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曹德旺们为什么“跑”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6-12-20

  前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目前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

  编者按

  今年10月,“中国慈善第一人”、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莫瑞恩投资6亿美元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对于曹德旺在美国的投资,不少人又开始喊“曹德旺也跑了”。

  在中国经济的爬坡阶段,过重的税负和行政负担,还可以用“劳动力红利”去对冲。但随着工资、福利成本的水涨船高,“劳动力红利”的式微在任何市场都注定是时间问题,倘再不正视税负和行政负担问题,后果可想而知。比这更发人深省的,则是国内某些地方对包括制造业在内、实体经济的态度。

  IPP评论今天推送的文章是郑永年教授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全面得思考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选择“出逃”。

  01

  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

  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大量增加投资,但不仅不见经济效果,而且恶化经济环境。大量投资流向了房地产,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逃离一线城市。民营投资大减。民营企业原来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出现逆转,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民间资本流走的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随之减少。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话题。政府鼓励创业,也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来配合,希望通过创业和技术革新来促成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不过,诸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甚至公开地套取或者骗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结果。实际上,技术创新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通过运动方式所能实现的。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只是看到中国经济的表象,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国经济,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国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在以往的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只有外贸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两方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供进一步的投资,而社会消费更是在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经济情况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担忧的局面?这里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构架内,在一定的情况下,政治因素甚至会比所有经济因素产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说,今天的经济局面就是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

  在当代政治家中,对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邓小平的理解最为深刻。(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经说过,每一个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经常给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识形态,尤其是作为一种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形而上学的,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就很难讲清楚,甚至完全讲不清楚。

  邓小平足够坦诚,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承认意识形态说不清楚,这里指的是当时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所以,邓小平就把市场视为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制度在其产生之时本来就不是意识形态,只是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

  02

  中国再次走入意识形态之争

  其次,意识形态很难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从社会学科来说,这很容易理解。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假设组成,所以哲学家卡尔波普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开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在具体经济政策层面,这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意识形态,而不是削足适履,用意识形态去指导具体政策。

  经验地说,也不难发现,凡是用意识形态治理经济的,国家就发展不好;凡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就健全。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包括西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形成了阶级,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两派越来越分化,并反映到了经济政策上,两派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互相否决,造成了治理危机。

  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走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困局。之后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国经历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相大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部分。

  但是,现在中国又再次走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方面不仅没有阻止得了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结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国在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早已经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越来越甚,极右和极左并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左必然会导致极右,极右也必然会导致极左。

  拉美社会总是在极左民粹主义的统治和极右民粹主义的统治两者之间摇晃,永远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每一种经济现象背后必有政治原因。

  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现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或左或右的选择。在经济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发展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腿。

  这些年来,建立了多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的,更不用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后来的西方社会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非西方社会又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

  这里,最需要的解释是社会这个变量。马克思大半辈子都在搞社会主义运动,但自己并没有把社会这个因素整合进其理论。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解释好社会这一要素,经济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03

  企业家群体巨大的不稳定感

  意识形态的回归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虚无化。现在的经济学,大家玩的是概念,书生治国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政策最讲究实践性和操作性,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员也玩起概念来。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经验到政策。

  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预设,再去搞调研。这样的调研结果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而只是为预设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而基于这样的预设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满足了概念和逻辑上的要求,结果必然失去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统筹全局,做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问题在于,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做顶层设计,很多地方到了县级政府还是做顶层设计。大家都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干实事,这是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业层面,意识形态的引入对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前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这些年来,先是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现在轮到中国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

  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对企业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些微变化都是被人们用作预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风向标。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建成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法治国家,法律是资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国,资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识形态的回归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些人经常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实际利益之争,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改革的困难甚至失败。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国企做大做强并没有错,因为国企数千年来一直是平衡经济力量的有效手段。但当“做强做大”变成意识形态之后,就严重阻碍着国企的改革。

  今天,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仍然搞垄断,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也要搞垄断。盈利的领域,国有企业不想改,这容易理解;在不能盈利甚至亏损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不想改。这怎么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况,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关联企业,尽管对社会整体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对政府和官员有好处,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员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领域,意识形态往往是无能者和失败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例如,美国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在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不能进行太多的公共讨论。但意识形态的存在绝对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存在了,掩耳盗铃,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相反,人们不但要正视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样才不至于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出现危机。

  美国用“政治上正确”来掩盖问题,因此酿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机,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场合讨论敏感问题仅仅是因为经验证明公共讨论不仅帮助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问题的恶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内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如果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危机,不能再以意识形态来掩盖问题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版的“政治上正确”,而是新加坡版的“实事求是”。况且,邓小平已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政治传统,为什么今天要把它丢掉呢?

