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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广东和重庆都没有模式

作者:蔡霞  时间:2011-08-12

  本文系作者在“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为例”研讨会上的发言。
  蔡霞:感谢秋风老师和天则所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这次会议。我想说这么几点,因为我上午也是赶飞机,昨天晚上大雷雨把我堵在宁波了,今天早上的飞机赶过来,一下飞机直接到这里,所以很可惜肖滨老师那个听了一个尾巴,杨帆老师的发言没有听到。所以,刚才一边听一边看资料。
  我想说几个意思:第一,我们今天讨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不是为了这两地本身来讲好不好,我特别同意肖滨老师最后说那个十字街口怎么办?实际上我们主要是在这里。而且我特别同意石小敏老师说的话,“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有意的,外面人吹我们,我们自己不能陶醉。如果自己陶醉,就此掩盖问题、就此回避问题。第二,故意谈模式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想把体制固定在现在的状况。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光讲重庆和广东问题,而是讲整个国家怎么走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小一点是关系到今后几年或者十年左右中国社会有没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发展环境,因为矛盾和焦虑都已经暴露。从大的来讲,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还能折腾多久?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100年前的那个点,我们今天还是面对这个点,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要走多长时间?这是我自己觉得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讲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谁好谁坏的问题。
  第二,广东模式做什么、重庆模式做什么,各位老师都有很多总结。我想关注的是什么呢?在一个政府主导的,或者政治权力是强势的国家什么都可以做成,你说他是奇迹也好,你说他是什么也好,一个强势权力情况下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做,我觉得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为什么要说“怎么做”的问题呢?我刚才看了崔之元老师的这个文章,我觉得真是拿国外理论套着重庆做法,加了一个帽子,我仍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不是简单拿一个理论加上地方的做法,一加就可以了,不是的。我们中央党校讲课的时候都知道观点加例子那种做法不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最重要的是分析,你怎么分析?就是他做了什么?他怎么做的?你把内在的机理分析出来,而不是简单的这列举一个、那列举一个。
  至于重庆模式,我赞成大家讲的农民福利也好、社会保障力度也好、拉近贫富差距也好,这些都可以做,我们在传统社会一个开明的皇帝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何况是现在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为人民做事情不应该做吗?问题不在这里,在于机制是什么。我觉得重庆模式是强权的推进,就是恩威并施的做法,恩就是把地票也给你了,什么都给你了,威就是打黑、唱红,这个唱红不要认为就是唱,唱红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威慑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感觉。我是经历文革的人,那时候我是中学生,我们也在唱红,我们搞红卫兵运动,全国大串联、斗老干部,什么没有干过?都干过。所以,唱红是温柔形式的心理威慑,他就是给你一个革命的神圣性,只要说到革命,你就没有任何可以反对的理由,这是我个人看法,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谈重庆模式,做了什么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做的机制是什么?一个是权力强势主导,第二就是心理上的影响。利用革命的神圣性这种东西来造成的一种心理威慑力量,让你不敢说他不对,以至于我在这听了半天,感觉很多老师心里是有想法,但是不敢直说。
  第三,典型的人治。干部了解基层情况,是应该下去,但是不是只从人的行为出发。我们应该先讲制度,我昨天在宁波,正好是宁波的社区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我认为宁波的做法应该肯定。为什么?一个政党在执政以后,一直到这次90年讲话都讲脱离群众是最大危险,联系群众是我们最大优势。执政60年,脱离群众的危险讲了60年,是干部个人问题吗?不是,是政党执政方式的问题,政党已经不在社会里了,把自己放在国家之上,而且整个进入国家机关了,政党和国家权力合一,政党国家化,党的组织行政化,你不和老百姓对立才怪呢。所以,脱离群众不是个人行为,是体制弊端造成的。所以重庆这种做法,如果先把制度弊端改了,制度建立了比较好的科学的运转机制,按照权力运转的客观规律去做的话,在这个前提下去讲干部下基层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撇开机制和体制本身的缺陷去谈现在的做法,其实是恢复到过去的开明政治和清官文化当中,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重庆的唱红,以一种半行政方式,以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推向全国,而且把全国吸引到那去唱。他产生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前进趋势而是倒退趋势。为什么?有两条,第一,我自己最近在讲纪念建党90年胡锦涛讲话,我们唱红已经唱反了,唱成什么?人民要感谢党,而不是党要感谢人民,唱颠倒了。光明日报登胡锦涛讲话,同时报纸上拿出一小块讲近期流行短信选编,说党的恩情比海深。光明日报把人民和党的关系颠倒了。第二,这个红也包括红色经典电影,我们中国共产党确实就是在革命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这个年代不能忘记,党的历程是很艰辛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强化的是什么思维呢?是暴力对抗的政治极端思维,而今天中国要往前走,这种政治极端思维是不能再有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这样,但是今天必须往前了。我们对于唱红和红色经典电影等是要多方面、多角度思考。所以我对重庆模式不是很赞成。
  广东模式怎么样呢?我认为也没有形成模式,我特别赞成李伟东老师的讲话,广东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很多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在广东都表现出来。广东确实是经济建设最为先,但是对于蛋糕做大受惠于大众,还是做得不够好。所以到后面出现民工荒,发生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打起来。所以现在要讲民生,要讲公民社会。我觉得我看到的重庆是强政府、强权力去做,广东是高层积极姿态去做,但是都缺乏什么东西?缺乏公民社会。重庆是强权力压制社会,他本身就没有社会,我们经常讲社会主义,现在变成了有主义无社会,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是什么人说的,我忘记了。广东是意识到了要有公民社会,否则这个社会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所以他是高层领导在积极倡导包容,想培育公民社会,但是缺乏制度性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广东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显示出往前走、开放的意识,但是没有制度。我们如果讲一个东西比较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意义,他一定要形成制度化的成果。当没有制度化的成果,仅仅是星星点点的东西的话,它是极容易改变的。我们需要努力倡扬它,但是当它不能成为制度的话,掐死它也很容易,换一个领导工作思路不一样,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重庆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我认为没有模式,都不能用模式来概括,都是过渡性的东西,包括整个中国都是一样,都是过渡的,都是在变化中。
