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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共的历史转型

作者:蔡霞  时间:2011-07-08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探索奋斗。中共的历史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否定她的奋斗历史就等于否定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奋斗历史。我们必须把党的革命奋斗、今天中共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文明转型的背景中看待。
  中国的革命、建设与器物文明的进步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三大文明形态的转换。(信息文明刚开始露头,还很难用准确的语言进行概括。)中国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很辉煌,但欧美国家于17世纪中叶起,率先进入工业文明。19世纪中叶,欧洲帝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野蛮方式将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输入中国,1840年后我们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现在,民族心理上都没有摆脱“落后挨打”这四个字的阴影。归根到底,我们的“落后”是落后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脚步。所以,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主题就是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我们正处在这个深刻的文明转型过程中。
  要实现文明转型,必须解决好三大问题:(1)民族独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从1840年到1949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了100年时间。(2)制度进步。一个传统的古老国家要走向现代文明,必须解决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问题。中共执政60多年来一直处在探索之中,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就是继续执政以来必须完成但还没能完成的这个任务。(3)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最直接的结果是国力的增强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上背后靠的是制度变革的支撑。中共领导人民浴血奋斗28 年,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只是取得了振兴中华、追赶现代文明必须的前提。
  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追赶现代文明,寻求民族振兴道路的探索中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执政的地位。但革命的胜利不等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共努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但当实践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长期的革命斗争使我们形成了政治判断多、研究规律少的惯性思维。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追赶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力明显增强,巨大的变化令世界瞩目。归结起来,中国共产党的90年奋斗,其实就干了两件事:一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奠定中华民族追赶文明的历史前提;二是探索、寻找建设道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初步实现了器物文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要求中共实现历史转型
  尽管我们在器物文明层面上与国外的差距缩小了,但推进器物文明只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最低层次,其背后要有制度的变革作为支撑,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向的都是制度变革。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转型中,制度变革与创新始终是关键性、决定性的因素。
  但从结束帝制到民主政治,中间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政治发展变动过程——威权政治,即外表虽有了一套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框架,真正运作起来却没有摆脱传统政治的影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的是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和强势力量来推进国家发展,主导国家的走向。其实,威权政治就是“强人政治”。
  威权政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人民民主就有了明确的主张,并努力去实践、去尝试。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讲到:“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搞民主政治就必须承认宪政,必须要建立宪政的体制,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党在20世纪40年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还有这样一段讲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的实现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为此,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权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共执政以后,究竟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这种探索非常艰难。它首先体现在:从1949年到1982年,国家的政治体制框架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重提“一元化”领导,逐渐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执政党高居于国家权力之上,执政党国家化、党的领导权力化、党的组织行政化、部分党的干部官僚化的政治架构。由此,尽管执政党始终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但在这样的执政方式下,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不可避免,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始终存在,也始终难以克服。当时我们尽管强调了人民当家作主,但主要是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角度讲,着重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专政职能,轻视了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权利。当时,我们以为党领导革命胜利执掌政权,就是党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谁是党?这个问题在理论研究上是不够明确的,往往容易把党的某位领袖人物看成是党的代表,而领导人的意志又在党内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自觉地强化了人的政治权力,延续的是人治机制而不是现代的民主法治机制。
  1982年宪法确立了现在国家体制的大体框架,这个框架是大致合理的,问题在于它的运转,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空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处理好几大关系:执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还需要调整执政党的党内关系。归结起来,就是推进民主政治与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制度文明层面的不断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30多年的发展进步,相当于西方世界用200年时间走过的发展历程。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社会的快速分化,各种矛盾不断涌现。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把政治发展的问题提上重要的日程,制度文明层面的变革创新与进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和前途命运。如果我们自觉推进政治文明,国家走向未来文明的路途就会相对顺畅,国家也会有长治久安的机制;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很难讲会否有新的社会动荡和大的社会风险。
  李泽厚曾提出“告别革命”,革命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不能否定,但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也绝对是大的。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但今天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能否很好地化解矛盾,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很好地推进民主政治,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就要求执政者不能躺在经济发展的“政绩”上,陶醉于以往的成绩,而需要看清社会对政府和政党的更高要求,自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此,中共90年的奋斗探索走到今天,历史对她提出的要求就是:要领导发展民主政治,中共自身就要进行历史的转型,第一是从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第二是从传统政治的影响中走出来,向领导民主政治的现代政党转变。如果我们党能较好地完成这个历史转型,将为中国社会更好地走向现代文明提供较好的政治保障;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种历史转型,这个党未来发展的空间、党的生机活力就有可能萎缩、窒息,同时会对顺利推进中华民族的转型增加一些不可测的风险和社会的动荡。这是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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