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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全国“两会”,中国再出发

  时间:2011-03-16

  “两会”现在离公众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近,“两会”之前的媒体调研,代表谈到的问题等显示,大凡公众关注的社会民生热点问题都有涉及。但是,最终的问题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两会”在这些问题上,能做出什么样的大会决议或决定来。

  “民生”、“十二五”……热烈进行中的全国“两会”让国人重新思考政治。政治,众人之事也。政治不是旅游,不是娱乐,不是举手通过,不是唯唯诺诺,政治是寻找共识,实现决策,政治是需要有所作为,勇气与智慧兼具。在国内外局面不断更新变化的当前,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寄予了沉甸甸的厚望。

  在亟须深化改革的时代,知识分子和学者直面现实的负责表现,便是发出自己的理性声音。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教授看来,时至今日,有必要提出一些改进全国人大会议的建议,她希望未来的人大代表真正成为为公共利益服务和奔走的中国政治人物,她认为人大制度的改革将使执政党在现代民主法理基础上获得更高的政治权威。为此,本报对蔡霞教授进行了专访。

  “两会”离公众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近

  记者:依据您的这种研究和观察,这几年的两会开的怎么样,你感觉有没有明显的改善、进步?

  蔡霞:进步是有的。比方说两会现在离公众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近,两会之前的媒体调研,代表谈到的问题等,大凡公众关注的一些社会民生热点问题都有涉及。但是,最终的问题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两会在这些问题上,能做出什么样的大会决议或决定来。

  记者:现在最明显的缺陷就是存在着“议”、“决”不对等的情况,对吧?

  蔡霞:对,热点都有了,问题是怎么把议论的热点最后变成一个结果。这个里边有几点影响因素:一是有人大代表的知识结构问题。有的人大代表看到问题了,但是不一定能够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所以在提建议思路的时候不能切中要害,多提一些在政策调整方面可以操作的意见。

  对于社会热点问题,所有人都会议论,但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能就不只是议论,按道理来讲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应该是作为决策的一分子参与决策。他们负有传达民意和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责任,这两者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传达民意并且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职责所要求,全国人大代表要具备相当高的知识素养、政治经验和政策水平。

  记者:其实,现在人们的焦虑也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当然也有一些代表他提的不太靠谱,但是整体上讲这种民意基本上也能得到一定的反映,问题就在于每年会议后还都是那个样子。

  蔡霞:我们现在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一种地区性的组合结构,他不是一种社会界别性的组合。每年的人大会议上,实际上都会涉及到不同地区的要求与中央对整体的国家利益考虑之间的关系,或明或暗地都存在着一些地方和中央、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博弈活动。

  记者:两会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回应地方的要求,包括地方的利益考虑。

  蔡霞:地方的要求和利益不一定都能满意。所以在开会期间,代表们还会在讨论中提出一些意见。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像是经代表们讨论以后做了一些修改,这就是回应地方的呼声和要求。国家决策的实质是协调利益,如果从更好地传达民意参与决策讲,人大代表应该既有地区性代表也要有社会界别性代表。现在政协委员是界别代表为主,但政协委员只是“议政”,他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

  记者:为什么代表们不能都将契合民意的想法形成制度性的决策?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决策的成份还显得不够?

  蔡霞:这与我们开会的方式很有关系。国外的国会议员提出议案后到形成最终结果,要经过一读、二读、三读程序,进行反复的辩论,甚至于每一句话每一条都会不断的进行辩论,在辩论过程当中议员就把各自的要求提出来了,然后形成一个最后决议。而我们是基本上有了一个整稿,然后大家讨论,而讨论的时间又很短,讨论了以后至于哪些改哪些不改,仍然还是由大会主席团或者更高的决策层来做决定。

  第三点就是我们人大代表的组成人员,相当部分是地方官员。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在发言时一方面要表达地方的利益要求,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国家政府官员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意见,所以人大代表要顾虑到上级对他的发言是否满意,要考虑到他的发言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所以有时候他们表达意见比较委婉,不一定直率,这就相对减弱了人大代表发言的力度。并且,从执政党内来说,无论是当书记还是当市长,背后都有党内系统对干部配置的整体安排。所以无论是政府官员职务的人大代表还是党委书记职务的人大,在人大发言都有一个遵守党内纪律和制度的要求。

  因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发言时会有各种因素的考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讨论很热烈,但是是不是最终形成一种决策,或者决策是不是更多更好地契合社会公众的期望,里面的影响制约因素就很多了。同时,公众的意见和期望也不不一定什么都对,是吧?

  记者:对。有些东西可能首先要有一个理性的调研,一步一步的去做。

  蔡霞:公众的希望和呼声中也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东西,但是国家决策是不能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所以决策要从公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现实利益的综合平衡去考虑,这是国家决策对社会公众负责的表现。所以简单地说人大的决策有多少契合公众需要有多少不契合,好像也不是很妥当。但是总体上说,人大代表开会议论的多而决策的少,这还是能站得住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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