抓人再找理由,甚至没有审判,便拍卖私分企业的财产。公检法部门,还有可以在案件中留成的规定,这成了导致一些公检法部门故意办错假案而获得办案经费强烈的利益动机。一些毫无道理的法律法规,也给公检法部门,包括有关涉法涉条的行政部门,提供了随意关押企业家、查封资产而获得创收的机会。如工商部门法律法规中,所谓的注册资金,对年检中没有达到的注册资金额的;对随意或者有目的地检查中,帐面上资金没有注册资金那样多的,可以以抽逃资金罪拘留和抓捕,轻的许多是以罚款放人,所收款项以工商和派出所等两家分成;重的则财产被查封、拍卖,企业被判刑入狱。因此,建议中央委托全国工商联详细调研过去公权侵害民营企业家的案例,清理一系列不合理的诸如“抽逃注册资金”罪等这样的法律法规,拉出诸如公检法可能从办案经费中留成这样荒唐的各种行政和司法规定,总结一些个别领导勾结黑社会抓人私分企业家合法财产的案例,提出防止公权侵害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一整套有效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提供给人大和国务院尽快立法和立规。

  再次,堵住资金的外流和漏出。贪腐和欺诈等不法资金向国外的流出,实际是国内储蓄和投资及消费的减少,其数额越大,对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影响越大。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方案, 尽最大可能尽堵住这些资金的漏出。

  逐步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建立城乡居民、商户和企业,建立其不动产登记和台帐体系经,与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等财产联网系统。其作用在于,脱离合法收入之外的收入,可以得到有效监控;避免税收的流失;有大额资金汇出异动时,有自动的合法性查询机制。

  从目前中国资金流动的实际渠道和监管来看,诸如服务贸易规模、中国实际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资金往来一般性和资本性帐户,可能要考虑正规渠道、地下钱庄、边境携带、两边收支互抵等全部因素,通过抽样调查、收支差额估算等措施,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货物、服务和资金进出统计和监测机制。

  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金融监管局紧密合作,形成大陆与港澳之间资金流动信息适时通报机制。对大额资金的不正常流动进行监控,特别是对利用赌球、赛马、赌场进行的赃物押抵或者现金直接洗钱,互相通报,并进行追查。

  海关、商务、外管局、安全和外交等部门,对货物贸易中,较为离谱的高价进、低价出交易,以及价格离谱的国有经济采购、销售和资产并购等交易,也要进行资金异常流动的监管,防止利益变现,漏出国外。

  跨国缉捕经济罪犯,引渡其回国,追逃其赃款,是遏制贪腐和其他不法资金漏出的重要措施。对于不法资金汇出国外,就行为者来看,也有一个成本、收益和风险比较。如果,对于外逃的不法资金,能全部追回更好,与所在国引渡和赃款分成也可以接受,关键是要将罪犯引渡回国,并使其倾家荡产,一无所获。这样对后来的不法资金外逃将会有极强的震慑作用。

  一些规模较大、业绩良好的地下钱庄,通过发展小型银行,应当将其合法化,其资金流动纳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流量监管;国民经济中,应当从制度设计上,通过降低银联卡费或者免费等措施,逐步减少流通中现金的使用量,减少现金交易规模,而电子转帐的资金流动,则易于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控制。

  总之,废除计划生育;除北京外,放开户籍管制;改革土地制度和地方土地财政,恢复中华民族的元气,逐步降低和消除经济增长的萎缩性因素。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控制并逐步缩减党政事业等供养机构和规模,减轻税费,降低社保费率,抑制高利贷,鼓励创业、投资,增加就业,扩张消费,使国民经济休养生息,释放被挤压的活力和动力。在服务贸易往来、对外直接投资和资金流入流出方面,对外开放服务贸易,特别是对内放开旅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网络、金融等领域对民资的准入,改革诸多服务,特别是事业管理体制,更多地采取政府监管、社会和市场投资和经营的方式;停止无休止但可能导致资产外流的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切实保护私人产权可实施和有效的制度,创造民营企业国内投资经营的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资金大规模外逃,保持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不受损害。将国民经济漏损性下行压力,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而,从这样三个大的方面,抗击经济进一步下行,跨越国民经济跌入大衰退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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