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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抓住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

作者: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 曹月佳  时间:2017-04-06

  “2017~202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抓住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不仅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力,还将推进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访时,强调“最后窗口期”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而言,都不亚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它不仅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治理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2017-2020 is the last window period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aid by Chi Fulin,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PPCC and president of China (Hainan)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o, seizing this time node in 2020and solv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structural reform not only helps to alleviate the short-term pressure o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d this will release medium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When the re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Chi Fulin, he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st window period to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e said that we must promote structural reforms aimed at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depth, breadth and complexity of this reform was no less than the reform and openness 38 years ago. It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ance patterns.

  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适应三大趋势变化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目前正在发生哪些趋势性变化?

  迟福林: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型大国。我国经济转型正呈现三大趋势性变化。

  第一个趋势是产业结构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升级。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6%,估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会提高到58%~60%,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主导不是不要工业。而是需要工业转型升级。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转型升级直接依赖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这就要加快发展以设计、研发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制造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重大突破。究其原因有三点:其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国家,其服务业占比一般都在60%以上,这是客观规律。其二,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发展,将深刻改变制造业自身的形态,制造业服务化是大势所趋。其三,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核心问题是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以德国为例。目前,德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是70%;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不到40%。因此,加快形成现代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是推动提升我国制造业水平、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第二个趋势是我国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也就是说,我国消费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一是服务型消费比重不断提高。例如,多数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大头在教育、医疗、健康、信息与文化,也就是说,服务型消费的占比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已经占到总消费量的40%左右,而且有望以每年1.5~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估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的比重将接近或达到50%。这对我国产业变革、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的经济增长都是巨大利好。二是我国消费总量快速上升。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实际增长9.6%。如果按这个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第三个趋势是城镇化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城乡关系正发生深刻变革。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2%。目前,“80后”、“90后”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已达55.2%,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不想也很难再回到农村。可以说,城乡关系变革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改变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是大势所趋。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8%~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这将成为拉动内需,释放巨大增长潜力的重要载体。

  记者:适应这种趋势性变化,加快深化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您认为适应这种趋势性变化的历史关键时点在哪儿?

  迟福林:在我看来,关键是要立足2020,缓解短期增长压力,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如果我国这种趋势性的经济转型所蕴藏的经济潜力得到释放的话,未来10年,我国保持6%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的。如果是这样,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到2025年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继续在25%~30%之间。所以,我的观点是,短期要保6.5%经济增长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适应这种趋势性变化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并由此实现可持续增长。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记者:您强调说,2017~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那么,怎样抓住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体制矛盾?对此,您能否谈谈?

  迟福林:我国经济转型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经济转型已开始成为经济生活的主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转型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掣肘了经济转型的突破。第一,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从经济生活的现实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需求升级,原有供给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工业领域供给过剩与服务业领域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第二,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但服务业有效投资和有效供给明显不足。第三,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地看,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仍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例如,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困难重重,供需失衡的局面难以扭转。

  因此,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深化结构性改革,对释放蕴藏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对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和复杂程度,都不亚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它不仅将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也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2017~202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要抓住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新的均衡。这不仅有利于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短期矛盾,而且有利于尽快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为未来赢得一个10~20年的重要发展期。

  记者:您怎么看政府与市场关系?您是否认为这关乎结构性改革的成败?

  迟福林:是的。我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主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我看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着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当前,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转型与增长面临着体制成本过高、市场开放不足等突出问题。因此,我建议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进程。也就是说,深化结构性改革,一定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激发市场活力、企业活力上形成良好的制度预期,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

  记着:您觉得在2017~2020年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迟福林:首要挑战是,我们能否在经济转型上破题?比如产业结构变革,消费结构变革,城乡关系变革等。我们一定要看到,释放经济转型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才是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个挑战是,能否在结构性改革上有所突破?比如,适应我国消费结构的趋势性变革,需要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扩大社会资本进入,在公平竞争中提供好的产品与服务。

  第三个挑战是,政府的监管变革是否能跟上?例如,食品药品监管如果跟不上,就会抑制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很多消费就会流向国外。再比如教育,现在一部分中产阶层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如果教育结构不改革、教育质量不提高,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所以我很赞成深化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力。

  记者:您怎么看我国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对此,您有什么对策?

