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杰:发挥农民组织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作用

  时间:2011-01-19   浏览次数:0

   “三农”问题是新、旧两届政府都非常重视的问题,鉴于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定于2003年7月31日-8月1日在海口举办"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为了更好让广大网友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会议进程搜狐网财经频道将在会议进行期间进行全程直播。 以下是高启杰的发言。

  农民组织是指以农民为行为主体,以追求一定的组织目标而结成的关系结构。这里的组织既有行为集团的含义,也包含制度安排的含义。农民组织既包括经济组织,也包括农民自治组织和维护农民权益的政治组织,其中经济组织包括乡镇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合作社、专业协会等)。组织都是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农民组织也不例外。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对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农民在中国是一个具有地域概念的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名词,农民是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称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人数最多,占2/3以上,但却是一个弱势集团,长期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其独立意识和组织程度低,其意愿和要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权利和利益同样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实施,反而经常遭到侵犯和损害。因此,农村变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建立和健全农民自己的组织,取得公民的平等权利来确立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利。

  20世纪80年代以“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为起点,农民的土地产权开始部分地回归农民。同时,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改革,农民生产经营所受到的束缚也大大放松,农村经济展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城乡分离的政策还未彻底消除,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保障和尊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的土地产权界定不明确,农民权益缺乏应有的保障。二是农民的公民身份受歧视,农民在就业、教育、迁徙和纳税方面还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并不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特别是1.3亿左右的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城市边缘,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三是农民的经营缺乏自主权,其私人决策常受到公共权力的限制和侵蚀。四是民主选举权利,还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现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农民组织的建设将同国家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建立一起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保护农民权益的关键在于农民组织的建设

  国内外对农民经济组织的研究,一般是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的假定条件下,结合农业产业的特点,一方面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的技术角度分析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另一方面分别运用产权理论、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从合同(契约)角度考察经济组织;而且引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和分析范式,对合作社、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等进行大量的研究,并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探讨农民经济组织在增加农民收益、保护农民权益中的作用。

  农民组织涉及农民权益保护的政治倾向,是与农民组织的组织目的相一致的。组织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一种产权关系。在中国,因为在国家层面上缺少实质上代表农民利益阶层的代表,在国家决策中缺少为农民争得平等权益的“砝码”,农民在国家产权中不是比重大小的问题,而在于农民缺少组织化。强调农民组织建设,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保护农民权益的关键在于农民组织的建设。

  (一)农民组织是对市场不完备和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缺位的补充,是农民权益自我保护的平台。

  一般地,从交易费用理论角度看,市场、组织和政府有不同的作用范围和效率边界。政府、企业和市场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威廉姆森认为交易的关键维度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发生的频率、不确定性程度和形式。威廉姆森将其总结为三种契约形式和四种治理结构(Williamson,1979)

  当资产专用性很弱(接近或等于通用性资产)且资产的公共性较低、交易规模小时,适合于采用市场机制进行规制。当资产专用性很强、资产的公共性较高,交易规模对企业来说不经济时,适合于采取政府体制进行规制(单边治理)。经济组织是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制度安排(罗必良,2000)。完全的市场安排在某些领域的某个时段容易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或市场失灵现象发生,而完全的政府行政管理(计划经济)又可能导致过高的组织与控制成本及其激励机制的失效,产生政府失败;特别在农业经济领域,以农民合作为基础的组织安排通过内部化可控制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从而降低总成本。

  从现实情况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中国最弱质的产业,本身需要保护。加入 WTO 后,一方面中国政府将根据相关农业协定取消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和减少关税保护,国外优质农产品会对国内造成冲击。而另一方面新的农业保护体系尚未形成。此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的其它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从市场运行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市场一定程度上处在无序性竞争状态。农民经济组织能将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与市场分工“卷入”组织内交易与组织内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农民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因此,新的形势下,农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大环境,除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运用先进科技进行改造外,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组织形式,走联合与合作的发展道路;农民也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集团和契约结构,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进行自我“补偿”和“救济”,以维护自身权益。况且按照WTO规则规定,反倾销诉讼的实施必须得到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25%以上的生产者的支持。因此,我们只有按照世贸规则,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

  (二)农民组织起来,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形成制衡机制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当前,坑农、骗农、挖农的事件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文化素质还不高,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弱。由于一些体制还不健全,面对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农民的反抗常常是乏力的。而如果农民形成作为农民自身利益的共同体--农民组织,农民组织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形成制衡的力量,以避免不平等的、强制性的伤害。同时,农民经济组织也是一种学习型组织,通过这一载体和媒介,一方面可以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农民组织可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能力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

  (三)农业经济组织能有效地利用农民的资源配置权和生产经营权,增强市场竞争力以保证农民收益的增长。

  农业生产地域上分散的特点,使农户天然地处于无组织状态,这种分散、小规模、兼业化经营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而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农业经济组织能通过合作方式,联合大量农户进行技术或资源的互补以解决农业发展与土地细碎化、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通过同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民从事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经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减少了市场风险,增加了农民收益;通过适当的纵向一体化,可以延长产业链,扩展农民的择利空间,增大农民的就业范围。农民组织还可通过公共投资、提供信息服务、传播和推广科学技术等合作,增进农民的潜在利益。为此,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农民增收缓慢主要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缓慢(秦庆武,1992)。

  (四)农民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保证农民收益分配权的稳定。

  农业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因而是高风险与低回报行业。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面对的主要是生存问题,因此更需要组织能提供保护其基本生存权的政治权利,而且市场交易的规模与频率也很低,因此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问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分散的、单个农户参与市场的交易不确定性增大,有时费用则极为高昂。尤其是近几年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产品总量供给相对过剩,致使许多农产品“卖难”,增加了农户的交易费用。农民经济组织将那些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分工活动卷入组织内部分工,由此实现市场内部化,不仅节省了交易费用,而且改善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单个资源在合作制度框架内的整合,农民可以更好地应对由农业生产的生物特性,如气候的变异、产品质量的波动以及地城分散性所导致的风险,从而确保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增强或创造市场力量,增加收入和就业;可以促进研究与开发活动,提高技术经济效率;减少外部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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