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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需要相当的政治决断力

作者:杨磊  时间:2012-09-05

  之外眼看深圳

  近几年,郑永年频频来广东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话题的讨论或发表演讲,对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郑永年也相当熟悉。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郑永年对深圳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但也毫不忌讳地指出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弊端。郑永年认为,从历史看现在,深圳理应继续引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而深化改革,需要政治决断力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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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城市建设

  “深圳国际化大有可为”

  南方日报:近几年,您来深圳比较多,如果用感性的方式评价,您觉得深圳和其他城市相比,有什么独特的气质?

  郑永年:如果是第一次去一个城市,人们一般会关注城市面貌、建筑方面。深圳我经常去,所以我会看城市的发展内涵。总体而言,深圳没有比其他国际城市差,但也没有比其他城市更好。

  深圳的硬件不比国际上的大城市差,即使有差距,也很容易赶超。但如果对深圳做深层次的观察,你会发现,它和一些老城市相比,尤其是城市规划、政策延续性方面,确实比不过人家。

  南方日报:深圳提出了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先进城市的发展目标,您对这个目标作何评价?

  郑永年:实际上,我认为深圳是中国最有条件国际化的城市,但目前,深圳的国际化元素还是欠缺了一些。你看看东京、巴黎这些国际化都市,不仅外国人多,而且有很多外国人的专业社团,这些专业社团对城市品质非常重要。但深圳很少有类似的专业团体。

  深圳想达到国际化城市的硬件水平并不难,关键在于城市的软件,比如交通管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等,这方面深圳还要再发力。

  另外,一个城市的国际化,还包含产业的国际化,要关注两个问题:深圳能否通过产业升级,实现和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还有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可以和世界接轨?以新加坡为例,四个大学有三个大学校长是外国人,很多银行的老总都是外国人,他们有国际化的管理经验,能够推动城市的国际化。

  我们常常讲,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从外面看后现代,但管理水平却是前现代,甚至是农民水平,这肯定不行。在这一点上,深圳国际化的进程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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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行政体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还需化学反应”

  南方日报:过去三十年,深圳勇立改革开放潮头浪尖,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但有评论称,随着特殊优惠政策的淡化,深圳未来难有大作为。在您看来,深圳未来在广东乃至全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我之前撰文,中国还需要第二次“南巡”,就是面对当前改革的困难和迷茫,需要再次明确改革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深圳可以大胆探索。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国家层面的改革探索,往往是放到广东等地方先试一试,如果行就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就再找新方向。

  我留意到,近年来,广东的深圳和顺德,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尝试,这个改革本身就是为全国探路,意义重大。深圳作为副省级城市,深圳的改革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深圳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找准改革的突破口。

  南方日报:有舆论认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当前改革的锐气似乎不足。深圳则多次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要从“激情改革”转入“智慧改革”,您对此如何评价?

  郑永年:谈论改革开放,很多人会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但那个时候的广东,不是坐等中央给政策。改革的动力,首先来自于改革者自身。也就是说,深圳首先要有改革的动议。只要改革符合国家利益,而且政策也允许,中央是会批准的。

  我认为,改革不仅需要激情,也需要智慧,改革不是发烧,不是想怎来就怎么来。但同时,任何政府,任何改革,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决断力,想法再好也没有用。改革一碰到困难就退下来,那叫改革吗?

  南方日报:近年来,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动作频频,尤其是大部制改革备受外界关注。在您看来,成功的行政体制改革,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郑永年:当前的大部制改革,只是机构改革走了第一步,顶多算物理反应,还缺少化学反应。

  今年,广东省搞行政审批改革,这个改革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转移,政府不能做社会能做,就交给社会,政府能做社会也能做的,还是交给社会。政府部门只有转移权力,其机构设置才能从根本上精简。

  3

  谈转型升级

  “深圳要更多培养技术型人才”

  南方日报:在广东的经济发展总量中,深圳贡献比重较大,您对深圳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推动转型升级,有哪些好的建议?

  郑永年:深圳是珠江三角洲非常重要的加工和制造业基地。我曾经说过,珠三角搞产业升级,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技术水平不够。同样一个产品,到日本或者德国去加工,附加值差好几倍。因此,深圳要想可持续发展,技术升级很重要。

  支撑技术升级的,是技术型人才的培养,现在深圳高校数量本身就不多,而且大部分是综合性大学。不是说综合性大学不重要,但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设立工艺技术学校,而且要大量设立。

  以美国波士顿为例,这个城市和深圳有些类似。我们关注这个城市,往往看到哈佛、MIT,但这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因为这些名校,它还拥有很多技术学校,这些技校学费很贵,但他们的毕业生收入也不低。

  我觉得深圳的定位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定位都应该这样培养更多的技术型人才。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升级有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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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职能下移

  “政府把职能下放给社会组织,也要负责监管”

  南方日报:深圳将社会建设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并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出台了很多法律和办法。您是社会领域改革的拥护者,请问,深圳的社会建设该如何着力才能实现“强政府、强社会”?

  郑永年:打造“强政府小政府、强社会大社会”,我们首先看看一个结构性问题。深圳除了市政府,下面还有区政府、街道,行政架构如果不能扁平化和简化,小政府做不到,大社会也难建立。

  我们对新加坡、东京、首尔这些城市进行分析会发现,他们的行政架构是非常简单的,基本上是一级政府,再往下就是自治组织。

  定义小政府强政府,就是政府管得少但管得好,如果管得多而且还管不好,那就是大政府弱政府。管得少首先政府架构就要小,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行政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给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创造条件让他们发展。

  南方日报:政府放权后,应该如何处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郑永年: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并不是让社会组织放任自流。政府把职能下放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不见得有能力承担,因此政府还要帮助、培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力量的成长。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就设立了法定机构,目的就是帮助社会组织,增强政府和社会组织力量的互动。

  政府除了要从社会退出来,还权于社会,还要向监管社会方向转型。实际上,监管社会就要依靠法治,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

  访谈人物

  郑永年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郑永年先后出版专著14部,其中《保卫社会》一书提出的社会改革优先思路,颇受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赞赏,并被推荐为广东党政干部研究学习改革的蓝本。今年5月,郑永年还成为深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的座上宾,就加强社会秩序建设等问题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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