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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松开生育、户籍和农地管制三根绳

  时间:2017-07-02

  人口增长率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总体上不缺人,但是缺年轻人、缺孩子;小产权房不可能一拆了之,应该征收房产税、使之合法化

  周天勇教授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虽已年近60,但仍笔耕不辍,努力思索着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源这一宏大命题,并力求开出对症的“药方”。上个月,周天勇将自己近年来经济学理论探索的成果付梓,出版了两本著作《跨越发展的陷阱——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方案》、《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与王元地合著)。财新记者近日为此专访了周天勇教授,请他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发表看法。

  人口增长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

  财新记者:你在新书中重点研究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结论是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如何在逻辑上论证?

  周天勇:我们先是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这么一个规律,随后又在逻辑上把它的内在机制弄明白了。

  第一,一个人刚生下来,他有潜在的需求,但是还不是有效的需求,即有货币收入和支付能力的需求。一般要等成长到20岁以后,他就开始工作、有收入了,在这个节点上,滞后20年的人口增长就开始刺激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一下子放大,他们由潜在的有需求的人口变成有支付能力的人口。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还是从消费上讲,一般人在20岁以后要结婚生子(人口再生产),就要增加很多消费,家庭消费支出扩大,要买房、买车,对一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增加了,整个需求就扩大了。当然,这个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看,一个人可能从20多岁就进入劳动年龄,开始就业、创新、创业、投资等,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和投入。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人刚生下来只是消费,而不生产,但是,20年后变成创造收入的劳动力了。

  周天勇:虽然一个人20岁以前也有消费,但他的消费还是间接的,是靠他父母的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等他20岁以后从原来的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数理上的模拟也是这样的,就把20年左右前的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这个内在的机理论证了。就是说: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完全一样,随着社会发展,有些国家的工作年龄或者结婚年龄可能推迟。

  财新记者:所以说,是20年左右。

  周天勇:对,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决定经济增长,这应当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定理。

  财新记者:在这个定理里,似乎主要说的是人口数量的影响,人口的其他方面呢,比如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有什么影响?

  周天勇:人口增长曲线向上,比如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上,说明人口结构里年轻人在增多,加上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在20年以后可能还是增长的。人口持续增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生的多,第二是人的寿命增加。

  如果说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上,就说明生的孩子比老人多,比如说,2.5的生育率就是一个家庭生2.5个孩子,老人是2个,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关系到20年以后就是年轻人多。如果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下,比如1.5,那么就是1.5个孩子,2个老人,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关系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说明人口在下行。

  财新记者:受教育程度呢?

  周天勇:受教育程度和我们现在讲的经济衰退是两个概念。比如说这个社会,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产力水平提高,总供给可能更加过剩。其中一方面是受教育的普遍化问题,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的成本问题。如果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口的投资就加大,人口生育和抚养的成本也越高,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下行,边际总需求就会递减,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出清,那会导致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如果受教育的这些人是结构性的,有一部分人受教育多,有一部分人受教育少,那么,可能知识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财富分配往这方面集中,但是,受教育程度低的那些人得不到财富又导致生产过剩;如果受教育程度是普遍化的、成本比较低的,那么,人口生育率平衡,人口增长不负增长,刚才说的生产过剩就避免了。教育普及平等,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传统产业下滑了,他们马上能适应,发生结构性失业不严重,或者说失业很少,那么,整个社会生产的供给和需求就平衡了。

  还有一个极端情况,很麻烦,就是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不知道。因为智能机器人和原来的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现代化生产线(流水线)只是部分替代工人,智能机器人则可能是全面替代。全面替代的麻烦是什么,只能是机器人所有者分配越来越多,因为财富是他们创造的,而劳动力工人不创造了,假如普通劳动者都失业了就没有收入,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

  中国不是不缺人,关键是缺年轻人、缺孩子

  财新记者:你也提出,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调整,但是像你刚刚说的要等20年后这一调整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政府当前更重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比如希望保持在6.5%以上,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周天勇: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新增加的人口从支付能力上来讲是转移的消费需求,就是新增人口的潜在消费需求有可能变成真实的消费需求。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出生了,到某个年龄就需要上幼儿园,政府就需要修建更多幼儿园,还要增加幼儿园老师,这样就扩大需求、增加投资。随后孩子要上小学,原来的小学不够,不够就需要建更多学校……这样慢慢积累,实际上虽然它对经济增长不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它有稳住的作用,实现经济“软着陆”。比如说,如果经济下行太厉害,人口一年多生300万,一个五年计划就是1500万了,这样对于奶粉等很多方面的需求量就大了,家长也要想办法挣钱买奶粉。

  人口学上有一个词叫“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低,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比较有利,经济很有活力。人口年龄结构逐步从最年轻一直到老化,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中间这一块就是人口红利。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现在缺不缺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不缺人、现在不缺人、将来不缺人,一百年内都不会缺人,对此你怎么看?

