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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模式政治化不客观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2-03-30

  改革尚未有共识 警惕“城堡政治”

  说到中国模式,有人强调中国特色,有人强调普适性,都是假命题。

  《中国经营报》:你是最早提到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但近年来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你怎么看

  郑永年:最近这几年,中国模式被政治化了,左派说,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没有权利存在下去。但所谓模式是客观存在物,国家转型都存在一个模式,早期英国、法国,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有一个模式。中国发展这么快,总要有她的长处,而任何模式也都存在自身的问题,没有完美的模式。将中国模式政治化,只从道德、价值的层面来评判,认为它好的人,找好的证据,认为它不好的人,找不好的证据,都不客观。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称为一个模式,也必须成为一个模式。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怎么样都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而现在很多国人太短视,在政策层面谈中国模式比较多,看不到其背后的文明因素、宏观历史因素。

  《中国经营报》:但有质疑者认为,国家崛起的因素无外乎政府放开、市场发育,基本元素都是一样的,只有普遍规律,没有特色模式。

  郑永年:任何模式肯定都有普适性,但也会有特殊性。西方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英美体系的资本主义和法德就不一样,与日本也不一样,其民主政治模式也不一样。任何一个普适性的东西到了具体的文化中肯定会变的,所以,模式都是特殊性和普适性的结合。说到中国模式,有人强调中国特色,有人强调普适性,都是假命题。

  《中国经营报》:这次欧洲的债务危机,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还是欧洲模式面临深刻的转型

  郑永年:任何模式都要转型,欧洲资本主义,从最初的精英民主变为大众民主,谁承诺给的福利高谁上台,但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高福利模式,任何模式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西方正处于这样的转型时期,但历史不会终结。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未来

  郑永年:此次源于西方的经济危机根源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弊端,即不容易被监管,与实体经济脱节。2008年美国通过刺激政策,暂时稳定了金融,但就业并没有改善,这就是金融与实体脱节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这样的矛盾不会在一两年内得到解决,五年到十年世界经济形势都不会太好。

  另外,在早先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产业发展产生无产阶级,最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产业资本主义,而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分化为富豪和穷人,税负更多地压在中产阶级身上,中产阶级被挤压,就要起来对抗金融资本,经济矛盾容易演化为社会矛盾,甚至政治矛盾。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也受害于由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即使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却很难建立起自己的中产阶层。

  改革顶层设计最重要

  强人政治以后,要发挥执政党集体的力量,执政党要成为改革的主体。

  《中国经营报》:近一段时间,国内关于改革的呼声日高,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很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的时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郑永年:邓小平南巡是个里程碑,真正改变了中国。1992年之前,农村改革能改的都改了,城市改革一时间失去了突破口,政治改革又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而停滞。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这一突破口,改革目标明确后,政治体系原有的动员能力的优势发挥出来,改革进程得以推进。

  邓小平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欧解体是因为经济不发展,并非政治改革,所以后来我们的改革重点还是放在经济上,走上了东亚模式,即先经济后政治,先发展后民主。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是这样的模式,它们的成功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的民主和人均GDP3万美元的民主,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简单说民主是好东西,我不同意,西方民主好,是因为有早期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

  《中国经营报》:改革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时机问题,同时需要关键人物的推动 什么条件才是推动改革的历史时机 关键改革人物必须具备什么素质

  郑永年:我认为所谓的改革时机,就是当前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中国今天特别像邓小平南巡之前:从外部来说,1989年之后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现在是中国遭遇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内部来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年代,今天有理想主义回归的味道。而且,经济改革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一直没去解决。党的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在低保、医改等领域的改革做了一些推进,但也一直缺少突破口,就像80年代一样,改革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到突破口,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社会改革需要钱,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很大的财富,尤其是中央政府,具备了搞社会改革的物质基础。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就没有机会了。德国社保制度的基础是俾斯麦时代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保障则是拿破仑构建的,它们实现民主制度之后,社会保障有些地方有改善,有些地方反而恶化了。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奥巴马今天再推进医疗改革就很难,所以,当前民主对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大的贡献。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工具,是一个经验型的东西,是中性的,我们的改革要看到技术性的因素,不要道德化,不要提高到意识形态领域争论。

  在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就像八九十年代那样,谁不改革谁下去。顶层非常重要,顶层确定目标,改革形成共识后,执行在中国从来不是问题。今天的中国,我们不能期待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强人政治以后,要发挥执政党集体的力量,执政党要成为改革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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