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酝酿和确立

作者:陈锦华  时间:2012-12-31

  编者按:国家体改委曾经对中国改革起过重要作用。现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靠什么样的机构、机制,超越各部门的利益及其局限,推动“顶层设计”的改革?这段回顾引人深思。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

  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大概一共印了20多份吧。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在理论界,也不只是在具体实际工作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

  我让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会议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的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了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我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我的体会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应当低估。

  国家体改委集中了一批人才,也锻炼了一批人才。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很有改革意识,对现代经济也比较了解。现在的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的干部里,不是有体改委去的人吗?在体改委经历了一段,他们的思维、意识、全局观念都不一样了。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

  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的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前两年,曾有人对我讲,建议恢复体改委。我说现在谈不上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

  (2012年第 27期《财经》陈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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