  周天勇:中国不缺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首先是缺什么人。我们总体上不缺人,但是,我们缺年轻人、缺孩子,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再过20年,特别是70后、60后(当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些多生的人一旦全部进入退休年龄,你看看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样。

  财新记者:有关部门说可以采取延迟退休的办法。

  周天勇:延迟退休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呀!我觉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即使这些人延迟5年退休,5年之后还是要退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不缺人,关键是缺什么人。我们不缺什么人呢?不缺乏老年人,人口老化太严重,消费率下降,其遗产造成更多的供给,养老金不够,国民经济的养老成本很高,社会创新能力缺乏,因为养老金缺口,老人要与年轻人争夺就业机会等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应该是这么个逻辑,一个生机勃勃的国民经济体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如果比较两个国家的话,比如一个是1000万人口的国家,另一个是13亿人口的国家,那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而是自然增长,那么没有问题。即使生育率高一点,人口规模大一点也不会有问题,就像一个羊羔儿变成一只大羊是不会发生问题的。但是,现在要把一头牛在体积上、体格上缩小成一只羊,这是要死牛的。一只小羊羔变成大羊,这是成长、是发展。但是,你说这个牛太大,牛圈里也装不下,吃草也多,干脆把它变成羊一样大,这能行得通吗?说中国不缺人,应该实行长时间和大力度的计划生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

  户籍制度阻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应当彻底放开

  财新记者:除了人口增量战略,还有发挥人口存量优势的问题。但是,现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土地、社保等相关的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你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周天勇:户籍限制产生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原来在农村的人,要转移到城市,如果土地是放开的,户籍是放开的,那么,可以把土地抵押或者变卖等,这样有资本了,他们可以到城里创业。我国台湾地区过去就是这样,台湾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大量的企业是农民进城办的,原始资本从哪儿来?就是把宅基地或者农地卖了,于是有了创业资本。第二,宅基地放开交易以后,就可以在全国性的市场卖出价钱来,卖了以后他就拿这些钱到城里,或者有了创业的资本,或者可以有买房的支付能力。我国台湾地区1980年的城市化率是65%,但是,这不是我们大陆的“青出老回”这种名义上的城市化,它是很多人带着家人孩子进城去了,有房子住,这些人的产权房子有多少呢?整体上是85%,也就是说,85%是自己有房子,15%是租房子住,大部分人能够买得起。原因无非两点:第一,房价没炒得那么高,没有形成像我们一样,土地行政寡头极端垄断的市场;第二,新进城镇的人有钱,买得起房子。我们现在的进城务工农民是想把家里的宅基地卖了,结果不让你卖,土地、林地、耕地,也都不让你卖;然后城市的房价炒得这么高,谁能买得起呢?外出农民工在当地买得起房子的只有1%,一般都是回老家县城买,比例也不高,但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务工地和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我觉得,现在还加上限购,交够多少年社保、多少年税才能变成城里人,这样大大阻碍了城市化。阻碍城市化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青出老回”,再有就是错过城市化的人口,整个经济增长动力就不足。我国现在因为人口增速下滑,还不让流动人口进城,实际上经济高速增长时间缩短了将近10-15年。如果让这些人进城,像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一样没有户籍限制,中国大陆不至于人均GDP才5500美元时,增长速度就从8%掉下来了。

  财新记者:现在的户籍改革政策,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是区别对待的,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比较严格,中小城市则是放开的,以此引导人们往中小城市流动。你怎么看?

  周天勇:北京这个地方太特殊,稍微限制一下有必要,但是上海、深圳这些城市没必要限制,户籍制度应该完全放开。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上海人口老化也很厉害,现在有些人说不能鼓励生育,一鼓励生育,就说医院产房都不够。这是理由吗?产房不够,可以建,别的地方也可以挪出来,正好现在找不到增长点,多生人口,扩大妇产医院,投资和消费,多好呀。现在都是以一些无厘头的理由来限制人口生育。另外,就业机会到底哪里多,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就业机会最多,你说县城、小城镇哪有太多就业机会,越是人少的地方越没有就业机会。

  因此,户籍制度应当彻底放开。我刚才也讲,人家领着孩子进城打工来了,应该让他的孩子上学,不能另外收费。他要买得起房子就让他买,不要限购。对于他们买房、就业、看病、子女上学,你设置了很多条件,这就是户籍歧视。

