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新常态下中国必须具备的十大心态 (上)

作者:丁元竹  时间:2016-03-28

 

  适应经济新常态究其深层次,是一个心理调适和心态转变的过程。当前,一些社会思潮,诸如对经济下行状况的担心等,起于心理失调,也可以叫做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旧经济发展模式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大众心态依然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苦于现状,于是发生了心理失调。

  适应经济新常态,就是要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潜意识里认同: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大规模和全方位的转型时期。之所以用“潜意识”是因为,在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抱有一种长期形成的潜意识,即中国依然具有高速增长的潜力和环境,如只要政府加大投入,经济速度一定会重新启动起来等等。因此,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摆脱原有的心态,为新的体制机制奠定价值基础。

  一、必须习惯于中高速增长的心态

  与30多年前启动改革开放时相比,无论从经济规模,环境生态、资源供给,还是从人口结构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进入平缓增长期将是新常态,在心态上必须适应更慢更持续的发展态势和更低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看,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伊始,当时的GDP总量是3650.2亿人民币、人均GDP382元人民币。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15年底,中国GDP总量已达68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44200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180倍和116倍。在这样的经济规模下和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支撑状况看,原有的发展模式下的持续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能源消费看,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是57144万吨标准煤,到2014年已经达到426000,37年间翻了7.5倍。1980年,全国民用汽车拥有量是178.29万辆,到2014年底分别是14598.11万辆,载客汽车拥有量从1980年的35.08万辆增加到2014年底的12326.70万辆,近年来,与之有关的雾霾已经波及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如此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长期必定不可持续。

  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自1978年至今,中国人口增加了4个多亿,新增人口超过了整个美国人口的总和。1982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到2014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为10.1%,整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科学应对老龄化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1978年,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是18.25‰、6.25‰和12.00‰,到2014年分别是16.98‰、6.5‰和10.42‰,说明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死亡率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降低,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追求速度,实施追赶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的战略选择,速度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久而久之也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心态。从大跃进通过大炼钢铁赶超英美,到后来在GDP上赶超发达国家,其中不乏很多缺少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血的教训要时刻汲取,不可忘记。经过67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0多万亿美元,人口规模超过13亿后,适度发展和提升发展质量就成为必然选择。

  二、适应大规模全方位转型的心态

  从全球化趋势、美国大转型经历,以及中国自己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的大规模全方位转型阶段,全民必须做好大规模全方位转型的心理准备。

  当今,经济社会事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扩大到世界范围,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从全球发展看,在过去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造福了人类,改变了和提升了人类的福祉,也带来了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十九世纪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标准化机器大生产,它在生产领域造就了单一的生产品牌和生产标准,造成了产业的高度聚集和城市的密集发展。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产品生产的差异化、生产活动的本土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分散化、交往方式的虚拟化、自然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皆成为可能,人类进入新一轮大规模全方位转型时期。

  面对科技飞速进步,市场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政府尤其要考虑:当创新的速度超过监管的能力时,政府该怎么办?是沿用旧的法规管理新的事物,还是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来推动新事物的发展与创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互联网开启了一个通过平台来共享资源、时间和技能的时代,在政府和法规缓慢改进的同时,由平台孕育的技术却在飞速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大的忌讳就是:各个政府业务部门千万不要因为不了解或缺乏洞察力而扼杀了新事物发展的机遇,同时使自己陷入窘境。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中国的发展也没有摆脱“低垂的果实”这一人类宿命。这里“低垂的果实”的涵义就是,从人性上来说,人们总是喜欢“挑容易的事先做,向上爬的苦事一定要等有压力才肯使劲。”19世纪以来,美国就是这样,早期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规模巨大且缺乏教育的劳动力资源。采完“低垂的果实”,要获取“高挂的果实”必须采用新的工具,这就是技术进步。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转变,要求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大规模物质要素的投入转变到更多的依靠非物质要素的投入,即技术创新和进步。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实行大规模全方位转型,别无选择。

  三、从发展中大国到发展中强国的心态

  眼下,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际经济格局和科技水平看,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必须从心态上实现从建设经济大国到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从国际经济格局来看,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36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3%。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7.4%,在世界上是最高的。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7594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28%,但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中国还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强国。

