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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在寻找抑制中国病的方法

作者:郑永年  时间:2015-06-09

  日前,在第20个世界读书日,也是浙江省首届全民阅读节暨书展开幕日,郑永年推出新作《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期间接受凤凰评论的专访。(注:此为专访下篇,上篇为《中国民主应是“开放的一党制”》,链接见文尾)

  访谈嘉宾: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共同主编,《中国政策丛书》的主编。著有“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丛书。

  知识分子要独立而非中立

  凤凰评论:有人对你观察中国的方法论有一个评价,说你是基于现实而提出渐进的改革方法,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分析。对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郑永年:首先我认为中国社会确实有问题,我以前说过,如果中国社会没问题,我干脆就专心做学问,不会写这些政策建议文章。正因为有问题,我才写这么多的文章。

  我不认同某些“左派”所说的中国模式。他们说现在的中国模式很好,比美国都好。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为什么老百姓还有那么多抱怨?比如雾霾、社会公平等各种问题,中国社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进。

  同样,某些“自由派”也不对,基于中国的现实,两个派别的可行性都很小,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社会是有毛病,但我们要找出抑制中国社会毛病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光争议价值观没什么用,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凤凰评论:你观察中国的这种方法,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吧?

  郑永年:理论跟实践的结合非常重要,不过,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认同也很重要。

  很多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以前为皇权服务,现在为资本服务。

  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最好的品德就是要为社会、为国家服务。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不可能中立。很多西方学者标榜中立,很难让人信服。虽然中立不可能,但独立是可以的,知识分子要做独立的研究。

  俄罗斯经历过沙皇时期,够专制吧?可俄罗斯的学者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原因在于,他们能保持独立性,心灵的独立,谁也控制不了他们的心灵,所以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庄子,但是道家太不关心中国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心灵独立也不够。但庄子的这种独立精神,对知识分子的认同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有知识的人要承担责任。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把知识和物质利益或者权力结合得太紧,他们认为每一分知识都要换多少钱,或者换来多少权力,知识的目标就是知识,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写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实际观察,基于自己的情怀、知识,用心把它做出来。因此我写的东西只是在写的时候属于我,写完了以后,从来不属于我个人,别人想怎么评价都可以。

  凤凰评论:你说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这种认同感很重要,那你的这种认同感是来自哪里,?或者说是受什么影响?

  郑永年:主要是对知识的追寻非常感兴趣,把对知识的追寻作为一种使命。

  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会,有一百多个智库,大家都在想,智库怎么样才有影响,我听了后很不高兴。如果智库真正要去影响什么,肯定事与愿违。因为你考虑的并不是要说什么,观察到了什么问题,从而传达出来,你可能总想我,不可以自私。很多人就是太自私,没有自我,说了许多东西好像都是为了别人而做。其实,你要为自己而做,责任就是创造知识。做什么东西有影响,你需要什么,这就会没有了自我。用哲学一点的话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不做假学问

  凤凰评论:你之前好像说,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走出中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给自己做这样一个定位,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想法?

  郑永年:因为我觉得很憋屈。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从1990年出国到现在,看到成型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所有的社会科学体系里没有一点点中国的影子,就是说,中国人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几乎一点都没有。

  中国当代的转型,我们只能看历史了。法国三千人,构成一个法国大革命。欧洲的整个转型,比中国的规模不知道小多少。中国是13亿人口的转型,但是欧洲的转型,产生了太多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比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我们今天在读的西方经典都是转型的产物,中国为什么没有?我非常生气。

  他们能成为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想解释社会,解释他们所处的时代,解释他们的国家。我不是说自己能完全解释清楚,至少我的目标是想解释中国社会。我们都是用西方的东西来理解中国,这是不对的,用他们的方法只能观察他们的社会。所以我经常强调,现在很多人在做假学问,很多研究一开始就是错的。

  凤凰评论:如果不附加太多其它的东西,能够把这三十年发生的很多事情解释清楚,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

  郑永年:非常了不起的,不用说整个三十年,像亚当·斯密,他就解释当时的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只解释了一个官僚科层体制,涂尔干只解释了一个劳动分工。不用说这三十年的全面解释,有一两方面你解释清楚,你肯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所以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如果他们方法论正确的话,是能够大有所为的。

  学术无国界

  凤凰评论:我对你的学术之路也比较感兴趣,你1981年到北大读书,然后在北大待了九年,后来去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完博士之后就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这种学术之路,尤其是最后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一直待到现在,没有回国,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当时我在普林斯顿毕业之后,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报酬,我们的博士导师也只有四万美金左右。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光是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其实我去新加坡也是很偶然,因为想了解一下“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去新加坡原本计划打算过两年时间再离开,结果一直待了下来,因为新加坡离中国很近。我觉得当代中国很多学者做的好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我是不中立,但是我独立,我在新加坡这个位置,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