  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有人讲在中国有“准护照制度”,如果没有城市的户口本,到那儿买房子就是非法的,孩子在那儿上学就是非法的,到一些岗位就业就是非法的,因为人家只招本地户口。还有医疗等等很多方面……这就是说,中国国内有一些“准护照制度”,这种比喻太形象了。我觉得,应该尽快破除这些限制,人口不能市民化的城市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像韩国、台湾地区那样,90%的人在城市,创造的GDP会有多高?现在我们农业有2亿多劳动力,守着那么点地,你说养两头猪、几只鸡,能创造很多的国民财富吗?中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在4.2∶1左右。像中国这样人均GDP8000美元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农业劳动力应该在13%左右,而我们目前在28%左右,高出了15个左右的百分点。户籍制度总在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实际上是创造和积累了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实际上是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损失。打一个形象的比方,现在的户籍制度得到的是芝麻,丢掉的是西瓜。这是一种很不明智,对国民经济危害特别大的体制。

  解决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问题,人口是最根本的因素

  财新记者:有人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对人口因素过于看重了?因为人口毕竟是一个长期的变量,像制度、技术等因素可能对于经济增长更具有决定性,另外,资本、资源等在短期内就能发挥作用。你怎么回应这一看法?

  周天勇: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资本、技术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生产越过剩。有人说,我们现在人不够,机器人完全可以替代,机器人能吃饭吗?机器人能消费吗?机器人能化妆吗?不能。机器人创造的收入归资本所有者,机器人创造的化妆品越来越多,但是,机器人不化妆,化妆品不是过剩了吗?其造成的失业,使更多的人没有收入,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就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要解决总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消费总需求是谁?货币+人。但是你没人,放出去货币也不行,就像日本一样,你可以印出货币来,但是,你印不出挣得货币,以及用货币消费的人来。所以,不是其他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国企占国民经济比重越高,消费越不足,生产越过剩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国企改革现状如何?

  周天勇:我觉得,国企要深化改革。第一,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生产为什么过剩,就是大规模制造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从事大规模制造的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而国企增加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还要大量减人。现在越是改革、越是结构调整,国企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越高,这个问题越严重,但因为它们所容纳的就业少、创造的供给多,消费更加不足,生产更加过剩。第二,我们现在要缩小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为它会挤压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源,包括土地、贷款、政策资源,现在银行贷款大都贷给国企而不贷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容纳就业多,却不让它们发展,反而这么发展国有企业,最后就业更不足了。如果所有资源都让国企用了,还不增加就业,还低效,生产出来的东西更加过剩。第三,国有企业要尽快地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提高它们的效率。

  农村土地市场要放开交易,小产权房应合法化

  财新记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周天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持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农民有土地使用财产权,要确权发证,所有的耕地、林地、宅基地都要确权到农民手上。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再无偿分配宅基地,现在还有的一些排了很多年没分上的人另说。要废除免费供应宅基地,以前的确认产权,以后不再无偿给宅基地了。

  再有,耕地不能搞那么复杂,什么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有学者赞扬是一种制度创新,其实,把产权结构搞得那么复杂,土地根本没法抵押,你说抵押贷款到底是抵押的集体所有权,还是承包权呢,还是最后经营的那个权利呢?到银行去贷款,银行说把这个地卖掉,承包人不让卖,能卖掉吗?所有的耕地、林地、宅基地都确权到农民那儿,他们可以自由抵押、贷款、买卖、继承,但是,政府可以实施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这就够了,越简单,体制成本就越低,体制就越有效率,越复杂,体制成本就越高,体制效率就降低。搞一个无法低成本和高效率运转的农地产权结构,结果只能是拖延改革,使改革根本没法推进。

  再有就是延长年期,不再是20年、30年、50年、70年,就是永久使用,包括城市的土地。最后,农村土地市场和城市的土地市场要公平,要同地同价,要废除城市土地行政寡头垄断卖地,你一家卖地千家要地,价格当然高了,迅速把地价、房价抬高。因此,土地就是挂牌撮合就完了,像现在的股票到股票交易所一挂牌,你买我卖,撮合价格是多少就完了,农民的土地以后也要这样,让市场自由交易,但是,政府要收税,要用途管制,规划管理。你增值的太多,政府就要收税。为什么国外没有暴发户,税都收走了,你不收税,钉子户不走就一夜暴富,社会更不公平。而对土地的级差收入不公平,我们也可以想一些如重庆的“占补平衡”、地票制度,让边远地区的土地,也能有收入。就是说,城乡土地市场要统一,不能说宅基地只能卖给村里人,这哪儿行。越是村里买卖,越是坑害农民。因为在村子一个市场里,你想能卖出价格来吗?这为村子里的低价兼并倒是创造了条件。应该全国范围内交易。凭什么不让农民的宅基地不在全国市场卖?所以说,土地市场要放开。

