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消费结构升级,新的供给变革要跟上

  时间:2018-11-28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访谈嘉宾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摘要 

      ■ 我国增长方式初步告别了投资、出口主导型,转向了更加可持续的内需主导型增长。如果没有消费升级的态势,消费贡献率很难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 与过去消费结构相比,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 

      ■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下,企业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谁能适应经济转型大趋势,谁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谁就能有好的发展前景。 

      不能只看短期,看表面,要“明大势、看大局” 

      记者:前段时间,一些人对于消费不足多少有些担忧,产生“消费降级”的误读。消费升级与降级在本质上的表现是什么?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迟福林:因为一些低价销售渠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以及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放缓,就得出消费降级的结论,显然有失偏颇。消费在某些领域有所波动,但消费的规模、结构、贡献也在发生明显变化。观察和分析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能只看短期,或者只看表面,而要“明大势、看大局”。 

      一方面,在消费规模扩张方面,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十分庞大,从2009年的13.3万亿元跃升到了2017年的36.6万亿元。在这么大的基数下,增速长期稳定在两位数以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是反映最终消费支出中实物商品消费的重要指标,没有包括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服务型消费部分。消费规模放缓与内部结构调整相互叠加,这本身就是消费升级到一定阶段的规律性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商品和服务供给体系会逐步升级和完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包含的内容也趋于多元化,消费升级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城乡居民一般会从基本的吃穿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倾斜。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主要表现为:食品支出占比明显下降、耐用品基本饱和、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居民家庭中旅游、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从这两年的情况看,以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新型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产业变革、推动新商业模式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一步看,我国消费升级,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增长方式正在告别投资、出口主导型,转向了更加可持续的内需主导型增长。如果没有消费升级,消费贡献率很难达到现在这个水平。随着服务型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服务型消费与物质型消费共同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人们不再一味追求名牌,而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商品,也不再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是在服务型消费方面加大投入,实际上是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理念升级的体现,并非所谓的消费降级。 

      从生存型消费到发展型消费、从物质型消费到服务型消费 

      记者:有人说,“双11”为观察中国的消费升级和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这扇“窗口”望去,能看到什么? 

      迟福林:10年来,“双11”的成交额持续攀升,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巨大消费需求,引发全球关注。“双11”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商活动,而成为观察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窗口。 

      如今,除了传统刚需产品,越来越多的服务也通过网上销售。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对比:2009年,“双11”最受欢迎的家用电器是电热水壶和电热毯,到了2017年,人们最喜欢的家用电器变成了净水器和扫地机器人。此外,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协助下,新旧业态融合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曾经有段时间,不少人担心电商销售将对实体店带来巨大冲击。从这几年的实际来看,新业态和传统业态开始融合,利用大数据改造传统业态并且推动传统业态的升级,这成为一个基本趋势,也成为我国的重要优势。 

      总的看,与过去消费结构相比,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中国新阶段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特征,既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一般规律,更反映了中国自身转型升级的突出特点。 

      以新消费牵引新的供给变革 

      记者: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的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居民消费率稳步提升”。为什么强调要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如何在供需两端同向发力,将消费潜力转化成经济动力? 

      迟福林: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搞传统服务业还是搞现代服务业,都需要生产与消费者和消费结构变化相适应的产品。好的产品和服务会有市场、有效益,但好的产品和服务从哪里来?关键在于微观市场主体要抓住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瞄准居民消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现实诉求,发挥最终需求对供给侧的牵引作用,通过创新供给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成为现实的增长动力。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下,企业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谁能适应经济转型大趋势,谁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谁就能有好的发展前景。也就是说,无论产业如何变革,商业模式如何创新,都需要牢牢抓住消费需求这个根本,都需要以新消费为导向推动新的供给变革。当然,这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在供给端要牢牢抓住“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把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当前,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有产品、缺品牌;有服务,缺标准”的矛盾相当突出。比如,我国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老年康复护理、老年家政服务等产业的产值并不小,而实际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却只有十分之一,健康养老服务短缺十分明显。面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关键是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新红利;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 

      在需求端要着力提升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军”,释放消费潜力要建立在收入不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基础上。2020年至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为此,要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并形成推进改革的行动路线。 

      此外,政府要在保基本的前提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型消费都是消费升级的热点领域,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在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今天,这些服务领域的市场放开后,可以创造巨大的细分市场,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为此,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环节,引入竞争性供给主体,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主体竞争的新格局;改革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尽快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新一轮扩大进口为消费升级赋能 

      记者:今年,中国主动开放市场、扩大进口,举办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理扩大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进口,对于我国优化消费结构、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有何深远意义? 

      迟福林:这要放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来看。一方面,这是满足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迫切需求。《2018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进口总额中的消费品比重不足10%。相当多的居民服务型消费得不到满足,导致大量消费外流。在药品领域,如果我国进一步降低药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加大药品进口力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药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切实改善居民福祉。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仅将为其他经济体注入强大增长动力,而且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我国主动扩大进口,构建适应主动进口的政策框架与体制机制,将创造出一个40万亿美元的市场,这将是其他经济体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一个制度化安排,也将为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做出中国贡献。 

      只有腰包“鼓起来”,消费才能“跑起来” 

      记者:有钱才能消费,有保障才敢消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做大消费蛋糕的同时,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和预期? 

      迟福林:走向消费主导之路,只有老百姓收入能够比较快地增长起来,才能够由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拉动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只有腰包“鼓起来”,消费才能“跑起来”。释放消费潜力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居民收入,也涉及到消费环境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消费升级,除了前面提到的相关举措外,还有三方面工作要做: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我国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目前尚未有效释放出来。这就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着力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在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的前提下,尽快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对接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税收结构变革,降低居民税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合理的税收结构能够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并且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新个税法的实施就开了个好头,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费信心,具有实打实的意义。但也要客观看到,当前中国税制仍以间接税为主。这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加大了企业税收负担,90%的税从企业征收;二是带来了税收逆向调节,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承担的流转税税负要高于高收入群体。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改变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 

      以市场监管创新优化消费环境。近几年来,我国整个消费环境都在明显改善,过去比较突出的消费不安全问题、消费安全隐患问题,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利于统一市场监管,并提供重要的监管力量。但消费环境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通过市场监管改革来优化消费环境仍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有可能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比如建立大数据,通过各种信息手段来实现社会普遍参与监管。此外,需要加强相关立法,严厉打击或依法打击消费领域的各种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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