  从科技发展看,以互联网服务商为例,2013年世界每百万人中拥有互联网服务商160.50人,中国每百万人中拥有互联网服务商仅为1.05人,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65%。2013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水平是4.9%,高收入国家是5.2%,中等收入国家是4.8%,中国是3.5%。2011年,高收入国家每百万人拥有研究人员的数量是3601.8人、中国是963.2人。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中国要赶超发达国家,教育和科技投入必须加大力度。当前,阻碍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还有很多,必须加快这些领域的改革来生产更多能够采摘“高挂的果实”的工具,走出“中等发达陷阱”的宿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从文化上看,作为一个强国在经济文明之外需要追求更高的价值——智力、道德、责任、教养、信仰、诚信等,并将这些价值体现在行为上,表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努力克服社会的不平等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弗兰西斯·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是正确的话,那么,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人类建立了正确的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可以满足人性最深层次的要求,中国应当在这些问题上有自己的更大贡献。

  四、从“为我所有”到“为我所用”的心态

  所有制改革一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初露端倪的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面对新的经济业态,全社会必须具有包容心态。

  现代经济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分配性,二是创新性。严格说,分配性和创新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最成功的经济是把分配性和创新性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让生产者和生产的组织者都能够在创新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并通过这种收益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一个国家只有在具备了适当的制度时才能够摆脱贫困并得到持续发展。这个能够使大多数人摆脱贫困和走向富裕的制度的前提是能够激励大多数人口都能够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

  滴滴打车平台的出现预示着共享经济的萌生。从国内已经发展比较成规模的滴滴打车和国际上的Uber和Airbnb来看,这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共享经济的特点是不求拥有,但求使用,将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分离为支配权和使用权,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理念和支持它的价值基础。

  在共享经济下,人们开始考虑把个人与集体、与他人联系起来,开始共享物质和精神产品。共享经济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关系的改善,也确实会对固有的社会关系、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带来挑战。“共享”将产品的拥有变成产品的使用,使人们从“占有”中解脱出来,更加关注拥有,使人们关注时间节省、使用便利,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优化,就业更加灵活。

  必须看到,互联网等技术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以往的常识,将全球经济置于新的环境空间。推动未来经济运转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个体的力量不断增长,个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新的经济环境变化对个体的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和适应、处理矛盾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从依靠经验决策到依靠数据决策的心态

  适应经济新常态,政府必须承担起公共管理的责任,努力提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的决策水平和财政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政策制定和决策只有以大数据分析做支持,方能厘清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说过:“把问题解释清楚,就如同问题解决了一半。”这个时代没有精确的数据,决策就难上加难。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政府必须实现从依赖经验决策到依靠数据决策的心态转变。公众也应逐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和评判政府决策。

  提高政府对新的经济空间的认识,感知新的规则,提高适应新的商业模式的能力尤为重要。“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经济模式要求政府业务部门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并在就业、产业、社会秩序等方面寻求新的平衡。

  在互联网和传感器基础上,硬件发展呈现出微小化、移动化和消费化三大趋势,与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随着可穿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

  综观国际经验,市场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敏感度会大大超过政府。企业往往会在政府之前选择和使用有用的技术,包括决策技术,企业创新是整个社会创新的引擎,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网络时代,企业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毫无障碍地获取全球的资讯,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使用。在已经过去的2015年,面对出租车行业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关部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组织出租车和互联网“专车”的各种讨论中,由于主导不了数据,决策部门在驾驭讨论和做出判断等问题上遇到了不少挑战,而且,参加讨论的出租车公司、驾驶员、专家也不掌握完全的数据,基本还是凭经验和直觉做出判断,这是目前决策难的症结之一。在任何情况下,市场监管都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还意味着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努力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以及培育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面对现实的态度。

  在当前,即便是使用传统意义上的调研、座谈、问卷调查等进行决策,也必须摈弃那种缺乏事实支持的夸夸其谈,以保持和谐关系为底线的发言、表态和随声附和,要鼓励和支持在决策中提出反面意见,形成质疑的氛围,把追求事实真相作为一种风气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还要改变智库建设中过于揣测上级和领导想法的习惯,提高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逻辑思考和逻辑交流能力。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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