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作者:陈锦华  时间:2011-07-12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同志策划并参与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立足于探讨开放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以世界各国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为纬,梳理了汉唐时期以及15世纪以来,中国从早期的对外开放到后来一再丧失开放机遇,再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许多同志都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分配的顺序”一章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样的描绘,真让人揪心,叫你终身难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竟被别人看作500年停滞于静止状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生活的一代人心里,封闭、停滞、落后、挨打的沉重历史,总是挥之不去。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在序言中所讲的,“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我还多次举证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扩大,又不断推进了改革深化。开放与改革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机制,推动了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讲,开放是最深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改革。它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对科技创新和合成创新的激励,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思想解放、创业精神和勇于走向世界的影响,已经被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所证实。

  我从1946年开始工作,至今已60多年,先后在纺织、轻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门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这些部门的核心产业,如纺织工业的化学纤维、轻工业的家用电器的突飞猛进,无一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以钢为纲”曾经是我们的治国理念。毛泽东主席亲自抓,党中央作决议,直至发动七千万人上山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几经周折,中国前30年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万吨。后30年,中国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同样是经过了30年,2008年中国的钢产量却超过了5亿吨,占到同年全世界钢产量的38%。前后30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根本区别,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开放和开放。

  现在,中国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中期,工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等极大挑战。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中竞争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60年,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历史教育我们的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研究对外开放,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我们把这个要求,作为研究《开放与国家盛衰》的标尺,也就是在这本书后记中所讲的,以全球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为纬,梳理中外开放历史,探讨开放规律。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著作,我翻看的比较多,总的感觉是对开放讲得不够,即使讲,也是宣传成就,解释政策,缺乏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深度。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想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正在做的工作。可能这本书还达不到这个高度,但这样的立论起点是最重要的。根据这样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变化,我们失去了哪些开放的机遇,又有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我们在书中评述了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对比十五世纪开始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研究中国由盛而衰和由衰转盛的漫长历史,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是:汉唐盛世是开放治国,善于融合外来文明、促进中国繁荣昌盛;郑和七下西洋后的海禁,是错失开放机遇;乾隆以天朝“无所不有”自居,不察世界大势,是拒绝开放机遇;晚清、民初是在种种丧权辱国条约的屈辱形势下,极其不平等地应对开放机遇;新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而适时抓住开放机遇。历史和现实证明,对待开放机遇的不同态度,突出体现了治国理念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郑和七下西洋,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势强盛,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推进朝贡贸易,畅通海上丝绸之路,采用先进的航海技术、设备等等,都是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此同时,人们对郑和七下西洋后的“突然中止”都感到迷惑不解。在《开放与国家盛衰》中,课题组介绍了“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我想补充的看法是,这个突然中止的深层原因,还有治国理念中的漠视海洋,而由此导致的最大灾难则是中国海洋造船业的衰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多达2.7万—3万人,现代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按不同的编队,大体上也就是八九千人。郑和船队最大的宝船载重量达到1500吨左右,而稍后几十年的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才100吨—200吨。郑和船队的大规模海上远洋行动,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船,使用了牵星过洋和罗盘定向、测定针路等先进航海技术。他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影响深远,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世界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就是这样一个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匹敌的海军强国,却在此后的400年中持续衰落,直至被当年不能匹敌的欧洲与日本的“坚船利炮”所打败,一再遭到极其野蛮的侵略、掠夺,订下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让世界头号强国,沦落成半殖民地。

  事有起因,一个欧洲不能匹敌的海军强国,为什么变得衰落不堪?!这还要追溯历史。据台湾出版的《人物评话》一书记述,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有位太监想仿效郑和的事迹再组船队,重下西洋。同朝的兵部尚书,被明孝宗“尤见亲信”的刘大夏,痛恨宦官干政,坚决反对太监组队再下西洋。为了根绝太监的航海念头,他一不做二不休,竟把存放在库房里的郑和船队全部造船资料付之一炬,让太监重下西洋的计划成为梦想。这件事,从细节看也可以看作是“突然中断”这页历史的一种解读。

  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仅隔三年,明王朝即诏令禁造海船;约过了半个多世纪,又明令不准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这些重大举措,同刘大夏焚毁建造海洋船舰资料,可以看作是治国理念中漠视海洋的同一表现。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扼杀了中国的海洋造船事业。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巨大失误。这以后的中国历史证明,失去海洋造船业,就失去了强大海军,失去了保卫陆疆、海疆与国家统一的能力,失去了发展海洋经济的能力。中国明清及其以后的历朝盛衰起落,无不与开放密切相关,无不与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和捍卫工作成正相关效应。

  中国是西太平洋的重要国家,有广阔的海疆,是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90%的进出口货物都要通过海上运输,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和双边、多边合作利益。用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来研究“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研究中国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漠视海洋和扼杀海洋造船业的严重后果,探讨它的深刻教训,特别是与国家盛衰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开放事业,对于认识海洋、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丰富治国理念的战略内涵,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开放生生不息,中国必须清醒应对。我在《开放与国家盛衰》序言中写道:“开放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课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开放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没有变。”这是信念,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宗旨。

  我们也想同时提醒读者注意,开放引起的变化,正在日益广泛深刻地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出现新情况,发生新问题,都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地应对。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的开放一切顺利,一切成功。现在,打开报纸、电视,可以不断听到别人的赞扬和我们自己的自我表扬。听得多了,就会产生错觉,就会处在一种不清醒的状态,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世界大势,影响对外开放事业健康发展。

  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赞扬。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看到不足,看到扩大开放条件下的种种挑战,看到我们仍然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尽管在实际工作上比较开放,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开放,甚至有些观念还是半封闭的,对人类的文明成果还知之不深,特别是缺乏开放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我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外国的先进事物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吸取精华、拒绝糟粕,长期努力,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中国越是开放,越要谦虚谨慎,以建设和谐世界的心态,继续推进开放事业,在开放中认真学习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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