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松:《谁来拯救世界经济》前言

作者:包海松  时间:2012-09-10

  仅仅十年前,世界还是一片荣景,而今天,全球经济却已是危机四伏。如果2008年前人们对即将发生危机与萧条的说法还是半信半疑的话,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全球经济正面临巨大危机,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场危机将于何时爆发、规模及影响有多大。

  对于中国人来说,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解放出来的市场个体得到充分表现,经济总产出与个人收入都得到快速增长,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自信,社会洋溢着乐观精神。然而,这一切从前几年开始慢慢质变,绝大多数人发现经济增长似乎变得与已无关。与高通胀、高房价相比,收入的小幅增长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即使如此,许多人的收入依然难以保障。对于政府来说,保增长不可谓不用心良苦,但效果显然差强人意。

  然而,与一片愁云惨雾的欧洲相比,中国只是飘来了几片乌云。不断恶化的欧洲债务危机牵动的不仅仅是欧洲人的心,全球领导人以及投资者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真实的情况是,全球各国都不好过。日本国债总额占GDP比重远超债务危机最深重的希腊、西班牙,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比欧元区高得多。

  更加令人不安的焦点是高失业率。从中东、北非到欧美,动辄两位数的失业率乃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所罕见,这当中又以青年失业率最为惊人,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0%以上,债台高筑的希腊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了50%。

  GDP依然在增长,但世界正越来越变成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世界。

  一、更大的危机是不知为何会发生危机

  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深陷困境。就业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人们似乎来到了危机时代。然而,对全世界来说,更大的危机是不知为何会发生危机。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没人能说清楚这一切。既然不清楚为何出现危机,自然就拿不出妥善的解决方案,甚至一些被认为合理的措施,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使危机激化。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在阐释了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后,他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更直白地表示: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商业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是突出的议题了。

  然而,两位主流学者的话音刚落,发自世界经济核心地带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迅猛席卷全球。或者得益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受益于多年来全球财富的积累,各主要经济体用印钞硬生生地将这场危机按了下去。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各国大量印钞定也会产生严重副作用,当前日益加剧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便是其中之一。更严重的是在信息日益透明的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危机还会发生么?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功预测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说法,第三次大萧条即将到来。一旦再次发生经济萧条,在目前全球经济举步维艰的现状下还能有多少有效手段来对抗大萧条?

  英国《泰晤士报》的经济专栏作家安纳图•凯尔斯盖认为,被广泛应用的经济理论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不是修修补补就可以解决的,经济领域需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否则就算我们逃过此劫,金融危机难免再次来临。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众多对宏观经济学提出反思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在2011年3月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经济学家同意过去20年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是错误的,它们将全球经济金融带入了深渊,因此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危机在各国往往具有类同性。换言之,在某一阶段的典型经济问题往往在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如是,西方各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如是,如今各国的债务危机依然如是。对此,我们应该发出疑问:这种现象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导致这类危机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

  二、现代经济是一个闭环系统

  要修理一辆汽车,首先得了解车子的运动原理,如果让马车师傅修理奔驰,恐怕得找来几匹马才能让车子动一动。同样道理,要说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必须得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机理。

  大萧条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对大萧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是如何走出的,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然而,经济无论繁荣还是萧条,都是既是消费者也是工作者的每一个人选择的结果。自然,探寻经济为何会出现危机也应该从分析消费者的选择开始。

  消费者选择的最大原则是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古往今来皆如是。无论自然经济社会还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为何在自然经济社会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经济危机,而在当今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根本原因与两种社会不同的财富生产、分配、储存、消费流程有关。自然经济社会的流程是:生产→消费,生产→消费,不断重复。在这样的流程里,产出是出清的,人们会将每一期的产出所得提回家中储存,慢慢用于消费,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帮助个人储存财富的仓库,上一期的产出不会对下一期造成影响。很显然,这样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开环系统,无论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产出与消费决定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然而,现代经济社会的流程是:生产→分配→消费→生产→分配→消费,循环不停。在这样的流程中产出是不出清的,个人的收入不再提回家中储存,市场作为一个社会仓库给人们的财富提供了免费储存场所。可以看出,这样的经济体系是一个闭环系统,在闭环系统中,个人的消费与储蓄选择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收入,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当系统运转正常时,每个人都从高速运转的系统中得益;而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就会出现失业等经济问题,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严重后果。这就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系统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特别注重实物经济的循环。认为充分就业状态的均衡最终要通过实物产出与实物消费、实物投资的均衡实现,货币只是一种手段,实物的均衡是本源,外加货币手段的均衡只能暂时起作用。

  三、解决危机只有三招

  虽然说现代经济的闭环系统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系统根源,但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一定会出现危机。事实上,只有在生产、消费与投资不协调时才会出现问题。换言之,只要充分就业储蓄等于社会合意投资,经济就不会出现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失业等一系统社会经济问题。

