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我受命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那两年

作者:陈锦华  时间:2013-05-20

  编者按:2009年9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他在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经历。这是一段改革的艰难岁月,所谈的若干大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是在陈锦华访谈整理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供研究参考。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我受命之初,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关系,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一家银行帮助做一些调查。日本那家银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向有关银行咨询的情况,表示:“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有关方面对与王永庆的合作变得慎重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也给李鹏留下了印象,认为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鹏专门主持会议,听取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汇报。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有点儿心急。李鹏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要低估。当时,福建在泉州与中石化合作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炼油厂,福建省和厦门市为了上马王永庆的项目,要把我们这个项目停掉。我坚决不同意,并强调说:“为了要跟王永庆合作,更要把我们的厂建好,这样在谈判中我们才有实力,有筹码。”

  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此人办事还牢靠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当然,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上海中央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经历,特别是主持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与发展的业绩都超过了预期,应该是选用我的业绩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个人机遇,是不可能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主任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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