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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改革者”高尚全:一个甲子的改革情结

  时间:2016-03-31

  高尚全:1929年9月生于上海嘉定。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至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60年前的1956年,高尚全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呼吁要给企业一点自主权,是他个人发出的第一次改革呼声。此后在中国改革的几乎每一次重要关口,高尚全均未缺席

  很多人都说,高尚全是位贴了标签的老人。而且,这个标签已经至少贴了几十年,即:“改革者”。

  而高尚全自己觉得,因为他生于1929年,今年已经87岁了,所以称为“耄耋改革者”倒是合情合理。

  那次聊天安排在下午2时,高尚全西服革履,侃侃而谈近3个小时全无疲态。他说他一直如此,只要一谈起改革就兴奋。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50年代:撰文提出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汪道涵说:“小高,你的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转播了”

  高渊:你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总是三句话不离“改革”。你曾经当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也是市场派经济学家,你如何为自己定位?

  高尚全:有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两个字——改革,把改革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中国的改革要坚定不移,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改革为了人民,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改革必然得罪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者要经得起非议和质疑。

  高渊:现在都把1978年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了吧?

  高尚全:我是1953年到一机部工作,慢慢发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一机部的招待所永远都住得满满当当,全是部属企业来北京办事的。和他们聊聊才知道,原材料没了,企业要来人;生产任务没了,企业要来人;产品卖不出去了,企业要来人;厂里提拔个干部,就更要来人。许多企业干脆就派专人常驻北京,盯着部里。

  还有件事印象很深。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有家企业需要采购几台鼓风机降温,打报告给上级部门,按规定要由七个部门批,一路圈画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些情况让我觉得管理体制不改不行。

  高渊:当时你是怎么表达自己想法的?

  高尚全: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的时候还配了一幅漫画《“必要”的手续》。大意是说,如果企业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不仅会限制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助长官僚主义。

  高渊:文章发表以后,有没有引来麻烦?

  高尚全:赞成的人不少,反对的人更多。当时汪道涵是一机部副部长,有一次我随同他出差沈阳,早晨散步时他对我说:“小高,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听得出,他是比较赞赏的。但也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们拥有自主权,不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吗?

  后来反右的时候,我差点因为这事被打成右派。好在一机部是大部,里面大目标比较多。我还只有20多岁,级别也低,贴贴大字报也就算了,如果在小单位估计逃不了。但其实现在看,当时说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还是很保守的,企业应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高渊:那以后一直到1978年的20多年间,你在做什么?

  高尚全:我先后在一机部、农机部、国家机械委工作,基本都在政策研究部门,正好观察一些现象,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文革时下放到两个农场劳动,先去了黑龙江的依兰农场,刚去的时候连房子都没有,要自己盖,睡20多个人的大炕。还去了河南新乡的博爱农场,那个时间不长。总的来说,我在文革中状况还好,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80年代:匈牙利遇到的问题说明,用行政和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都是不成功的

  高渊: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国家体改委,你就离开了机械委,成了一名全职改革研究者?

  高尚全:我先是到调研组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开始了从事经济改革总体研究与实践的生涯。我们当时的工作,不仅要宣传改革,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改革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如果能在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上有所突破,比出台几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更具意义和威力。

  高渊:当年把“商品经济”这个名词写进中央的决定,是一次很重要的突破,你参与整个起草过程了吗?

  高尚全:那是1984年。当时农村已经全面推行了“大包干”,农民种地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城市也开始通过放权让利,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进一步改革阻碍依然不少,关键是“计划经济”还在神坛上,没有被真正请下来。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那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我也参加了文件起草小组。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我在起草小组会上说,我们一直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一句话,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我说现在的实践证明,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快,哪个地方的老百姓就比较富裕,所以我赞成把商品经济写上去。

  高渊:当时的阻力大吗?

