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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迟福林:建言改革

  时间:2018-06-19

 

       2018年4月13日,中国最年轻的省海南省进入而立之年。30年前,海南从隶属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省。30年后,在它的生日当天,海南省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家的礼物。

  现场:

      习近平:在这里我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这一决定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对10名经济特区干部群众的采访,其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情绪最为激动。

  迟福林:因为为了这个事情我们期盼了30年,有了这一条海南真的会实现我们的海南梦。

  记者:您怎么会哭? 

  迟福林:我没想到我自己怎么控制不住,我这么一个年龄这么一个专家学者,我不应该做这事,但是真的是没控制住。30年这件事真的不容易,30年辛酸苦辣。今天总书记把一个大红包给了海南,我在海南生活30多年,知道这个东西的珍贵价值,知道这个东西将给中国,将给海南带来什么。

  30年前,迟福林37岁。出生于黑龙江的他,1968年入伍,1986年从中央党校理论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推进,继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之后,中央高层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198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明确,国务院将给海南省更多的自主权,规定更为优惠的政策,使海南省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时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士杰被任命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找到迟福林,邀请他去海南主持政策研究和体制改革研究工作。

  记者:这次就是短暂过去看看,摸摸情况或者待几年就回来,还是就在那不回了,这事想清楚了吗? 

  迟福林:当时我走的时候我自己没有想很多,但是组织上给我的要求,福林同志到海南去,先给你两年时间,两年需要的话必须回来,可是我为了去海南,我在北京办理了转业,从早晨十点多到下午三点多,一个军人变成老百姓拿到户口本了。

  记者:军人到老百姓,其实对于很多部队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挺难的过渡,对您来说有吗? 

  迟福林:对我来说这个情结很深,因为我毕竟在部队工作了20年。可是在那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事业更吸引着我,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想来想去不管海南如何,至少可以去从事一些改革研究,改革实际的操作,这个决心还是没有犹豫的。

  抱着义无反顾的决心,1987年12月23日,迟福林登上了北京飞往海口的航班。然而,第一次踏上这片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土地,所见所闻颠覆了迟福林对海南的所有想象。

  记者:您想象的什么样? 

  迟福林:我想象的南国风光风景很好,那个机场当时在市内,下了机场就乱哄哄的,这个给我的印象。我说这就是海南岛吗?这不像一个飞机场。

  记者:像什么? 

  迟福林:好像一个集市和一个地方的街口,我一个头脑就是乱哄哄的。

  记者:这一路您看见什么了? 

  迟福林:这一路当然我看到了,椰子树很多,但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一路除了没有红绿灯,大家都知道小蹦蹦车,两边自行车对着骑,路又很窄,给我的印象是海南比我想象得要落后一些。

  作为第一个到海南报到的中央下派干部,迟福林带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的调函找到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被安排住进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

  记者:谁接应您? 

  迟福林:当时的组织部接待我,一去就给我提出问题你来做什么,我一下子发蒙了,我说我来做什么,中央组织部调令你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许书记没跟我们交代,他到三亚去了,特别尴尬,他说那福林同志你考虑考虑你到底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安排你也不知道你来做什么,是不是你可以先回去一下,等许书记来了以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问问许书记怎么安排你,我这个真的我满腔热血一片热情,来到了海南,真的这一泼水,浇得我实在太冷了,但是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需要开放。

  记者:可能您是到那去是从外部希望能够改革的,但是人家从内部没有感觉到这种? 

  迟福林:当时我就一个深切的感觉,海南建省办特区这个理念思想不改变这样一种状态,很难去开辟一个局面,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那个心情不是一般的心情。

  记者:您真回来了? 

  迟福林:我真回来了,我是含着泪回来了。

  迟福林回北京后不久,许士杰特地赶到北京,把他接回海南,安排在当时还是海南行政区的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办公室。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现场:各位观众,海南省干部会议现在已经结束了,下面马上就要举行海南省委省政府挂牌揭幕仪式了。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迟福林见证了这一历史性事件。建省之后,中共海南省工委开始筹备召开中共海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大会报告的发言稿却整个被推翻了。

  迟福林:他们应该从4月份一直到了7月份,做了几个月的修改讨论,我当时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有一天许书记突然把我喊到办公室,说福林同志,他们搞这个稿子不行,咱们马上就要省委讨论了,8月份要开会,现在都7月份了,这稿子这样重来,能不能够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我带你到五指山躲起来,咱们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你看行不行?

  记者:您觉得许书记不满意这个稿子的什么? 

  迟福林:我到现在没看到这个稿子,他说福林同志你不要看,这个稿子没有基础,他不让我看,我说怎么能搞成这样子,你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交稿,他说三天,我说对就三天,我那个时候蛮有信心的,因为建省以后中央的一些政策我很了解,许书记的一些想法我也很了解。再一个这一阶段我也给他们形成了一些他们的讲话稿和文件,大的思路我都很了解,所以我就说许书记我们就在你的办公室旁边的海南宾馆,给我们两间房,我带三个人到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我说你们几个来一下,我来说你们来给我记,不客气讲,我这个万八字的稿子是我当时口述下来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口述下来的。

  记者:为什么您可以在一晚上就出口成章把这个口述出来? 

  迟福林:我到海南那个时候已经半年了,我积累了海南大量的材料,所以文章不是写出来,首先是想出来的这很重要,许书记拿到稿子以后,福林同志,这个就是这两天完成的,我说当然了他兴奋不已,真的。

  记者:我们老说一张白纸好作画,您这张白纸上勾画的,不是您的未来,这是关系到多少人,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前途的未来,您怎么敢往下落笔? 

