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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3-07-09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郑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访,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镇化的关键推手,而各地举债投资城镇化隐含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

  城镇化结果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即将出台,您认为当前城镇化工作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关键点在哪里?

  郑永年: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我觉得这非常正确,但是中国城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中央在讲城镇化,学者也在讨论城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推手,他们是行动者。

  我的感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为了GDP,地方政府会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人的城镇化;第二,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钱,向银行借钱,自己筹资。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很高,如果以城镇化为契机,又有一波巨大的债务扩张,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这是决策者必须提防的。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

  郑永年: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年来,中国土地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农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没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去搞城镇化,我想会有很多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观点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应该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在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

  郑永年:政府跟民间要有伙伴关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揽。要市场多做一点,市长少做一点。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说要把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是行政审批权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过财政预算改革,重新划分政府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中央政府在审批预算的时候,只给应当做的那一块,不应当做的绝对不给。

  城镇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您认为现在最切实可行的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内,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农民工,绝对是个烂城市、死城市。我们应当有规划地去消化这些农民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社会改革、医疗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进很困难,我想有一个突破口是公共住房。农民工进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产商主导房地产市场,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国大陆,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中国从人均值估算的话,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这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没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将已在城市生活的1.6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怎样消化?

  郑永年:这个观点不正确,不能仅仅把农民工看成包袱,来计算把他们转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应该把他们看作消费群体,现在他们把钱都带回老家了,如果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给城市做更多贡献。

  城市升级不是城市行政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这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注意到,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扩张,权力扩张也很明显,比如把郊区县改成区,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像新加坡、首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级,但是人家升级是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中国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级。这是不好的现象,导致中国现在行政体制有点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机构越来越精简;基层由于县变区、变市,也很小了;中间层巨大无比。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行政体制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的行政体制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中央对地方的关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政策,中间层存在阻拦,到了地方就没有了,这会导致中央政府与老百姓越来越脱节。在中国,一线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镇化,一定要配合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获得,假设以GDP为主导,只能促使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早来。中国不少城市,没有很好的规划,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与GDP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动员下造一些空城,没多少人气。

  以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这是唯一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赖汽车工业,没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车产业一衰落,这个城市就面临困境。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上有良好的城镇化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吗?

  郑永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进步,比如新加坡,这个城市已经升级了好几次,今天仍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例子,要避免重复人家曾经的失败。城镇化如果不配合城市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会再次造成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这个陷阱是绝对要避免的。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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