  高尚全:确实有不少反对意见。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中央文件,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也有的人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那年9月份,我们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在北京西苑旅社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近20位学者出席。座谈会上,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应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这一建议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这年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高渊:这个决定出来后,对当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似乎还都没有停止?

  高尚全:争论一直在持续。1986年,我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带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去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成员包括马凯、李剑阁、杜鹰等人。这两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推行改革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了解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匈牙利一位副总理见了我们,他说匈牙利是通过国家计划局编制下达生产计划,执行的结果是,有的企业完成500%,有的连10%都做不到。更糟糕的是,企业更愿意做产值高的产品,这样生产计划就完成得快。这样一来,很多产品都做得肥头大耳,因为用料越多产值越高,他们根本不关心款式,不关心用户的需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高渊:你们这个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做准备吗?

  高尚全:可以这么说,十三大是1987年召开的。从国外的例子来看,用行政和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都是不成功的。当时,国内的情况也是企业缺乏自主权,因为权都在各个部委手里,人、财、物和产、供、销都在部里。

  回来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针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论点,我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属性。我同时提出,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后来的十三大报告吸取了各界的建议,是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

  90年代: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为的是“劳动力市场”能否写入中央决定

  高渊: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可“商品经济”,到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感觉是一种“小步快走”式的进步。

  高尚全:我举过一个城市起源的例子。城市就是“城堡+市场”,有商品生产就有商品交换,就产生市场,这才有了城市。市场是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社会主义也叫“城市”,而并不是叫“城计”。

  那些年,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2年。那年,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的一锤定音,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高渊:十四大提出了改革的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怎么样搞市场经济,恐怕大家当时还是有点心中无数吧?

  高尚全:对,真正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和步骤的,是一年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又一份关键性文件。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下设三个分组,我负责市场体系分组,成员有郑新立、张卓元两位同志。我们整个起草小组在山上讨论了半年多,当时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决定里要不要提“劳动力市场”。

  高渊:这个概念现在听上去没什么,当时为何会有争议呢?

  高尚全:当时阻力不小,因为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才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但是,既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部生产要素就应当进入市场,由市场合理配置资源。

  十四届三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的送审稿。我作为文件起草小组的分组负责人,列席了那次会议。在这个高层会议上,为了能使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我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说了5点意见:

  第一,劳动力的价值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其实,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个整体概念。过去,我们混淆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我是工人,我就是主人,我就是领导阶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中国的司机为什么服务态度欠佳,是因为他们总在想,我是领导阶级,我为什么要给你开车呢?

  高渊:机关国企里面这样司机确实不少,当年几乎人人遇到过,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高尚全:我在一机部工作时,有个局长要辆公车出去开会。他刚坐上车,司机就说车子坏了,帮我推一下吧。那个局长只能下来推,出了一身汗,司机才说,好了上来吧。后来听说,那辆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司机那天心情不好,故意刁难。

  过去我们对劳动力的配置都是依靠行政手段,用人就有不少运气的成分,也存在领导好恶,弊端已经很清楚了。劳动力和人才一定要流动,而流动就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在市场当中,企业和劳动者都可以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双向选择。只有这样,劳动者的素质、价值才能获得更准确公正的评价,才有可能使得劳动力资源和整个社会资源实现真正的优化配置。

  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改革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渊:那之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姓公姓私”的争论。比如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么建设公有制等。你参与那场理论交锋了吗?

  高尚全:那场论战由来已久,高峰是在1997年,也就是十五大召开之前。当时我正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针对“姓公姓私”的各种争论,我当时提出,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也要确立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只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才能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

  那时候,对股份制有不同看法。我建议采取这样一种表述,就是“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后来被十五大采纳。

  00年代:首提解决“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要把政府改革放到关键位置上来

  高渊:改革总是伴随着争议,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永恒的主题吧?