  还有一点,这个不仅是反映了重庆的做法,各地都是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下去送钱物多少,支持脱贫项目多少,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多少,包括各个省都有这样,比如对口扶贫、对口支援。对口扶贫、对口支援这种做法,从一个角度讲是政府帮助基层解决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完全打乱权力运作规律和职权范围,变成各自用各自部门职权替我所帮扶的地方去提供资源,是用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站在全局角度考虑。比如供电局帮助那个地方,他一定给那个地方架电线,水利局一定给他打井,交通局一定是修路,财政部一定是拿钱过去。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这都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通盘的公共资源,但是他可以用部门权力特殊优惠某些地方,反过来又变成部门对口支援的工作政绩,他实际上把整个权力运作机理和界限全部打乱了。因此,我觉得刚才高老师讲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能简单讲是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确实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思维,第一,是统治者的思维而不是民主政治思维。第二,我们很多问题都在争论的是行政管理技术性操作,而没有说公共行政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在我们的政府和党的做法当中这些都没有。因此,我自己觉得这两个方面,重庆和广东各自都有自己进一步往前走的地方。
  我建议大家关心一下浙江,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成都那个地方我搞了好多次调研,重庆的一些做法在成都先有,而不是重庆先做的。因为当初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成都已经在搞城乡统筹,但是人家是成都市委书记自己做的,你说你重庆这个地方,现在的领导人的权力、力量、影响、资源,这个不可同日而语,李春城当然干不过薄熙来,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觉得重庆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各地都有的,现在只不过加大了力度向外张扬。
  但是,浙江不是,浙江用我们南方的话讲叫做“闷声发大财”,我觉得浙江应该是中国的趋势,为什么?浙江很多年来都不讲明显的意识形态、口号化、生硬的政治条文,非常注重的就是实实在在,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是搞党的建设的,就是政党政治研究。我们昨天在宁波看到的是什么?叫做区域化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我看到的是基层党组织面对着一个快速兴起的公民社会,努力探索如何去进入这个公民社会,并且在公民社会当中与公民组织、新的社会团体比较好的融合进去,党在公民组织里面去进行政治引导。所以,基层党组织没有一个控制的概念,他们反反复复都在讲我们能做什么,就是强调服务的概念。我真是建议大家去看看浙江的一些东西,在浙江这个地方,公民社会、草根社会是自己真正生长起来的。生长到了什么程度呢?政府不能无视他,也不可能强制的压制他,所以现在的政党和政府都要平和地面对他。执政党和政府想要引导他,不能让他变成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于是就想怎么能够进去。党组织和政府能够帮公民社会组织做点事,能够让他接受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政府怎么和公民社会合起来干事,这就是宁波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转型,除了大的看得见的民主政治也好、政府转型也好,它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公民社会,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公民社会。浙江这个地方公民社会就在增长。社会结构转型往往比政府、比上层建筑的变化明显来的更为深刻、更为深厚,一定的社会结构转型了,政治上层建筑不转也得转。所以,我觉得当你脱离了基层社会转型的结构和力量生长发育的时候,谈民主政治的发展是脆弱的,而且是转不过去的。
  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的发展确实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我们在宁波那里看到两条:第一,十七大在讲公民文化意识的培育,能不能把一个群众变成公民,我们今后能不能在用语上不讲群众而讲公民,他们在那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既然讲公民文化、公民意识培育,你难道能不承认公民社会吗?你不可能不承认它,你必须面对公民社会。如果公民意识、公民素质的提升和公民社会起来,我们可以想像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渐具有社会结构性力量支撑。所以,强权、权力不自觉的倒退的趋势会被社会力量遏制,你要想超越公民社会往前走,实际上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民主政治,我就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大民主不就是民粹和暴民政治吗?我在浙江那里看到这两个东西都比较少。
  我还比较了三个地方,浙江的温州和宁波、江苏的苏州,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浙江的温州是强社会、弱政府,你去看他政府没有钱做面子工程,所以温州市区不漂亮,但是豪车不少。钱云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弱政府,当他没有能力引导社会情绪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情况。温州是穷政府富社会,宁波是富政府富社会,所以政府可以拿钱扶持民间社会,可以培育民间社会,政党可以拿钱为你服务,我进去给你做。苏州是什么状况?多少有点是富政府穷社会。你别看苏州经济发达,2010年年初是工厂工人闹事,7月份是乡镇农民闹群体性事件,经济这么发达的地方居然闹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社会贫富经济收入差距很大,再一点就是没有比较健全的社会建设,遇到问题那里的民众不搞暴民政治、不搞过激行为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社会往哪里去,不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真正讨论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做,公民社会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社会治理不要仅仅看成是社会建设,我觉得它恰恰是民主政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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