  迟福林:关于过剩产能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定的背景下来分析,过去我们为做大GDP,产能上升比较快,而且很多产能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当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后,产能过剩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我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本质是实现市场自身的供求平衡,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是很难持续奏效的。这就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要求,尊重市场规律,形成更多运用市场手段、法治手段的改革行动方案,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优化重组。

  一方面,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点激发市场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形成全国统一的企业简易注销方案;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以事后监管为主;推行法人承诺制。另一方面,以补短板促进去产能和去库存。例如,去库存的重点在三四线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限制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而在于加快弥补人口城镇化的“短板”。为此,要统筹推动人口城镇化与去库存,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找到现实出路。

  记者:您怎么看资金的“脱实向虚”问题?政府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其视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但实际情况是,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创新企业,却面临着融资更难、更贵等问题,这些创新企业的热情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受到挫伤,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迟福林:这反映出实体经济的市场预期并不明朗。经济转型与经济运行的主体是实体经济,然而,近年来虚拟经济在某些政策措施支持下发展较快,实体经济发展却面临诸多矛盾与困难,预期不稳。总的感觉是对实体经济的困难估计不足。当前,实体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困难问题比较多。2016年我去过几次浙江,浙江60%~70%的民营企业转型初步成功。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可能这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给结构性改革提出很多新任务。比如,财税结构如何同实体经济的转型相适应,创新创业的形式如何同实体经济相适应,如何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这都需要一一破题。

  记者:那您觉得从振兴实体经济出发,税收结构改革会怎样?方向在哪儿?

  迟福林:当前过高的税负成本增大了企业转型压力,使企业转型发展的困难明显加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市场的特定背景下,切实减轻实体经济税负,不仅关系企业转型发展前景,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经济转型的成效。这就要求税收结构的调整与经济转型同步推进。税收结构的重大调整宜早不宜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需要尽快采取改革行动,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应实现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型。以财产税为例,现在很多人拥有大量财产,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是一个大方向。另外,我国经济的发展培养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个人所得税应该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比如,高收入国家的税收,税收的重要组成是来自个人所得税,而我国70%~80%税收来自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因此,无论是适应经济转型升级趋势,还是振兴实体经济,都要加快税收结构调整。当然,这个税收结构调整要在分步推进,要考虑具体推进细节。

  第二,有些企业反映目前税收成本仍然很高。因此,通过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负担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公平税负环境。

  第三,税收结构调整的同时还要进一步降费。比如,社保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较重。建议国家应该在社保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降低企业在社保费方面上缴比例。

  记者:在这个转型的“最后窗口期”,国有资本应该怎样改革?从低效、无效的产能领域退出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迟福林:重要的是形成政府主要管资本的国有资本管理的新体制。推动国有资本从低效、无效的产能领域退出,更多地配置在高效的产能领域和公益性领域。这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国企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我的建议是:第一,把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由“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型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主攻方向。尽快出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方案。第二,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重点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在垄断行业尽快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敢于让利,让社会资本有盈利的预期。第三,要明确界定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从国家层面形成“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明确目录与标准,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提供指导;将政府履行国有资本所有权的宏观管理、资本运营、监督评价三种职能严格分开。

  推进经济转型需有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准备

  记者:您如何破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服务业市场开放?

  迟福林:破解服务业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关键是打破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要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我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行动方案。在一到两年内实现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非竞争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争取到2020年使服务业市场化程度接近工业;要推动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到2020年服务贸易占外贸的比重要达到20%以上;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国内自贸区转型,大幅缩减负面清单;全面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促进和服务于“一国两制”进程;加快推进某些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进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

  记者:结构性改革要破题发力,就要破解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失衡,请您就此谈谈。

  迟福林: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比如我国制造业比重虽大但竞争能力还不强。下一步如何提高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要以经济转型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使经济增长和老百姓(603883,股吧)的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只有这样,老百姓消费潜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也才会把更多消费留到国内而不是流出国外。二是提高产品质量的核心是研发,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投入的比例相对较低。三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与国际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例如,中国为什么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马桶盖?因此,制定国际化标准,提高国际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刻不容缓。

  记者:说到标准,现在中国的产品标准已经滞后,甚至阻滞了创新企业的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迟福林:我认为,首先,制定标准主要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是政府和社会共同发力,以社会为主,让各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和独立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起到政府相关部门起不到的作用。比如,食品标准化、健康护理标准化可以主要由行业组织来确定。

  第二,市场要开放。比如医药标准、食品标准,只有开放以后才知道我们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才能倒逼消费品质量的提升。只有确保食品药品安全达到国际标准,老百姓才敢放心消费。

  第三,要健全全社会的信用制度。比如,推行法人承诺制,如果企业承诺后不履行,在事后监管的环节对其采取严厉惩罚措施。

  记者:怎样推进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的简政放权改革?

  迟福林:无论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还是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战略,都需要把监管变革摆在政府改革的突出位置。当前的突出矛盾是,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二为一的体制下,重审批、轻监管的格局难以改变,监管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难以实现。我的建议是:把监管变革作为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点,实现由行政型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加快调整金融、垄断行业、食品药品监管权力结构,推进监管与行政审批的有效分离。

  城乡一体化是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路所在

  记者:您觉得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出路是什么?

