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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时间:2015-04-01

  郑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出版《通往大国之路》《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为中国辩护》等多部专著。

      ◆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 

      ◆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

  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

  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

  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

  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

  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

  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来源:光明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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