  郑永年教授谈民营资本“出逃”的上篇

  01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任何社会,企业家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市场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尽管这并不表明政府会完全退出经济活动(主要指国有企业部门的活动),但表明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更多的经济活动让渡给企业。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主体,而企业家则是直接主体。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提供有利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环境,为企业家提供动机和动力去专注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经济实践,最遗憾的就是忽视了企业家这个群体,好像政府自己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到处碰壁,政府叫得响,但因为企业家的缺位,导致政策空转。

  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的时候,关键是要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第一,企业家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安全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不管什么情况,如果企业家感到其个人和家人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企业如何发展,对其就毫无意义了。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财产安全。企业家是资本的主人,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多数企业家的本质。大部分企业家对环境极其敏感,一旦觉得不安全就需要寻找新的安全地方。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例如“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共,给他们提供正常的政治参与管道。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中国已经修改了宪法,宪法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物权法》更是为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

  不过,这两方面近年来都在发生变化,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在制度建设上没有多大的进步。保护企业家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不能满足他们的安全需要。第二,企业家普遍拥护反腐败运动。尽管有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不同形式的腐败,但他们也因此深感不安全。一个清廉的政治环境显然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

  不过,反腐败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家及其财产的安全。例如,在企业家及其企业之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一旦企业家出现问题,不仅其企业而且其家庭都会卷入其中,导致企业活动的全面停顿与家庭和财产的不安全。

  近年来,民粹和“左派”思潮变得毫无节制,被大多数企业家视为是政治环境的恶化。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大规模地外流,和这些变化相关,外资的退出也可以用这些因素来解释。

  又如,在有些地方,腐败扩大化(尤其是互相举报活动),使得很多企业家深感不安全。过去没有明文规定合法的政商关系,企业家和政府人物之间发生过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法的行为,而反腐败运动又没有明确如何处理以往非常态之下发展起来的政商关系,导致一些企业家的恐惧。一旦官员出现问题,与之打过交道的一大批企业家就会处于恐惧之下。

  02

  政商关系制度化

  再次,政治环境也变得敏感起来,主要是民粹主义和“左派”思潮的抬头。因为法治的不健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环境,始终是中国企业家判断政治稳定的主要指标。民粹和“左派”思潮变得毫无节制,被大多数企业家视为是政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感觉,更是跨国公司的认知。近年来,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大规模地外流,和这些变化相关,外资的退出也可以用这些因素来解释。

  第三,市场机制。企业家依靠市场而运作,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在一些领域是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在另一些领域则是大型民营企业垄断。即使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

  在没有反垄断法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提升质量,而往往是相反。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和西方市场经济相比较,中国仍然是“府内市场”,即市场被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尽管这并不是说政府永远有能力控制市场,但行政的强力干预让市场变得畸形不堪。

  第四,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为政府必须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是政府的代表。

  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基本上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也就会中断;再者,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变得恶化。

  一些企业家无奈,只能一方面对建立这种关系“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则厌恶这种关系,把小孩送到国外,不想把这种恶劣的关系传递下去。中国企业很喜欢和外国公司做生意,因为公司之间都是法律之上的契约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五,金融的平等。直到现在,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是不平等的。国家控制的国有银行系统基本上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它们很难有动力去为民营企业服务,更不用说是中小型企业了。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要发展中小企业,除了上述金融服务,还需要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政府责无旁贷。

  03

  政府要对企业减税

  第七,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扩大表明税基的扩大。同时,合理的税赋水平为企业家提供不逃税、不做假的动机。现在因为过高的税赋,很多企业都千方百计地逃税,同政府玩“猫捉老鼠”的税收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税收就成为必要。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第八,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这具有普遍性。不过,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也就是“五税一金”实在太重。一般上,社会负担为企业总体负担的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和过重的税赋一样,过重的社会负担也促使大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

  过重的税赋和社会负担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中国现在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所得7800美元),但生产成本几乎已经赶上发达经济体(包括人均国民所得5万多美元的美国),在一些产业甚至高于发达经济体。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很难促成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多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越来越呈现出教科书式的决策方式,只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立法。

  《劳动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需要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过必须真正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现行的《劳动法》不仅没有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反而促成资方的作假、作弊和逃避,用各种变相的方式于劳动者不利。这里尽管有资方法律观念淡薄的因素,但劳动法的不切实际也是重要因素。

  诚然,一个社会的目的也并非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面而非社会的全部。政府决策时需要考量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要在各种需求中间保持平衡。不过,经济还是社会政治的基础,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社会政治都会出现问题。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供给要倾向于企业家。企业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戏”,也可以是“双赢游戏”,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关键。政府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倾向了任何一方,就会出现的“零和游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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