  迟福林:现在谈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些人把它理解为给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产品(000061,股吧)。这固然很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推动城乡关系变革,改变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释放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目前,我国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变革的历史转折点,要在打破城乡二元制度下考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您能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谈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吗?

  迟福林: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突出优势和最大潜力在于人口城镇化。到2020年,实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及“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目标,关键在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总的来看,并未明确“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也未明确到2020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完成户籍制度改革任务。总的判断是: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内需的重大任务。目前,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与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相结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着重要机遇。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2020: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的提案。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在这个提案中的建议?

  迟福林: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我提出了五条建议。

  第一,把2020年作为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的时间节点。

  第二,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议从中央层面下决心,着力推进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省际间居住证制度的相互衔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由此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第三,统筹推动户籍制度和农民土地财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我认为,如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破题,要实现人口城镇化的目标就很困难。

  第四,强化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责任分工。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关键是到2020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五,尽快制定并实施具体行动方案。建议尽快明确提出到2020年“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目标、时间表和重点突破,并强化督查督办工作,使这项历史性的重大改革落实、落地。

  记者: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这些年一直有委员在呼吁,您在破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对此是如何思考的?

  迟福林:今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政协提案。我认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我国新阶段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进农村发展的重大举措。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这将为国内富余资本找到新的投资空间,形成“三农”发展的巨大新动能,还可以为去产能、去库存开辟巨大市场空间,找到一条新出路。从现实需求看,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既有利于农业转型升级,又有利于释放人口城镇化的巨大内需潜力。

  记者:对此,您的具体建议有哪些?

  迟福林:第一,改变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限于集体成员内流转的相关政策规定。原因是农村土地承包权限于集体成员内流转,土地价格不可能反映市场均衡价格。而且,容易形成新的“地主”,容易使农村土地向少数农村有钱人集中。建议在政策上突破农村土地承包权只能在集体成员内部流转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在提升农村土地价值、严格保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业。

  第二,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土地的物权属性。首先要明确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其次要从法律层面落实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最后要对农民土地统一确权颁证。

  第三,从法律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首先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完整产权。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性质,赋予其占有、使用、收益、转让、抵押、继承等在内的完整权利。其次,实现城乡资本、土地和住宅市场双向流通,推进乡村房地产与城市房地产两个市场接轨。建议改变目前以成员资格无偿分配的制度,使宅基地真正成为商品;改变转让限于本村成员内的相关规定,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

  第四,打破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统一城乡用地市场。首先要建立两种所有制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利”的平等制度。改变同一块土地因所有制不同导致权利不同的格局。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对两种所有制土地所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实现宪法和相关法律保障下的同地同权。其次,打破地方政府行政独家垄断供地的格局,实现不同主体平等供地。从改革实践看,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供应土地,既不利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又不利于抑制城市房价过高。这就需要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交易平台,明确交易规则,保障不同市场主体权利平等,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形成,形成“同一交易平台、不同主体平等供地”的局面。最后,要简化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程序。建议让农村土地承包人可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权流转,提高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便利性。(摄影 王南海)(实习记者董媛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迟福林:始终走在改革发展研究的前沿

  迟福林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1968年他入伍当兵,由于文笔好,当兵两年就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政治处做了新闻干事,一干就是六年。1976年,他被选调到国防大学做宣传干事,两年后成为国防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在知识的殿堂寻觅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之未来的种种答案。他一面教书,一面在北京大学读书,拿到本科同等学历后还不甘心,又到中央党校继续深造,最终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

  探索、思考与使命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也如是。自那时起,他对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30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表的论文多达800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40余部,形成改革研究报告百余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了大量改革政策建议报告,其中有许多被政府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

  迟福林先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他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他曾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卷)》。

  他一直希望创立一家研究改革发展的智库。1990年,作为发起人之一,他参与筹备并于1991年正式创立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创办之初,该研究院的体制是一家正厅级事业机构,但他觉得既然是一家研究改革的机构,就应该走一条全新的智库发展之路,成为真正的第三方智库机构。1992年,他们扔掉铁饭碗,自负盈亏;1993年实行公益机构、企业化管理。时至今日,已经坚持了25年。这是独立思考的25年,是以真知灼见赢得市场的25年,也是伴随着坎坷曲折与辛酸苦辣的25年。为此,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与他的团队共同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社会智库发展之路,也培养、留住了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一位放弃官位潜心研究的学者,硬是扔掉金饭碗端起土饭碗,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与何等执着的信念支撑啊!他因此被人称为“迟改革”。

  正像他对《国际融资》记者所说:“要做独立思考的学者,就要有责任感,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太强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一说改革就来劲头儿。为什么?一是中国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二是我们都认为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再发展。”(撰文 李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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