  另外,土地出让金这种财政制度一定要改成房地产税,我们现在城里的中产阶层,富人都是倒房子倒的。而许多不是办了企业,创造了财富,变成中等收入者或者是富人的。你说倒房子对国民经济有什么用呢,就是把房价抬起来了,严重伤害和摧残了制造业。所以,我觉得应当收房地产税。不能因为有人说“一收房产税,银行得崩溃”,吓唬和阻碍房地产税的出台。拖着,这个问题一万年也解决不了,不公平永远解决不了,生产过剩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土地制度要改,户籍要放开、土地要放开。而且,城市的土地也是这样的,确权要确定到法人或者是自然人的手里。现在很多企业占了很大一块地,效率又很低,按照现在的规定,你必须得交到国土局才能拍卖,赚的钱是人家国土局的。你说谁愿意把地交给你,哪怕在那儿长草都不给你。如果说你这个土地可以买卖了,比如说就是企业的法人财产使用权,土地是国有的,但是财产使用权是你的,你可以买卖,第一你要符合规划,第二政府收税就可以了。这样,一是把地盘活了,二是政府收到钱了,三是企业也会有积极性把土地盘活。现在很多农村和城市的土地都是死资产,我觉得我们增长的潜力就是在这些地方。

  财新记者:你对小产权房是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怎么处理?

  周天勇:首先,小产权房,实际是农村对低价不平等征地和一些居民对房价太高甚至离谱的合理博弈。小产权房拆除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约有70亿平方米,就是7000万套房子,一套里面住3个人就是2亿多,住2个人就是1.4亿人,不可能一拆了之,也根本不可能拆除。第二,也不要交什么土地出让金,就是征收房产税、使之合法化,也就是永久产权,登记发证。

  中国减税主要是减增值税,降成本需要破除垄断

  财新记者: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减税的计划,如果其减税法案通过,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应对?有些人说我国减税也没有空间,财政支出刚性,财政收入必须得保证,所以,减税没有空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国如何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

  周天勇:特朗普能不能实行那么大力度的减税,我觉得是有疑问的,他在国会两院会遇到什么问题,政府预算会遇到什么问题,现在还不好说。但是,美国给企业减税的空间很大。因为企业所得税在美国,占美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不大,可能在5%左右。因此,他减税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减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

  如果他要减税,会引起全世界竞争性减税,比如说最近泰国就减税了,还有东盟一些国家也想跟着减税。如果中国不减税,中国的出口成本就大了,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生产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国际上竞争,人家减税你不减税,你的出口就没有竞争力了。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资本流动放开,美国减税幅度大,企业会向美国转移,跨国公司也有可能回流。第三,中国财政支出没有减税空间不能作为不减税的理由,要不然企业困难,政府财政也好不了,而且放水养鱼可能税基更大,你要死把着税不放,你要减税可能保住的企业多,再加上新增的企业进来,税基就大了,税收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所以,中国减税主要是减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点要降,不降税点怎么减税?而且,要调整税收结构,更多的税要来自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前我们的收入不联网、银行卡也不联网,他也不知道你收入多少,现在正在联网,这类该收的税要收上来,房产税要开征,这些可以减少所有税都压在企业上的压力。另外,行政事业人员、财政供养人员、行政事业经费该减还是要减,起码要控制住,不能再扩大。另外,要逐步通过退休来压缩、减少行政事业规模,而不是再继续扩大。

  有些人说按照发达国家对比,我们的公务员比例不是太高,你不能这么比。为什么?第一,美国的公务员很多是教师,教师的比例很高,而我们的教师比例很低,医生的比例很低,而行政、事业人员比例太高,吃闲饭的人太多。第二,其他国家,像美国的人均GDP是5万-6万美元,人家收35%税收可以,但你人均GDP才8000美元,要收36%不是太高吗?就是说,要考虑人均GDP的税负率,在什么收入水平下收什么税,你不能拿中国和发达国家比,有的北欧国家人均GDP是10万美元,人家有百分之四五十的税率,收走5万还有5万呢。中国8000美元GDP如果收走一半,4000美元收走了,除去企业和投资人的利润折旧等,到普通劳动者手中没有多少了,而且教育、医疗、住宅按揭成本这么高。

  所以,宏观税负率一定要考虑人均GDP的水平。人均GDP水平越低,税负越低;人均GDP水平越高,承受的能力越高,可以多收一些。

  财新记者:说到企业成本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企业成本,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费太高,比起减税更重要的是降费?

  周天勇:都是政府各部门、行政事业单位收的,你能不能把这些费全部清了?娃哈哈宗庆后说500项,最后财政部和发改委去调查是316项,但316项也够多的了。我觉得一方面是费,其他成本也很高,利息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主要这些领域都是国企和政府垄断的。垄断的地方,原料、服务、资金和土地的价格就高。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垄断的问题,垄断的问题不解决,这些成本降不下来。

  总之,生育、土地和户籍管制的体制,一定要改革,一定要放开,一定要废除。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恢复人口生机、促进人口和资金城乡双向流动,盘活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抗住经济下行的压力,保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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