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海松: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作者:包海松  时间:2014-06-27

  现今,不少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改革已越来越迫切。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向改革要红利”的口号,目标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但是,改革就一定有红利么?恐怕未必,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败改革。只有方向正确的改革才会产生红利,方向错误的改革只会延误改革时机,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文革无疑也是一场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文革非但不产生红利,反而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

  目前从上到下都能感受到,中国改革越来越困难了。新一届政府主政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务实举措,但社会反响远不如预期。为什么市场“不买账”,难道新一届政府的改革路径和策略有问题?

  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改革变得那么困难?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尽管谁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哪一个改革没有阻力呢?在中共领导集体改革决心如此之大的今天,利益集团真的能阻碍改革的进程?恐怕未必。并且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政府高官、商界巨枭、地产富豪还是学界泰斗等,都喜欢将改革难以深化归因于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最大利益集团是谁?不正是他们么?因此,将改革停滞归咎于利益集团更像是一种托词。

  一、改革,走对路子最关键

  改革之所以如此难,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或者说没有走对路子。一旦方向错了,目标就不可能实现,预定的改革措施也无法按步骤完成。

  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现实教训。自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平均每隔两三年日本政府就出台一个经济刺激计划,但纵观日本过去历次经济刺激计划,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实施结果,总是半途而废。究其原因,在于实施效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总体上,日本历次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财政赤字或印钞刺激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然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增税来降低财政赤字、化解债务风险。然而,日本经济并不如日本政府设想的那样,在政策推动下走上自主增长轨道,而是患上了刺激依赖症,即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刺激政府,一旦刺激力度减弱,经济又重回停滞状态。这种情况与日本政府当初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也只能不了了之。

  相比之下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堪称改革成功的典范。邓小平改革为何成功?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解决了当时中国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经济缺乏活力与效率。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商品极端匮乏,就连米、面、布等基本必须品都要凭票购买,并且数量十分有限。这一切当然是拜计划经济所赐,在当时的体制下,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受到极大抑制,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作“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被叫作“投机倒把”。在此机制下,整个社会都缺乏创造动力,经济濒临崩溃。

  邓小平改革改变了这一切,他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重新拨回到市场轨道,这样一来就释放了民间创新与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让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各种各样的产品一下子丰富起来,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

  一些人将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因于邓小平同志具有的特定权威。不容否认,政治强人对于推动改革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改革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必须选对方向,强有力的领导人只是会使改革走得更快一点、更顺一些。仅仅是释放了活力与提高了效率,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就是邓小平改革成功的秘密。

  而日本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为何总是失败?原因是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的根源是储蓄过剩,而日本政府的刺激政策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这是日本经济周而复始刺激,又周而复始衰退的根源。

  由于不知问题所在,中国改革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即仅知道要改革,也有改革的决心与勇气,却不明白要改什么,改革的方向在哪。中国政府对改革的决心之大有目共睹,十八届三中全审议通过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项目有336项。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2013年以来国务院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30次是研究改革相关议题。本轮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的创造力,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创造力永远都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问题么?形成了市场主导就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提高活力与政府放权就能化解就没有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对投资的依赖么?从逻辑上看不出这一点,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活力与效率不断提高,但近些年来越来越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来稳增长。

  从实际效果看更远非如此。在2013年上半年进行了新一轮经济刺激后,中国GDP的增长率由降转升,此时政府部门与多位专家学者都宣称改革红利正在显现,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然而,从2014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几乎全方位地疲弱过预期。法兴银行最近的研究报告称,中国1~2月的经济数据都远低于预期,这证实了在进入2014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急速恶化,数据可能超出新一届政府此前制定的容忍程度。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众多海外媒体预测中国领导人正开始增加政府支出以防止经济增长率显著降低。

  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像日本一样患上了刺激依赖症,即政府出台刺激措施GDP就增长,而刺激力度一旦减弱,经济增速就显著下降?

  二、中国改革应该如何改?

  中国改革的核心命题是怎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改革的目标并非是要维持经济高增长,而是让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当中就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只有较充分的就业才能保证民众普遍得到实惠,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我们不是要保7.5、7,而是要保就业。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的有个病态逻辑:地产好则经济好,地产不好则经济糟糕,现在地产业出现越来越糟糕的苗头,而改革又远未见成效,地产政策如何调整,注定是一个令习李倍感纠结的事情。

  中国经济病态表现的另一方面是对投资的依赖,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债务隐患。早在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下行通道。2009年靠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2012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大稿“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

  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是经济能否自主稳定增长。因此要使我们的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搞清楚中国经济的这些病态的根源,否则再多的改革措施也是徒劳。真正成功的改革并不需要几百项,抓住关键的一两项就足矣,当核心改革成功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如果我们不抓住关键点,改革难免会顾此失彼,相互掣肘,到头来实质性改革很难兑现。

  中国经济这些病态的根源并非因为效率与活力不足,而是由于储蓄过剩。中国经济早就进入了储蓄过剩状态,但我们一直来都在强调产出能力的提高,却忽视了储蓄过剩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如高房价、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对出口的依赖等等的根源都是储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改革不是朝着缩小储蓄过剩的方向前进,而是照老路铺摊子、扩产能,则无论多么漂亮的开局都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为什么储蓄过剩会导致房地产泡沫与对投资的依赖呢?其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在一个产出周期(如一年)内,人们的储蓄总额超过了社会总投资需求,这时候人们希望储存的财富总量超过了社会仓库容量,在此情况下,实际产出将会下降(即GDP将减少,表现为经济衰退),以使储蓄与投资需求相等。但GDP下降将使社会出现大批失业人员,这显然是政府无法承受之重。政府为了维持较高的就业率就必须稳增长,而稳增长的手段一是用政府投资弥补社会投资与总储蓄之间的差额;另一方面就是增加财富仓库容量,以吸收过剩储蓄。无疑,房地产就是一个天生的财富仓库。随着房价上涨,早期购房者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房价上涨带动的财富效应作用下,人们纷纷投资购房,房地产市场像海绵般吸引了大量过剩储蓄,成为事实上的财富仓库。这就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与房地产的真相。

  欧美国家在社会仓库容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储蓄实现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最终却用增加财富仓库的办法稳增长。

  解决储蓄过剩必须要通过提高消费,舍此别无他法。根本举措在于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提高税收,即通过制度安排降低人们储蓄欲望,平衡产出与消费。无论是减税、政府放权,还是国企改革,都只是从局部思考问题,没有从储蓄过剩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入手。这样的改革必定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房地产调控、环境治理等莫不如是。

  一直来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如何提高效率入手,却没有认真思考对于过多的财富如何合理消费与储存。在提高效率这点上,中国政府的成绩是优异的,30年的高增长足以说明一切。然而,缺乏消费增长做支撑的GDP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

  改革最怕的不是阻力,而是方向错误。任何改革都会有阻力,但也一定会有推动力,否则这样的改革就没有意义。路子走对了阻力只会越来越小,而一旦方向错了,不但原先的阻力增大,原来的支持者也会变成反对派,这时候改革者将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政府放权让利、提高活力等措施都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手段,与邓小平改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换言之,从经济学逻辑上这只不过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升级版。但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制约因素早已不是效率,而是储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照原来的单子按方抓药,必然无法化解中国经济困局。中国改革到了重新定方向的时候了!  

  ——摘自《繁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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