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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反腐制度设计不能理想化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4-03-08

 

  人民论坛:您如何看待近一年多来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压反腐、从严治吏,出重拳、用重典的举措?

  郑永年:官员越腐败,执政合法性就会越低。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也跟腐败密切相关,所以反腐败确实十分重要。但是要反腐败,首先必须分层进行。该不该反?这就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一层一层来。全面反腐败很重要,但现实不可能,“苍蝇”、“老虎”哪能抓得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苍蝇”、“老虎”具体是如何规定的?目前看来对此还没有明确的界限。

  当前腐败立案的规定,例如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性的东西,很多都已不大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1988年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通过的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但是中国是人情社会,老百姓之间送礼如今超过这一标准已属正常。

  就此看来,中国的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现象,整个社会都存在着。尤其在基层的腐败中,很多人可能已经把它当成工作中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可能干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反腐一定要现实,法律政策都要现实,太理想化,反腐败转化不成制度优势。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那么多反腐败条规,如果任何一条都适用,或许就没有人不腐败了。腐败也就没法反了。反了那么多谁给你干活?我最近几次去中国的几个地方调研,接触的很多地方官员都很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被“提溜”起来。

  人民论坛:在近期我们所做的“官风整治十大疑惑”的调查中,不少受访者反映,此次官风整治与之前有很大不同。总体来看,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郑永年:事实上,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负面”来说的政治行为,也就是你做错了事情,就应受到惩罚。“正面”的政治行为还是鼓励你去做事情。这个“做事情”一定要肯定,因为如果没人给你干活了,会更麻烦。你要知道,腐败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制度不健全,才会有好多人去腐败,形成不腐败便没法生存的局面。所以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这方面我提了很多年了,也公开发表文章讨论过。反腐败的第一要义不仅仅要反腐败,更需要换一个思路,给清廉人一个机会。如果清廉人的机会都没有,不腐败就没法工作,就要“出局”,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一点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就很好,包括禁止提拔裸官的规定,就是要给新任的人一个清廉的机会。

  人民论坛:您刚刚提到很多地方官员很担心会反到自己头上,是不是意味着对中央高压反腐,他们主要在采取一种观望态度,等待着这阵风过去?

  郑永年:事实上,很多地方官员更担心的是怎样改革、怎样解决问题。改革难就难在要触动自我的利益,让官员自己损害自己的利益,不大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规定纪检部门下管一级,省的由中央来管理,市的由省来管。因为自己不会砍自己的手,只有让别人来砍。反腐败也不会是自我来反的。这进一步说明制度设计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在反腐败的基础上使政府清廉起来——建设清廉政府才是反腐败的目的。因为抓人是很容易的,而防止新人不腐败则很难。现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把腐败分子挖出来,这其实并不是最难的。怎样预防腐败,才是更重要的。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给民众过高的期待,加上中国传统中,几千年来官员始终被当成道德的化身,可以不吃不喝、什么都可以牺牲,这样就给了民众一种错误的期待。现在老百姓为什么情绪很大?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教育就是共产党都是好样的,最后老百姓发现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然会有情绪。人都是有自己利益的,没有利益就不会负责任,有利益才会负责任。制度的建立首先就要给人一个合理的期待,才能使之制度化。如果对人的期待不合理,要求人人没有自己的利益,全部大公无私,那就没法制度化,更加不需要制度了。

  我是比较同情很多普通官员的。在中国,普通官员往往都是一线政府、一线官员,县乡一级尤其如此。中国财权比较集中,钱都在中央政府手中,市政都叫基层去做。但钱从哪里来?基层官员工资上不去,政府规模又这么大,行政体制改革要如何进行?如果反腐败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明确的界限,那么大家自然都会担心自己明天会不会就被抓起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很积极推动改革,可是目前看不到地方太多的动力,很多官员可能都在观望、等待,老百姓也一样。

  人民论坛:据我们调查,中央从严治吏后不少企业家担心官员“不收钱也不办事”了,您觉得从严治吏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郑永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能理想化。举例来说,早期的日本也好,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也好,政府与企业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后发型的,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作用也比较大。像日本和韩国,虽然不像中国这样有国有企业,但政府资助民营企业,也是一样的。政府把企业养大了,企业越来越有它的自主权,该如何转型?“政企分开”不可能百分之百实现,毕竟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个企业是我资助成长起来的,向它要点钱也是理所当然;而对于企业而言,政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相当于“父亲”的角色。怎么可能完全分开?

  对这类问题,一些人往往缺乏理性的态度,太多的理想、太少的理性。理性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地探索该怎么走。而理想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在对待反腐败问题上也是同样,社会常常以理想化、道德化的方式要求官员,政府也好、左派右派也好,每一个人现在都在抢占道德制高点。每一个人把自己道德化了,似乎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个逻辑就跟宗教极端主义类似,它也是把自己道德化了,于是惩罚的对象都是异教徒。

  中国这么大的社会,各种利益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叫骂,就是从不交流。到哪个地方看都能发现有人在骂、到处充满恨:孔子有人骂,毛泽东有人骂,国民党有人骂,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也有人骂。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国家有好多东西没有做好,就会变得激进。比如以前两口子一起努力就可以买个小房子,现在房价那么高,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这个最低限度,这样人就会变得激进起来。而当每一个个体激进化之后,整个社会就会激进化。所以对于媒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灌输理性精神。

  人民论坛:您觉得如何才能使从严治吏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的动力又是从何而来?

  郑永年: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反腐败是为了推进改革。对于那些不愿意改革的官员,可以把他调动到其他地方,同样级别也好,升一级也可以,甚至直接把腐败且不想改革的官员抓起来也行。这也是共产党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国企。如此,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我们说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并未表明动力来自顶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组织宣讲团去推动改革,我看成效有限。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还没有动作起来,老百姓就已经动起来了。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好、民营化改革也好,都是如此。反腐败也是同样,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往往能干的人也容易是腐败的。所以,决策者一定要目标清晰、态度理性。尤其是依靠党内反腐败,必须界限清晰。首先务必要明确,反腐败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腐败官员清除出来,而且要干部干活好、好干活,把改革推向前去。

  现在更重要的可能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哪怕政府做了很好的事、真的是要改革,老百姓还是可能不信任你。而老百姓一旦不信任你,你就一点优势也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弄清楚为何反腐败如此重要。反腐败可以赢得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还是那句话,反腐败本身不是目的。改革只能是依靠找突破口,在中国就叫“纲举目张”,而首先就是必须找到纲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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