  真正的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对我来说,到哪里都一样。

  不关心这个社会,再有学问都没用

  凤凰评论:你每一次对中国时局的观察,在我看来,都非常的敏锐。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去年底凤凰网发表的你那篇《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图》,文章首先提出了“中国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是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代领导人,他可能开启了未来中国三十年的道路,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篇《中国可能出现的十大颠覆性错误》,还有对中国反腐的观察,因为这个也是十八大之后最大的一个政治特点。你就提到,中国目前的反腐其实是在反寡头,净化政治生态。单从十八大之后,就这几篇文章来说,对读者、对中国人非常的解渴。

  你把大家关注的问题,通过这几篇文章,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视角。很多人就有疑问,怎么能够这么敏锐地捕捉到,而且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不是有独特的信息渠道?比如说有没有官方内部的消息,或者别的什么渠道?

  郑永年:没有,有时候知道内部消息很危险,那是国家机密,我不需要任何国家机密。如果你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关心这个社会的话,你应当了解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刚才说了,用超然的立场来看时局的话,就看得非常清楚。你把自己作为一个权力的一部分,把自己作为利益的一部分,反而看不清楚。

  以前我问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说你去看看,获诺贝尔奖的人,唯一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关心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这点对我的启发非常重要。你聪明,有学问,但你不关心这个社会,也没用。

  真正关怀病人的医生,他一看就知道什么病。所以我觉得关怀社会是最重要的,知识等方方面面的不足都是可以去提升。如果没有关怀社会这一点,你就根本不会知道中国未来社会怎么样,未来二十年怎么样。

  我1981年就开始学政治,然后全面学习,读完博士以后,开始写中国,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根据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那些问题,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必须走什么道路。

  我现在研究民主,也是这个道理。等民主发生了以后,再去研究,那就来不及了。我现在研究中国未来民主的形式,因为我已经能够确认中国民主肯定有这些要素的存在,没有这些要素,民主可能不会发生。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学问就要找出这些客观规律来,找出这些客观规律,你就可以意识到未来会怎么样。像美国一些人,预测未来有的准,也有不准,有些是空想、臆想,有的真是可以预测到好多东西。当你做预测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至少得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研究中国问题光盯着中国看不够清

  凤凰评论:你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尤其跟中国的时局结合比较紧,单就中共的领导人来说,你研究了三代,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你做的很多政治性判断很少有失误,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相对来说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你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记得你十八大之后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十八大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大的转型,这出乎您的意料。

  郑永年:能这么快走上这个道路,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但其实我观察的不是说你说的这几代领导人,我刚才说了,1981年进大学,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我把世界上的共产党都研究过。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前的也要了解。看中国问题光盯着中国看不够清,如果你去我新加坡的书房看看的话,除了关于中国的书外,大部分的书都是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我还经常到中国的基层去看一看,这样了解得反而比较多。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社会科学要了解人类发展的全部知识以后,才能有一个判断力。所以我经常大量地读其他社会的书,从表面上看跟中国研究毫不相关,但会给我很多的启发。

  社会科学不能做实验,实验很残酷,但是我可以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未来的中国。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跟非洲人也不一样,但是对方也都是人,这是大家共同的特点。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尤其像学哲学,我想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它有跟其他社会一样的普适性,但同时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这两点了解了之后,你基本上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

  研究体制就要知道体制内的人怎么想

  凤凰评论:很多中国官员比较认同你的文章,你也跟中国官员接触比较多,你自己好像也说过,喜欢听中国官员怎么讲,我想这也跟你研究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跟官员的这种接触,对于你研究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作用?另外跟他们接触过多,会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郑永年:我不仅跟中国官员谈,还跟农民、工人、老百姓谈。我不是说要了解官员,听官员的意见怎样,我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要了解中国整个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就要理解这个体制内的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所以,我可以观察到一般学者甚至官员不能观察到的,或者他们所忽略了的问题。包括观察基层政府,我写过“宪政中国”,这都是走基层走出来的,读教科书是读不到的。

  作为一个学者,最好要足够独立,上至总统,下至流氓地痞,都可以接触,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学者的这种角色,因为谁都可以接触。但如果你是一个总统,很难接触到小老百姓,小老百姓也很难接触到总统,这个鸿沟太大。我们学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像记者一样,大家都可以接触,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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