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改善公共治理结构,促进金融体制改革

作者:曹远征  时间:2016-12-04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在减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都是6 .7%,但是两个数字更值得看重,一是PPI(生产价格指数)经过54个月以后开始缓升,意味着企业的销售数据在增长,销售的环境在变好,PM I(采购经理指数)表现相对乐观。二是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14个月度突然转正,无论民营还是国有企业都在增长。

  这两个变化都意味着企业销售收入、现金、利润还有还款能力在增长,杠杆有可能稳住。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味着可能未来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反弹,但是下行的风险在减少。如果是一个“L”形的增长,中国经济现在是接近底部或者已经到底。

  但这时候就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核心就是去产能的问题。这时候产能过剩严重都是高杠杆、高负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相对过剩产能的部门是不是进一步去产能,这个去产能要变成实质性的去产能,而不是一个表面的关停。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物理层面的产能的消失,第二是在资产负债表上产能的消失。这两者之间一个结合点就是战略重组。

  从市场上来看,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通过并购去产能。通过资产负债表的重组,通过收购兼并来形成去产能,可能使中国的杠杆状况有所改善。在宏观上因为经济基本企稳,所以不需要大规模地刺激,但必须在平稳中创造一个环境,就是宏观上杠杆要稳住,货币政策不应该宽松也不能收紧。与此同时在微观上加快,通过去产能来去杠杆。只有企业盈利,还款能力提高,才能为今后的全面去杠杆创造条件。去产能的核心含义是通过去掉一些富余的产能,使剩下的产能能够持续经营、持续稳定,才能够为去杠杆创造一个条件。

  再说中国地方债务可持续的问题,其可持续性很严重也很不严重。先说很不严重,中国政府债务占G D P的比重相对比较低,测算大概是41%左右,当年欧盟的标准是不能超过G D P的60%。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一半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融资中更多的是投资,这跟其他吃了喝了肯定还不回来的债务不一样,这个是投资的,虽然有减值的损失,但不会血本无归。

  但是想想中国的债务又很严重,第一是期限错配很严重,如果看审计会发现48.85%的地方债务发生在2008年以后,大家都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借的都是短期的,修的都是长期的。铁路还没有修通要还债当然还不出来。第二是负债的主体过多,尽管每笔不是很大。审计署对债务的审计发现中国2779个县只有54个县不负债,负债主体的债务管理很困难。这个怎么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是财政的问题,需要调整财政体制,要建立财税体制,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要重新理清。

  这些问题其实已经看到有解决的思路,今年出现了一个转机,就是经济整体可持续,不再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稳增长,那么是不是可以专心致志地聚焦于改革,通过改善体制机制来推动结构调整,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整体可持续,缓解中国的杠杆问题,为经济今后长久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

  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不长,与世界相比是很新的一个市场。而资本市场里大的问题是公司治理的问题。那公司治理的基础又是公共治理,它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资本市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按说有很多地方从认识上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但其实在管理机制上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首先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两个清单,一个是权力清单,一个是负面清单。就是应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有限定资本市场什么不可以做,政府出一个负面清单。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没有办法充分列明所有的事情什么可以做,做到什么程度。

  其次,量化管理重视数据。中国在过去一直不习惯、不愿意用数字管理,现在开始出现问题,比如金融市场发生一些事情,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来了,还有阴谋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为止有几个地方出了几个报告?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数字。

  第三是人才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用专业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要有专业的方式、专业的人来管理,好多问题要解决是很容易的。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可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缺口

  现在决策层已经完成了新常态下财税战略的调整,相比以前的财税战略有了重大变化。

  第一,从稳定宏观税赋到降低宏观税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因为去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这“一降”是降低成本,在成本的分析里面认为税费成本是企业成本里头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需要有明显的或者是比较相当规模的减少才行。

  第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有四个数字反映现在的问题,一个是中央收入占到48%左右,地方收入占到50%略多一点,但是地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85%,中央支出占15%,这四个数字反映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有失衡,地方承担的支出太多而收入偏少。

  失衡的问题,如果收入不变那就调整支出。所以现在决定中央政府要上收若干由地方政府现在负责的支出责任。通过这个办法来调节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失衡。上收什么责任?现在看,多数专家意见比较一致的还是社会保障,现在已经决定,要降低交费率,同时要研究如何把分省统筹改为全国统筹,改成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社保这个职能了。但中央负责有一个问题,中央财政一般预算不能随便拿出更多的钱来给社保补缺口。现在比较多数的意见就是把国有资本划出一部分来,划到社保基金,这样用国有资本这一部分的收益来补充降低社保交费形成的财政缺口。

  巴曙松(香港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

  深港通形成一个吸引力巨大的共同市场

  深港通启动,再加上总额度的取消,实际上就把香港市场、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连接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三家交易所加总起来就是一个70万亿市值的流通市场,交易量加起来可以直逼纽交所。这个取消限额之后的互联互通,有非常大的创新意义。

  首先,整个投资者基础极大地扩张了。香港市场大概有投资者170万,内地则是上亿,在这个市场上交易进入到三个交易所的共同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里面,面临的投资者既有可能来自于国际,也有可能来自于香港,还可能来自于内地。所以这个互联互通的意义是,成为一个整合的共同市场之后,对于全球各个领域的优秀上市公司就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香港在这个中间,用史美伦主席的话来说“一个连接的枢纽地位就会体现得很充分”。这就为下一步拓展互联互通构建的平台提供了可能。

  另外是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格局,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三是提升股市的流动性。四是提升市场的影响力,沪港通和深港通启动一个共同市场的基本框架,会产生很多连带的新影响,打造一个新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双向可控的开放平台,能够满足居民、金融机构、企业资产配置的现实需要,也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开放度。

  还有一点是,共同市场开放、国际化资产配置的平台,是具有可拓展性的。首先从上海拓展到深圳,从二级市场拓展到一级市场,从股票拓展到债券和商品。目前看这个拓展的信心表现并不明显,因为双方需要时间,但以后具有很大的拓展性。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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