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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80后是否幸福也是检验改革的标准之一

  时间:2010-11-01

80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80后生活的是否幸福也是验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娱乐圈代表的是80后的形象,文化圈代表的是80后的态度,职场代表的是80后的奋斗,学术界代表的是80后的思想,这四个领域的人合起来才就是完整的80后。
如果你关注中国经济,如果你看过《中国怎么办》,你一定会对《中国大形势》这本书感兴趣;也许你没有听说过高连奎这个名字,但你一定要知道翰啸,否则,你在财经方面:OUT!80后之窗旗下“80后访谈”第3期走近80后财经学者高连奎。
80后之窗记者念然(以下简称记者):高先生,您好,很感谢您接受这一次访谈。下面先请介绍一下您自己。让80后之窗网会员和更多的网友深入了解您。
高连奎:大家好,我叫高连奎,发文章时我一般用“翰啸”这个笔名。我主要兴趣就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现担任睿库社科研究院研究员,和讯网特邀财经评论员等职务。同时在中国改革网、21世纪网、草根智库网等也有我的专栏,欢迎大家关注。
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80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90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前十年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今后十年我们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中国大形势》就是一本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也希望朋友们多关注中国问题。
记者:高先生,您学的是工科,又对西方的政治学及经济学思想感兴趣,这对于您分析中国的形势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高连奎:这使我看中国问题时视野更广阔,思想也更系统、完整。毕竟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将中国问题分析清楚就必须串联起来进行研究。我在书中从工业革命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经济败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商业灾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寻找出路,又用经济学的方法破解中国民生难题,都是我对以上各科知识的运用。
记者:可谓环环相扣,十分的缜密的思想啊。您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会不会怕像傅立叶,欧文提出的“空想社会”一样最终走向失败?
高连奎: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及理论完善,因此不能说空想社会主义失败了,而是被继承、被发展了。现在我们中国也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中国目前也有一大批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比如睿库社科研究院就是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出路的智库,我也是他们的特邀研究员之一。
而我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其实行起来比空想社会主义肯定要容易的多。因为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并不要求对现有的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改变。而只是在经济政策领域做一些技术性的改动,他的实现比北欧福利社会模式的实现还要容易。
记者:相信所有人都在期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让更多经济不宽裕的朋友有了翻身的机会。那么香港,澳门的繁荣,您觉得会不会和它所执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关?
高连奎:我认为不能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只有在政治上彻底实行政党分赃制度,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才能算作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香港、澳门以及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经济体在社会制度上根本不算是资本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在回归前政治上接受的是殖民统治,总督是宗主国派遣来的。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在崛起时期,政治上是威权政体,也不能算做资本主义 。与之相反的是台湾、韩国在实行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后经济反而不如以前了。比如台湾已经从亚洲四小龙的龙首变成了龙尾。
记者:看来它们的繁荣是另有原因可寻的。您觉得中国的经济停滞的问题是出在哪一个环节?
高连奎:首先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停滞,只是现在发展势头没有以前那么迅猛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复杂,我其分为三大类:一类问题是中国早期发展过程中不科学、利近害远的政策导致的积弊,比如中国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导致出现了“新三座大山”,中国过度强调比较优势导致中国高科技发展不足,中国过度利用外资导致中国产业被外资控制,进而成为自主创新的障碍;第二类是中国与全世界都要共同面临的,比如信息革命导致投机便利化,因此危害了宏观经济的运行,比如炒房问题,炒作农产品问题等,这些都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的非正常转移,进而成为贫富分化的根源;第三类是中国发展阶段必须面临的,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是暗礁,都急需解决。
记者:看来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还不少啊!记得小时候青菜被吃腻了,现在却快赶上猪肉了,蔬菜价格疯涨的主导是富人群么?
高连奎:蔬菜价格上升短期内可能是由于投机炒作,但从长期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劳动生产率问题。产品价格取决于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是由全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当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必然会出现低劳动生产率部门产品价格上升,高劳动生产率部门的产品价格下降的状况。猪肉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而蔬菜则很难。在西方国家蔬菜也比肉贵,这是个正常现象,这种情况也必将在中国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就可以用我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解决。
记者:我们期待着买蔬菜吃不是一种负担的那一天,呵呵,您认为中国需要学术革命,那么现在的应试教育是否会扼杀一些天才呢?