  造成充分就业储蓄高于社会合意投资的原因有三个:储蓄效用过高、贫富差距过大及法定工作时间过长。自然地,很容易得出解决危机的三大措施:降低储蓄效用(提高社会福利、增加财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法定工作时间。

  根据这些措施,全球都应走高税收高福利道路。与一般看法相反,本书认为高税收高福利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所谓的高福利都来自于每一位消费者自己的产出,并非使人们从中得到额外的福利,只是透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能使人们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从而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当前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并不说明这一主张是错的,只是这些国家没有做好收支平衡。换言之,高福利必须要以高税收作为保障,而高税收指的不仅仅是对收入征税,更要对财产征税。高税收不但可以提高福利从而促进消费,更能够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缩小充分就业储蓄与社会合意投资之间的缺口。

  缩小贫富差距这一主张历来存在争议。主流看法认为是在劫富济贫,最终损害整个社会利益。然而,本书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是完全合理并有利于社会的一项举措。对财富分配的研究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人们往往认为机会均等与结果平等是矛盾的,而在本书看来这完全可以做到机会均等与结果平等统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哪些是合理的贫富差距、哪些又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传统分配理论只是静态地探讨财富的分配,而本书则动态地从更深入角度思考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财富分配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隐含极为复杂的关系,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显现出不同的矛盾。财富分配不但关系到社会公平,也与就业息息相关,更关系到社会的持续发展。

  除了增加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外,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减少法定工作时间,这样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以上三大措施实际上也是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罗斯福新政内容庞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就业,这本质上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另一类是增加社会福利、增加税收、缩小贫富差距、减少法定工作时间。实际上凯恩斯的主张只能延缓危机的发生,只有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及减少法定工作时间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危机。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通提高国民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及减少法定工作时间,这就是西方国家二战后长期繁荣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当务之急是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

  从表面上,中国面临两极分化、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等许许多多的艰巨问题。但是,从根本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充分就业储蓄远远超过社会合意投资,由此造成经济严重依赖于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导致这一矛盾的根源是整体社会福利太低及贫富差距过大。

  中国表面的失业率不高,但潜在的失业率很高。中国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只是用高增长掩盖住了,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大幅上涨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在大萧条前美国的失业率也很低,仅为3.5%,但在危机暴发后很快达到25%,并且还是在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搞基础建设的情况下才取得的成绩。

  依赖投资及房地产的增长方式实际上使政府处境尴尬。大量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其危害不言而喻;而减少投资又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这同样是政府难以承受之重。房价问题类同此理,放纵房价泡沫吹大后果不堪设想,压制泡沫又会使房地产销售与投资大幅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率上升。可以看出,政府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一种平衡:既不使投资与房价失控,也不让增长速度下降太快。

  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会使潜在风险因素不断累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关键在于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但短短三十年却成了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每年GDP增长很快,底层民众却感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早已是公认的事实,无需在此细述。贫富差距的扩大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希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然而,在闭环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在中国有一些很成功的个人、企业、村庄,比如华西村等。然而,这样的成功只能是个案,不可能使每个村都成为华西村,华西村的成功建立在其他村相对不成功的基础上。即使富庶如美国,亿万富豪也只是极个别。因此,政府应对富人征更高的税,以实现社会公平。然而,中国由于领教过平均主义的危害,不敢对富人收税,以为这样就是让利于百姓,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今世界国家,财富调节都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中国由于多年来的低税收低福利政策,二次分配对中国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很有限。低福利使得政府增加税收的正当性不足、受到民众抵制。而低税收真正得益的是高收入群体,这必然不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

  政府总希望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居民福利,但事实上福利、税收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相适应的福利水平经济就难以持久增长、财政收入也得不到保障。如今的中国就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不得不依赖投资与房地产泡沫。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已刻不容缓!

  五、债务危机是经济失衡的结果

  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日本的经济衰退、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的过度投资等问题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本书的论证表明,这当中危机的核心根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严格说来是市场经济)社会天然存在的制度性矛盾。这一矛盾会造成失业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经济衰退。

  中国与债务危机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只有不断向经济体中注入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增长或稳定。债务危机国注入的资源是通过债务借来的资金。中国注入的资源是土地、矿山、人民币等,当然也包括债务,特别是地方债务。地方债务表面上是地方的问题,实质上也是全社会的问题,地方借债搞建设跟中央借钱搞建设没本质区别。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出问题一定会通过就业表现出来。从各国的发展史看,任何经济危机首先几乎都是就业危机。因此,判断一种宏观经济理论是否合理、对社会是否有用的关键是看其对失业的解释是否合理、对失业的解决是否有效。经济大萧条、日本的经济衰退、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的过度投资等问题根源就在于充分就业储蓄过高,从而造成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向经济体注入资源可以弥补充分就业储蓄与社会合意投资之间的缺口,稳定经济增长与就业。然而,这只能暂时阻止经济的衰退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下降的趋势,一旦政府投入减少,经济就会下跌;而长期实行赤字财政,又必定引发债务危机。

  注:《谁来拯救世界经济》由已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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