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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政府应退出“超级公司”角色

  时间:2012-10-16

  在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中国低于8%经济增速成为热议焦点。

  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报告持续公布,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被不断下调,10月9日,IMF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调至7.8%。亚洲开发银行近日也将中国2012年GDP增速由8.5%下调至7.7%。正值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全球经济前景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放缓前进的步伐,不能不引起各国的关注。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中国经济需不需要“稳0增长”?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

  出口疲弱和企业去库存因素拖累经济

  《中国企业报》:10月9日,IMF在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调至7.8%。这个数据比7月份时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您怎么看待这个预测数据?

  赵晓:三季度以来,“稳增长”政策发挥效力持续低于预期,导致对冲经济下行风险不利。我认为,三季度GDP跌破7.5%的可能性较大。

  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货币政策从三季度起偃旗息鼓,市场对于降准的预期屡屡落空,央行仅靠逆回购调节市场流动性。相比降准,逆回购具有更为灵活的特点,其主要作用在于短期缓解资金面的紧张,而降准虽然同样为释放流动性,但其政策信号作用要远高于前者。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赵晓:分析数据低迷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出口疲弱和企业去库存因素拖累了经济增速。

  由于全球经济“小冰期”和国内外贸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也吞噬着外向型企业的利润。这也直接导致了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外企“外迁”。当前外需疲软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稳增长”无法单纯寄希望于扩大外需来实现。

  另外,由于城市家电、汽车等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服务业发展缓慢,短期内很难产生新消费增长点。加之企业库存积压严重、生产成本上升、失业增多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生产供给(特别是对制造类行业),还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对未来消费的预期,扩大内需短期难有起色。

  通胀是一剂鸦片

  《中国企业报》:有种说法称,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至少贡献了一半。您觉得这正常吗?

  赵晓:在经济学中谈增长时,讲的都是市场主体提供的增长,然而在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政府至少贡献了一半。现在,欧洲、美国、印度、巴西、中国,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争相为经济复苏直接做贡献。

  我们看到,因为政府可以无限提供货币并且提供增长,当代经济运行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当年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中完全没有的。在凯恩斯当初对萧条的分析中,只有市场,市场主体会在萧条时“现金为王”,会产生通缩预期,在通缩预期的作用下,经济萧条可能会每况愈下。但是,政府作为“超级公司”的行为加进去以后,政府会不断扩张货币、提供增长、透支未来并且改变预期。这才是今天全世界的真实图景,我把这个图景叫通胀经济学的来临,或叫全球泡沫化生存。

  对通胀经济的依赖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必然后果:一是我们的财富被通胀“征税”,个人财富被国家“征税”,世界财富被美国“征税”;二是对通胀的期待与麻痹让我们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好机会。

  刺激增长的大规模投资需谨防诸多风险

  《中国企业报》:内外需的疲弱,使得投资再次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您认为这种角色能完成稳增长的目标吗?

  赵晓: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所以,政府既已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更要谨防由此带来的诸多风险。

  多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对于税收杠杆的利用不够,税收多数情况下被仅仅作为增进政府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财政连年快速增收,更加鼓励了政府频繁使用投资手段来刺激经济。长期对于投资的依赖,难免令“调控”变成“空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投资既出,结构性减税当行。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结构性减税仍停留在小范围试点和小规模“零敲碎打”的阶段。这不仅难以对提振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带来实质性帮助,而且也难以使其充当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

来源:中国企业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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