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提出税费高的学者们没有恶意

作者: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时间:2017-01-06

 

  在2016年12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年会上笔者就企业税费负担问题,引用李炜光教授的研究,以及增值税减税力度没有5000亿元的发言,引起了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讨论。当然,有过度炒作等小插曲,但是我认为总体上还是有益的,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专家们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不同意见的争论,会使实事更加清晰,问题得到认识,促进政策能够出台。

  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20世纪第2个10年中遇到了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共同富裕任务也任重而道远,对外经济面临着各种风险和竞争。因此,需要认识是一些什么因素和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下行,采取一些什么样措施能使经济上行,有什么样改革能促进收入和财富较为公平的分配,并且使我们在国际经济中有竞争力?

  实际上,人口增长的低迷、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是这次经济增长在人均GDP没有达到新兴工业化国家水平的情况下,突然从高速度跌下,并且高增长速度横向比较缩短了10到15年的最重要原因。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器质性的问题。

  其次,实体经济的税费、社保、融资、能源、运输、土地、清关等成本越来越高,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投入比较收益高和赚钱时间短,使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生态环境恶化,是这次经济下行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而对外经济从原来的产业净移入、投资资金净进入、消费外购少、出口中高速增长、服务贸易逆差很小等,转变成了产业净移出、投资资金净流出、消费外购多、出口负增长、服务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格局。人民币币值波动,资金外流压力大。以前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变成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漏损格局。是这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第三个原因。

  实际上揭示国民经济增长从上行转变为下行的这些深层次原因,需要就一些热点敏感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比如,计划生育对后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就触及计划生育国策,是不是能在一切向前看的前提下,需要把内在因果关系讲清楚?否则,认为人口的相对收缩、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还有利,那么国内外就会以为现在的经济下行是中央和国务院的经济方略出了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很容易被归于唱衰中国经济和对国策不敬之列。

  再比如,税费社保负担水平对企业投入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触及宏观税费负担、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微观企业总税率、政府支出结构等等诸问题,也涉及到财政税收部门、国际横向比较、供养规模等热点和敏感的话题。

  高度集中垄断的银行体制与制造业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关系,触及到我们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体制,是发展壮大国有控制的银行,还是要发展民营银行?是将银行都做大做强,提高其集中度,还是要发展社区小银行?无不是争论焦点。

  实践中我们看到,中小微企业和农户,他们需要的是按照“熟人社会、信息对称、决策链短、成本较低、信用与抵押组合”的原则去设置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给他们及时、能够和低成本地提供融资。我们金融体制改革快30年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难题。中小微企业和农民贷到的都是中间各种我们所谓金融改革创新形成的环节加价后成本高昂的资金,或者得到的是地下钱庄、民间家族和集资的高利息资金。这个责任是谁的呢?

  行政寡头垄断的卖地和地方土地财政体制与房地产价格暴涨关系,触及到只有政府将土地征用为国有储备用地,再行政寡头垄断高价倒卖土地,在城市化挺进时,在一些人口移入和集中的一二线城市,成为政府财政的金饭碗等体制。

  这样的机制,一方面过度分配了农民应有的一部分土地财产利益,另一方面太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使一些刚性需求和后来买房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越是以前价低时买房、房改房和多套房居民依靠炒房地而高的房价上涨增值而不劳不创业不经营而积累财富,并阶层分配分化。农民在城镇中买不起房产,付出高昂的租金,城镇多套房的居民,可以以房吃租。房屋投资的快速和高收益,使整个社会脱实向虚。

  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少是依靠创业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而致富的呢?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形成于炒房和在金融领域中赚快钱而形成。如果不加以扭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然而,土地房屋体制又是一个热点的问题,往往碰到财产所有权、使用年期、征地拆迁、政府行政寡头垄断、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等这样一些敏感的话题点。

  能源和交通领域的自然和行政垄断,国有企业低效率,工程中可能存在的廉政问题,行政事业乱收费罚款,价格管制等与高运费、高电价和高油价有关系,如中国运输费用是发达国家两倍、运输罚款与超载的恶性循环等,已经是不争的实事,也是多年不能解决的难题,也涉及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如何进行第三方监管听证、如何改革交通管理供养体制等话题。讨论往往引起社会对交通乱收费乱罚款、电气接入垄断要价、网约车规定、城镇出租车公司改革等问题的热议。

  还比如,如何堵住对外经济的漏损,平衡服务贸易,留住投资和购买力在国内投资和消费,也触及到保护私有产权,改革财产所有权结构,改革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内容和体制,也是较为敏感的话题。

  如果不深入研究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不揭示其形成的机理,怎么能提出解决的办法呢?

