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中国改革 > 改革人物 > 蔡霞 > 学术观点

蔡霞: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

作者:蔡霞  时间:2011-11-03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夺取革命胜利,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这就赋予中共执政多重历史使命,其中之一是领导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用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支撑并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尚未完成

  革命能够推翻旧政权却驱不散专制政治的阴魂,革命可以打碎世界却难以建设现代民主新国家。

  20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均以“民主”为口号。《共产党宣言》也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实现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奋斗纲领中,并且在抗日根据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实践,执政以后为人民民主做了艰难的探索。如《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主张宪政民主的社论时评,高度肯定和赞扬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并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普选、“三三制”等宪政民主举措。毛泽东在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时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告为人民民主的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是,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以革命的名义”来解决一切难题。包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内外的思想分歧,克服少数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的现象、所谓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盛极一时的所谓“大民主”与“群众专政”,实质就是中国式的“多数人的暴政”。革命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可以说,由于客观上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局限以及受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建设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这一历史任务至今尚没有完成。

  (一)宪政民主缺少必需的社会土壤。

  尽管各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与路径选择都因国情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都需要起码的经济基础——一定程度的现代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就没有尊重权利、保障权利的客观要求,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生长,也就没有实行宪政民主所必需的制衡权力的力量。当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经济基础发生断裂时,民主政治就只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

  正因为缺乏市场经济这个培育民主政治的丰沃土壤,所以尽管宪法阐明人民当家做主,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一方面,人民民主的政治权利难以充分落实和体现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另一方面,多元的“人民共和”政治理念被一元的“多数民主”所僭越,并且“多数民主”因宪政不完善而被执政党的“代表”作用所消解,甚至有些领导人因政治意图的改变而轻易取消公民民主权利。更进一步,“多数民主”还极易以革命的名义变成“多数暴政”。

  (二)对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艰巨性缺乏认识。

  执政党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总是受到特定条件所制约,即与执政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一国的政治传统、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

  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阶级统治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但却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建设重视不够。邓小平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因而,尽管执政后搭起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既缺乏合理分权限权的宪政安排,也未能致力于操作层面上的程序性制度建设。这不仅使民主形式化口号化,还造成新的过度集权、个人崇拜和制度化的等级特权,使专制政治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三)深受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不同国家制度时,将君主制与民主制做了根本区分,但是未能明确勾画“人民的国家制度”的具体模式,只是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做了一些开创性探索,第一次把理论上抽象的“人民的国家制度”具体化为现实的政治运作。

  但是,这种探索既短暂,也有限。后来,斯大林在长期执政期间,一方面把列宁的某些临时性做法固定化绝对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又把苏共的执政变成了一人专制。

  比如,布尔什维克1903年党纲曾经明确主张实行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希望用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取代立宪会议选举。但当时俄国国内各党派力量的实际对比,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取消立宪会议选举,并且在后来的选举中也未能取得多数席位。在工人和士兵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党否决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并解散了立宪会议。而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的矛盾分歧变得愈加尖锐,最终导致多党合作彻底破裂,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党制。

  由此,将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与“一党执政”方式画等号,建立起权力垄断、以党治国的执政体制。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激烈做法,并非等同于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本身。后来,斯大林把这些做法固定化,并宣传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体现,这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

  由于长期忽视宪政民主建设,依赖于政绩和领袖魅力巩固执政合法性,这就使得执政基础有着难以克服的政治脆弱性。随着社会急剧变化与矛盾冲突的积累,执政党对此的忧虑也愈加深重,这又反过来迫使执政党强化个人权威,强化政治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剧了人治弊端、削弱宪法和法治权威。

  邓小平对制度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可以说,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以宪政民主制度支撑和保障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历史维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