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3-03-12   浏览次数:0

  近来,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理由很简单。无论是通过建设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城市化。

  不过,从目前的讨论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少谈甚至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在一些政府经济学家和各级政府官员对城市化的讨论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国内生产总值(GDP)主义的迅速回潮。城市化不再是通过体制改革而获取红利,而是通过城市发展而获取红利。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不容怀疑,经济发展对城市也非常重要,但如果仅仅强调城市化,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就会带来无穷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从中外城市化历史看,简单的城市扩张可能会造就巨大的短期利益,但从长远看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导致各种城市病。在中国动员式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城市化不当,不仅会促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以因为环境的遽然恶化而对人民的生活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城市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而实现。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主题。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尽管近代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国也发展出了无数城市,但因为缺失西方那样的工业化和与之关联的城市化,中国农业社会的大局从来就没有被改变。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但也没有改变农业社会这个基本事实。从深层次看,这一波城市化的代价极高,很多制度设置实际上是反城市化的。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户口制度所造就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当时设置这种制度是为了对社会加以有效的行政甚至政治性管理,但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所表明的,城乡二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结构性和制度障碍。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社会冲突也大多来源于这个城乡分割制度。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市化开始,但问题并不突出。当时提倡“小城镇”建设比较适合当时的环境,尤其是为了适应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高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最近10多年来,城市化一直处于提速状态。

  城市化也要造就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

  从前人们抱怨中国城市化过慢,现在则相反。很多人开始抱怨城市太大,城市生活太紧张,城市的环境太糟糕。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随着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随着城乡统筹等新政策的实施,城市化的速度只会加快,而不会放慢。

  世界各国在城市化方面走过了很多弯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有必要把城市化置于城市体制改革的内容中来加以讨论。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明确城市化的目标,不仅要造就大城市,不仅要城市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造就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农村就不重要了。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人们也必须加紧进行农村建设。单方面的城市化必然会导致无穷的问题。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通过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化,这已经导致了城市的农村化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很显然,如同人们强调新型城市化一样,农村建设也要追求一种更为可以持续的模式。城市化和农村建设必须统筹起来,这应当是中国这些年所强调的“城乡统筹”的主要内容。单纯追求城市化和单纯追求农村建设,都会适得其反。

  实际上,在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的确,中国城市化在高速度地进行,但是很多官员和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并不清楚,对“城乡统筹”的概念也不清楚。什么叫城市化呢?到现在为止,大概把城市“做大”是很多人的共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而在“城乡统筹”方面,问题更多。

  在一些地方,对地方官员来说,城市化仅仅意味着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地方官员所关心的只是通过各种途径把农村的土地转变成为城市用地,而对如何把农村人口有效整合进城市并不感兴趣。因为不关心人,很多城市的人口素质没有在提高,而是在下降。同时,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如何去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使得他们拉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

  从理论上说,城市应当让生活更美好,更方便。但现实并非是这样。高楼大厦有了,立体桥梁有了,应当说在西方大城市所能见到的东西,中国都有了。但是,方方面面硬件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软件方面的进步。实际上,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建设成就在很多方面只是表面上的光彩。

  因为没有城市化的明确目标和意识,硬件方面的建设往往是误入歧途。例如,到处盖房,但忘记了“水”的权利。大雨一来,水就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很多城市每年都会发大水。又如,为了经济指标就大力发展私人交通工具,但供汽车使用的公路不见增长,使得城市犹如一个个大停车场。城市空间越来越难以消化私人交通工具所排放出来的废气,经常造成大面积的污染,对城市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和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造就了人们的不幸福,甚至对城市生活的怨恨。

  因此,城市生活并不见得美好,城市生活并不见得方便,城市不见得使人更长寿。这就涉及到这里所说的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仅仅是城乡整合?仅仅是GDP和其他经济目标?还是城市人的生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统一起来?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为社会管理打下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提高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善城市的文化?一句话,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人们所设定的目标?

  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在没有思考清楚这些问题之前,盲目推进城市化,或者追求单一的城市化目标,最终就会产生无穷的城市和社会问题。

  那么,如何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化?从历史的经验和城市化现实环境来看,城市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以人为本。

  中国城市化以人为本的目标并不明确

  为什么“以人为本”那么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城市化可以为城市居民带来幸福生活。强调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的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后来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了,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

  那么,今天强调新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因此,中国须要把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讲城市软件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楼、新型的立交桥、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

  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同样,城市的管理体制也是人的问题。现在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对象不是人,不是城市居民。现存体制太多地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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