高连奎:中国的学术革命,我不认为不光是应试教育的问题,比如教育的行政化也是问题。
另外最重要还是我们一直处于追赶阶段,不利于创新。一般都是走在前面的人负责找路,后面的人只要跟着走就行了。但是现在全世界处于一个新阶段,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前该怎么走,找路的人也开始迷路了,这时候就需要后面的人也出来找路。这正是中国进行创新的机会,中国一定要抓住。
记者:我相信,如果抓住这次机会,不怕跌倒,我们中国就可以领导整个世界!中国人创造了许多的东西,也总爱拿上下五千年说事,但为什么把那些创造发挥到极致的很少是我们国人?
高连奎:这个问题也不能这样看。比如中国发明火药,却没有发明抢,明代的火铳只是枪的雏形。西欧当时的状况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差不多,天天打仗,因此存在雇佣军制度。欧洲的雇佣军发明了枪,而枪的发明加上新航路的开辟又将人类征服领域顿时扩大了很多。中国明朝郑和出访,当时没有枪,如果有枪的话,中国也许也会有很多殖民地。西方发明枪并非说明他们先进,反而是因为社会制度落后,天天打仗,火药与枪的关系只是一个例子。其实被中国发展到极致的也很多,佛教诞生于印度但在中国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也在中国发扬光大,这些要综合的看。
记者:也许整个世界的合作才能够一同发展到最好,少一些无所谓的诸如战争的动作吧。现在许多人把传统文化当成一种累赘,为了过节而过节,但日本人却做得很好,我们应该如何权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呢?
高连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分类三大类,一类是工艺类,比如古建筑、特色工艺品等,第二类属于文化,比如汉字、文学作品、风俗习惯等,第三类属于学术理论,比如诸子百家都属于学术派别,都可以与现在的学科门类对应起来。
对于工艺的东西我们要保护,对于文化的东西我们需要继承与发展,对于学术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作为现代研究的参考。总之传统是一个宝藏,我们不能轻易的丢弃,也不能盲目的夸大其对当今的作用,社会发展必定是后胜于今。
记者:是啊,我们希望在传承文化的时候,大家要区别对待,带着情感去做,这样才更有意义,您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方式去发展,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应该如何才能成型呢?
高连奎:我认为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模式成型,我们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民生三个部分,在政治上我们现在具有议行合一的巨大优势,但是我们的官僚化导致行政效率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走监督式民主的改革路径,监督式民主不是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而是让民众成为监督的主体。
在经济上我们具有混合经济的独特优势,但我们还需要让国有企业回归公益性经营;在民生上,我们现在采取的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税收负担比较轻,但保障程度也比较低。我们还需要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同时建立起我所提倡的低生存成本社会。只要这些建立起来,我想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相对非常不错的社会。
记者: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参与政治的权利,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人的思想可以传播到国外去影响整个世界,那我们复制其他国家的模式却无法成功的根源是什么?
高连奎:这是因为西方学习中国的东西都是成熟的,经过验证的东西。比如儒家的理性与道德,比如老子的治国思想,比如法家学者建立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以及科学的文官制度等,这些都促进了西方的崛起。
中国照搬西方的都是一些新生事物,不成熟的东西,当然会无法成功。比如计划经济、比如新自由主义等,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凡是引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大部分都以经济败局告终,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也必然失败。
记者:是啊,西方吸收的都是我们沉淀下来的精华吧。您觉得80后代表着什么?最能代表这种气质的人是?
高连奎:80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80后生活的是否幸福也是验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80后代表着青春、职场、奋斗等,比如娱乐圈王珞丹、文化圈韩寒等的人成名也比较早,他们基本都是比较认可的80后形象,而学术界的人可能成名比较晚些。我认为娱乐圈的人代表是80后的形象,文化圈的人代表的是80后的态度,职场代表的是80后的奋斗,学术界代表的是80后的思想,这四个领域的人合起来才是完整的80后。
记者结语:整个采访过程中,感受最多的就是高先生对于每一个问题的严谨,这也许就是他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的原因,希望他能够做的更好,早日把低成本生存社会推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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