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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为何艰难

作者:蔡霞  时间:2011-07-29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社会矛盾冲突逐渐呈高发多发态势,这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体制机制,就是这样一个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管理冲突、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

实际上,执政之后六十年,中国共产党一直艰难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体制机制,然而建设现代民主政治仍然是执政党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为什么执政党探索建立国家民主体制机制如此艰难?从执政党的角度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近代民主实践的姊妹革命对执政党民主观的影响

姊妹革命是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它们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国革命继承的是英国革命的传统,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宪法,形成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套国家体制模式保持了美国社会200多年的稳定。法国通过群众性大革命摧毁旧制度后,没能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后经历了百年动荡和几次帝制复辟。这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与不同结局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再好的原则、口号都难以实现。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美国人在制定联邦宪法之后,再以1 791年的《权利法案》来巨细无遗地说明宪法内容,把人权的实现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上。而法国人只是把人权宣言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致力于就此建设一个新制度。因此,一方面有了人权宣言,但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红色恐怖横行。

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极为重要。法国的群众大革命处死了国王,但没有摧毁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只是从原来的国王手里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当时的革命领袖手里,造成新的绝对权力。而美国宪法体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政治模式,它体现的是分权制衡原理。这一点保证了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从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步。我们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不能不接受分权制衡的原理,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权制衡政治体制模式。

经过1 8、1 9世纪的民主实践,今天民主是复合性词语:民主包括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指向)、共和、宪政(民主的实现机制),这些成为民主政治内在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机制。

这两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观具有直接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阶级分群的特征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高度赞扬法国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共产党人。列宁被称为莫斯科的罗伯斯比尔,列宁说: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

中国共产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直接继承了列宁的思想,高度强调民主的阶级性。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是:以人民大革命为方式,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而忽视不同的个人利益需要;把民主简单、绝对地理解成多数人的统治,忽视少数人的权利利益;强调统一和团结,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解决分歧;把自由民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包容看作是妥协,把妥协看作是背叛。

正是由于我们对民主政治理解的片面性,没有从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角度看待民主,忽略了美国革命留下的有价值的思想:民主是和平管理冲突、协调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机制,相反,把美国的宪政民主机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因而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机制一直没有健全起来。

政党政治认识不足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发展民主政治,其根本要求就是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政治原则变成国家的基本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民主政治历程,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是在既定的国家民主体制内运作国家权力,受到既有的国家民主体制机制的约束。

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律认识不够,实践中参照苏联模式,而且将它视为社会主义新型的民主政治。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我们长期以来把领导与执政混为一谈。在国家政权系统运转中,以领导代替执政,忽视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不同职能和实现有序运转的各自要求,把国家政权系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指令的工具。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政府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的手里,党对政府的具体事务实行全面领导(实际上是全面控制),甚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组织直接代行国家职能。在社会领域中,党组织实际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源,全面运用权力意志来指挥甚至命令群众。

这样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使党在民主的政治结构中往往偏离了政党本原的位置,高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党对国家和社会形成了最根本最内在的管制关系,造成强执政党、弱国家、弱社会的状况,造成国家生活中人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际缺位。

党内民主不足的制约

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繁重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领导建设的任务。但不成熟的国家制度和新生国家政权的能力弱小,与其所要承担的繁重任务远不相适应。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吸取资源能力和组织实施能力,并且确立了很高的政治权威,于是以党组织的力量、支持乃至直接实施政府工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使国家体制的正常作用逐渐由党的组织作用所取代,党内高层领导逐渐分为主持党的系统工作与主持政府系统工作的两个部分。

在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党内这两个部分的高层领导在如何把握中国国情,确定工作思路中,逐渐产生了分歧。但是,由于党内缺少平等、宽松、平和地交换思想、沟通认识的党内民主氛围,缺乏解决矛盾分歧的党内民主机制,再加上长期阶级斗争排斥对立的惯性思维和个人崇拜思想的抬头,党的主要领导把不同认识当做是政府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并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每次斗争的结果都是把政府的权力收到党里来,最终党的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

比如,1 953年中央政府颁布执行的新税制引起党内分歧,1 9 5 3年1月1 5日,毛主席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措辞甚为严厉。1 9 5 3年3月1 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决定和批准。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

再如,在党内对大跃进产生意见分歧时,毛泽东在1 958年南宁会议上批评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中央决定党内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领导小组,具体领导政府相关职能机构。毛泽东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显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直接相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建设应该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需要顺应政治文明进步潮流,打开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

2 0世纪3 0年代,西班牙经过国内战争,佛朗哥上台实行独裁统治。但在佛朗哥晚年时期,西班牙政府逐渐放开社会的自由,有限度地开放新闻舆论,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佛朗哥去世后,胡安·卡洛斯国王推动西班牙走向民主,转向政党政治时代。在西班牙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佛朗哥旧政权的人顺应潮流去寻找新的政治空间以获得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各个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利益集团放弃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了左右两翼政党的政治和解,共同和平推进西班牙民主的进程。

这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要调整和变革意识形态,真正形成体现执政党思维、反映执政基本规律要求的意识形态,用包容、妥协、对话、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且以制度化来保障各个群体的诉求,以制度化、法治化来进行利益协调。放弃阶级搏杀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不再以极端的思维和政治压力式的简单强制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意见和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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