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作者:高尚全  时间:2016-06-06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

  ●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低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大概只占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应当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

  ●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后,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这是不适当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收权,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来解决问题。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

  外延急需取得共识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综合目前社会上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情况来看,我觉得有几种论断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万能论。认为所有问题只要套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外壳就能解决,这是片面的。二是无效论。说所谓的供给侧,需求侧,是理论上概念的文字游戏,不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旧体制回归论。认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业,把大的私有企业公有化,加强计划经济的管理。中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的战略调整和一个主线提出来,但不少人对它的认识如此模糊。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急需取得共识,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核心在处置僵尸企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首要任务是去产能,核心是僵尸企业的退出。什么是僵尸企业?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定义,所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种:牛津辞典记载僵尸企业这个单词来源于西非刚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简单说僵尸企业是早就应该破产、却因为某种原因仍然存续的企业。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认为,僵尸企业就是那些停产的、半停产的、连续亏损的、资不抵债的、主要靠政府支持、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的企业。法律专家李曙光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法规定的条件,但实际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认为,那些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称为僵尸企业,按照这个标准,A股市场有265家僵尸企业。上市公司这些僵尸企业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维持融资,265家企业中有130家企业募集资金3281亿,一方面又从政府的手中获得了大量的补贴,据估计接近426亿。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尸企业,使之入土为安,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僵尸企业占用了国家宝贵的资源,增大了金融风险,导致了发展的不可持续。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为什么有僵尸企业,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而奈说,所谓僵尸企业是因为父爱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要爱护国有企业,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支持,并有铁饭碗的制度,所以僵尸企业是父爱主义的产物。现在处理僵尸企业议论很多,各级政府部门也做出行动,给出了处理的数量指标。目前,处理僵尸企业有三怕:政府和企业怕负国有资产流失责任,怕社会不稳定;银行怕提高不良资产率;职工怕失业。处理僵尸企业要坚定不移,又要稳妥精细,尤其要做好职工的安置工作。

  把去产能同扶贫和

  “走出去”结合起来

  首先把去产能和扶贫结合起来。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政府是不是可以来收购过剩产能,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对玻璃、钢铁、水泥产生需求。另外去产能要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借鉴过去欧洲复兴时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要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要走出去,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风险也较大,但是我们输出过剩产能,帮助支持沿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采取这两条措施,一是和扶贫结合起来,二是和“走出去”、“一带一路”结合起来。通过上述办法,达到既能有效地去产能,又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推动“一路一带”健康发展。

  把去库存同农村的改革

  结合起来

  农民有资产,有宅基地、有房产。但是这些资产不能变为资本,因此农民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不能富裕起来,不能带动农村的消费,如果把资产变成资本,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的消费,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农民富起来,带动农村消费,经济下滑的趋势可以得到缓解。城市有一亿多农民工需要房子,但是农民没有钱就买不起房子。如果和农村改革结合起来,农民有了资本,有了钱就可以到城市里买房子。现在全国房子的库存大概是7.3万亿平方米,如果农民有能力去城市里买房子,不但可以解决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减税不仅要减轻企业的负担

  还要调节贫富差距

  最近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目前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益严峻。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低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大概只占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应当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全面推开的营改增将会减税五千亿,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如果减免食品增值税,受益者将是广大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的群体。既有利于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也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收入所占的比重太大,2006年达到72%,2013年降到59%,在国际上,这一比重也是很高的。OECD国家,间接税收入只占30%,累进的所得税等直接税占了总税收的70%。累进所得税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

  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政府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制度性环境,目前还有不少制度供给不足。例如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与制度供给不足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实施以来,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其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政绩的需要而干预企业破产;二是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三是破产案件处理缺乏市场化;四是破产法体系不健全,没有个人破产和金融破产制度。当前,继续修改《企业破产法》,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破产法院,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同时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必须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深化政府改革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简政放权力度较大,但是社会的反应是放权力度还是不够,该放的没有放到位,而且放了以后不匹配,办事增加了难度。有的放权后监管没有跟上,比如把发电的企业审批权下放后,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自行审批了109家燃煤发电企业,约1.2亿千瓦的发电量。根据我国环境情况,必须加快发展清洁能源,通过大功率特高压设备,可以从电充裕的区域输送到缺电的区域,这就无须每个省都用煤来发电,可是这样和地方的利益便产生了冲突。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后,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收权,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来解决问题。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是创新的动力之源

  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后,千人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与国际上比较起来,我国还是原创性和理论创新不足,颠覆性创新更少。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束缚创新思维的条条框框太多。

  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08年我在广东作了一次“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讲话。讲完以后广东社科院的一位同志提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前面没有加上自由?我说没有写上自由不等于不要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创新发展的条件,是全面创新的动力之源。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

  要有更大的决心和智慧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现在对于处理僵尸企业存在一些疑虑。90年代诸城处理僵尸企业的案例对我们有启示意义,1991年35岁的陈光作了诸城市市长,1993年改任市委书记,他认为不改革没有出路,财政补贴是补不起的,所以逼上梁山搞改革。全市282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进行了改制,陈光因此出了名,被称作“陈卖光”。当时山东的书记、省长请我去讲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位厅长提出:诸城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底姓资姓社?我回答说,姓资姓社不好做结论,应该按照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来衡量。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朱镕基亲自带领九个部委的同志赴诸城调查。调查以后觉得诸城的经验应当推广。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又任专员。当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三分之二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陈光感到这些企业卖都卖不出去,只有送个有实力的好企业才能救治他们。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不如说送出包袱,送出债务,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只要把企业搞活,职工生活有保障,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菏不姓菏。”菏泽是山东最贫穷的地方,当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需要10亿元。2006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公务员工资涨上去了,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但骂他的人还是很多,陈光被称为“陈送光”。但他作为改革者,欣慰地说:“我俯仰无愧,无怨无悔,改革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今天我们去库存,处理僵尸企业也要有陈光那样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名誉会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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