  迟福林:因为海南太落后了,我说怎么发展生产力,他说什么词最好,说了很多,突然许士杰的秘书说放胆好不好,我说就用这两个字,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经济特区新局面,这个主题确定了。

      现场:

  许士杰:办经济大特区必须按照这个总的要求,打破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解除一切旧的传统束缚,放胆发展生产力。 

  1988年9月1日至5日,中共海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会上,许士杰作了以“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的报告,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市场经济”在全国尚属首次。

  记者:很明确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国家1992年的十四大,才明确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您当时就敢? 

  迟福林:当时就是解放思想,没有一个思想解放的状态,这个稿子绝对形成不来,所以这个稿子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个年代我们想说的,海南岛这个岛屿必须要开放市场,首先需要发展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海南发展不了生产力。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说中国改革40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市场搞活,把门打开,把激励搞对,我们不单写了发展市场经济几个字,而且还写了今天我们说的自由港加快建立第二关税区,全部写到这个稿子里。

  最年轻的省份和中国最大的特区,让海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试验田,全国各地的“闯海人”一路南下,创造了“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历史。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才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服务,在许士杰的支持下,迟福林牵头成立了副厅级事业单位——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1990年初,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途经海南时找到了迟福林。

  迟福林:说福林同志你有一个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怎么样把海南括起来,咱们成立一个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由国家体改委为主,海南省合作,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立足海南的研究机构,你同意不同意?

  迟福林:我说太好了,锦华同志。

  记者:把那个眼光要放高,放远。 

  迟福林:要放宽,放高。

  1991年11月1日,正厅级事业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中改院就主动提交了一份自负盈亏,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的报告,迟福林本人也从一名厅级干部变成了一名学者。

  记者:您是自断后路? 

  迟福林:自断后路,当时的省长刘剑锋找到我,福林同志这行吗,我说我有信心走这一步。

  记者:自负盈亏这是? 

  迟福林:不要财政一分钱。

  记者:这是财政,那级别您干吗也不要? 

  迟福林:都没有了。

  记者:您完全可以两条腿走路? 

  迟福林:但是我想如果我再把工资关系放在机关,大家谁相信你迟福林,搞这一套是真的是假的,吸引了这么多人来,你把我们都骗到这儿来了,你自己还保了一个铁饭碗。从1992年开始交社保,从1992年5月份开始,我从中改院自负盈亏那天开始,我在这里拿工资一直到今天。

  记者:在90年代初谁敢砸自己的铁饭碗? 

  迟福林:那个时代真没有考虑那么多,就考虑我们怎么样能客观发展,只有体制相对独立更好一点。

  海南建省初期,很多的改革举措走在全国前面。1991年,海南率先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1992年,海南又率先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迟福林亲历了这些改革,与此同时,从1991年建院到1992年实行企业化管理,1993年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中改院从“中”字头的国家事业单位变成了网络型、国际化、独立性的民间智库,这条路本身也在探索着事业机构的改革之路。

  记者:您到了海南去是想研究改革开放? 

  迟福林:是的。

  记者:然后研究了一段时间,这是作为研究者我去看,现在您是变了,完全是改革的操练者。 

  迟福林:是的,我1992年以前我自己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推动海南以特别关税区为目标走向大开放。但是1993年以后,我感觉到这个希望很小了,所以更多的是立足长远做一些改革研究,一个改革研究机构,想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所以我过去就是一个学者,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可以长期坚持建言改革。

  1993年下半年开始,海南的改革激情随着一场房地产的泡沫而消退。1995年,海南经济的增长率从全国第一跌入倒数第一,随后海南发展似乎陷入一个打不破的魔咒。事实上,海南区域发展曾经有过很多概念性的创新,比如“社会主义香港”、特别关税区、琼台自由贸易区等等,但是这些概念最终都没能成功。

  记者:平心而论海南的确是有的时候,很多机会是失之交臂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没有用透中央给的这些政策,您作为投身改革的人,您是研究改革的人,身处其中知道您急,但是这种焦虑会焦虑到什么程度? 

  迟福林:这个问题特别特别重要,我在海南31个年头了,也是一直纠缠我,我也一直面对很多人质问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海南在执行政策能力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谓失去的机会恐怕更多的不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的机会,而是一些大的机会上的失去。比如建省之初,小平同志战略构想,我们应该说抓得并不好,还有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机遇,我每每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感到自己还没有尽到责任。

  记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历史是什么构成的,它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累加构成的,刚才您说到的种种因素它是大势,它可能在一个历史时间段,它就累积起来,它这个势头就是往这边走。您身处其中您看得很清晰,但是您无力,在这种情况下,您又是一介书生,这个时候您能发挥什么作用? 

  迟福林:前几天有一位年轻人上台批评我,说你成天喊,你的作用在哪里,我说我的作用就在喊。

  研究改革、投身于改革,是迟福林从北京到海南所选择的事业,为了这个选择,他几次拒绝了重回北京的机会。10年前,迟福林曾在“海南改革开放发展高层论坛”作了《抓住机遇,务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区进程》演讲,提出了建立海南自由贸易区建议。10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变成了现实。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建立覆盖全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战略部署,海南省委省政府批复中改院牵头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67岁的迟福林还将继续为特区海南乃至中国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记者:前不久我看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的时候,您说海南的大改革大开放最终要改革的是人的灵魂? 

  迟福林:总书记今天反反复复说特区的精神是什么,敢想敢闯敢干。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没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到今天我尽管这个年龄,从30多岁小伙子变成60多岁,但是这点激情在激励着我,我们还有责任为海南后边的自由贸易港做点事情。

  记者:您身上还有? 

  迟福林:这个状态特别重要,我现在真的忘掉了自己的年龄。我们感到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恐怕一个历史责任,就是推动我们的国家能够由大变强,在这个强的过程当中我们责无旁贷。

来源:央视《面对面》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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