  经济学的总体目的是什么,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不能研究抽象的理论而津津自乐,不能看到问题而言他,不能尽讲好听的,不能没有了解实际和分析数据就发言。这样不尊重实践。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不仅要研究为什么,更重要的是研究怎么办?既要建设性地研究,也要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为国家利益和命运着想的经济学家的责任。

  有的学者也提出,术有专攻,一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当由本部门和本专业的学者研究。但是,许多部门的研究机构从部门视角和部门利益出发,一些客观的研究受到部门意志的干预,一些研究成果需要层层审核,可能报送的并不是客观真实的研究结果和合理的建议;一些对策方案也含有部门的权力、利益偏好,而对责任、义务等尽量避免,就轻避重、就易避难、就利避责等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专业领域内的学者,就本领域而论本领域,而看不到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的相关影响。

  实际上,许多问题研究、方案建议,一些部门外和跨学科的研究,可能更加客观,可能更能跳出有关领域而从另一个视角看问题,交叉和通盘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有许多科学进展的案例,即一些不是本专业的局外人,反而解释和解决了这些领域的难题。

  当然,一些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报送内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认为是对的。然而,实际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些表达和解决问题的情况:(1)有的内参特别欢迎发表一些问题导向、提出建议的稿件,为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提供了渠道和参考依据的供给,负起了其应有的职责。我特别感谢这些内参渠道对我们的开放和包容,以及他们辛勤的工作。但是,内参渠道中也有诸多问题:如只刊登本部门研究者的成果,不刊登外部作者的稿件;有的他们认为太敏感的就不予选用和报送。

  我2014年在有关刊物上就发表了“防止国民经济高利化的”问题和对策建议,有一个内参的编辑看到后让我整理他要报送,最后被把关环节否决了;最近我写了一个“特朗普新政与中国的对策”,一个内参下面编好后,也被其领导否决了。而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写信报送材料的方式,全国这样多,能有几多能送到桌面上呢?

  既是一些内参提出的问题研究和对策建议报送,送达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每天那么多的材料,你也不知道看没有看到,批示没有批示;而且,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是一些有批件,有的部门有时可能因部门角度,提出反对的看法意见,有的批而不研究和办理,有的以与多个部门有关解决不了等等为由,没有落实,久而就不了了之了。

  当然,我们要反对的是,一些歪曲事实、编造数据、不科学探讨、不提解决办法等等的研究观点和散布发表。我们处于一个中国本身和国际经济大转型的时代,需要一大批学者去敢于和深入研究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热点问题,将其搞清楚。更应当鼓励他们拿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案,还要鼓励他们研究各种风险,在此基础上防范和避免各种风险。否则,谁都不去坐冷板凳触及热点难点和问题,都不去想思路和对策建议。

  则会言路闭塞,治国理政中不了解问题的深层次和真实原因,选不到能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得不到一些方案和决策的风险提示和防范预案,我认为会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兼听则明,不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真理。

  对我们大多数的学者要有自信。我想大多数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方面的学者,其研究是探求原因、机理、规律,是本着解决问题的好意而从事他们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学领域,这样一个讲课开会获得收入丰厚的时代,还能有投入大量精力时间去坐冷板凳研究问题机理、拿出解决方案的学者们,有的甚至没有课题资助,自己筹资进行研究,更应当得到鼓励。

  我们的国家虽然存在和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学者,生养和生活工作在这个国家的天地之间,我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和民族,一个学者,首位的是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能背叛这个国家和民族。我也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睿智、勤劳、创业的民族,我们也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技术和产业创新日新月异,工业基础完善和提高,交通体系较为先进,我们还有世界上少有的大国规模优势。

  虽然我们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但是,局面坏不到那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实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消除我们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的一些障碍。比如,企业的成本问题,不论我们怎样争论,我们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形势很严峻,如果不出台改革和政策加以解决,并放开对外投资和资金出入,可能几年我们的产业就空心化了,确实要给企业减税清费,降低社保费率,并且通过改革把融资、运输、能源、土地和清关等成本降下来。不论怎样评论,提出企业成本太高的学者和企业家们没有恶意,而是出于好意。

  一些经济热点的问题,有范围的公开讨论,有助于各级党政部门理解改革的必要性,有助于群众理解目前的困难,有助于推动一些部门少考虑自己权力和利益而推进改革。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是在大讨论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方案,拍板决策,出台政策,加以解决的。在反对和限制“标题党”恶意炒作等不良行为的前提下,形成一个平和、善意和建设性的研究和表达氛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体现。

来源:经济学家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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