  高尚全:到了2003年,为迎接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在当年4月参加了全会决定的起草小组。当时,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出现了一些争议。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中,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提出了我的看法。简单地说,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前提条件。进行宏观调控,也应该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主体应当是市场。后来,起草小组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文件中的表述是这样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高渊:政府改革总是越改越难,但总是说再难也要改。政府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又这么重要?

  高尚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动者、设计者。现在,改了一圈改回来,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政府转型的滞后。

  2004年6月,我给中央正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了几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经济过热,投资冲动,谁在冲动?是政府。为什么政府冲动?因为要有政绩。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金融改革滞后了,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

  高渊:那时候,政府要解决“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一度流传甚广。这个提法是你第一个提出来的吗?

  高尚全: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5年2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请了9位经济社会方面的专家学者,征求大家对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当时的背景是,2004年前十个月,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达到4000多亿元,不少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改好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了。我提出,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改好国企,关键在推动政府层面改革。

  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键是解决好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担当投资主体,干预微观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不够,责任意识不强。“越位”的要“让位”,“缺位”的要“补位”。政府改革很复杂,但我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也就流传得比较广。

  高渊:其实直到现在,怎么看待国资、国企和国有经济,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论。

  高尚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要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国有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民心、民生和民意。

  民心是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道理。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了。

  10年代:有人曾建议恢复体改委,但新一轮改革需要更高的权威性

  高渊: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你向中央建议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出于什么考虑?

  高尚全:因为现在的改革涉及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容易改的过去都改了,现在要啃硬骨头,没有一个权威的、高层的机构不行。中央多次提出改革要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谁来总体设计呢?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这样的权威性,一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二是搞统筹协调,三是督促检查。

  十八大前,有人建议恢复体改委。但我觉得体改委力度还不够,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范围之广,内容之深,不是体改委能协调的。

  我在那年5月初就给中央领导提交了一份建议,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因为改革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涉及到两个百年目标,涉及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综合的协调机构,恐怕没有保障。

  这辈子:改革是无止境的,不管年纪多大,都要出自己的一份力

  高渊:你常来上海吗?

  高尚全:去年10月份刚在上海开了圣约翰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我是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首任会长是荣毅仁,经叔平和鲁平都当过会长,这是我现在担任的唯一的职务。我说我已经86岁了,不能再当了。但好多校友说,没有人了。因为我是1952年毕业的,是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这次做会务的都八九十岁了。

  但来了之后,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全世界来了500多个校友,有的坐轮椅,有的拄拐杖,这些人对圣约翰很有感情;二是我征求各个地方分会的会长意见,这个校友会是不是自生自灭算了,下一届还开不开?大家一致说,要继续办下去。

  高渊:你家庭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会上教会大学?

  高尚全: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家在嘉定农村,初中到县城上学,高中考进了圣约翰中学,就在大学校园里面。家里没什么钱,原打算让我读完小学就出去挣钱,但我一个开工厂的舅父说,你读书不错,为什么不读下去,钱我出。

  高渊:当时圣约翰大学难考吗?

  高尚全:不容易考。我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海洋系,一个是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最后选了后者。其实,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圣约翰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接触到不少新的经济学理念,我在那里入了团,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

  高渊:你今年87岁了,不仅参加各种论坛,还写文章出书,为何日程排得这么满?

  高尚全:我一直开玩笑说,那主要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现在我作报告不用稿子,而用脑子。前些年还要准备一个提纲,到了70多岁以后提纲也不用了,上去就讲,最长一次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主办方看我包也不带,讲稿也没有,感到很疑惑。但我上台一讲,效果很好。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念稿子的话,下面的听众肯定要开小差。我不念稿子,也不低头看提纲,既是锻炼自己的脑筋,也是为现场效果考虑。

  高渊:不全是为了这个吧,更主要的是你依然希望通过各种场合,进一步呼吁推进改革进程?2015年还出了《新时期改革逻辑论》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本书,为什么依然如此努力?

  高尚全: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嘛?但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撤消后,要把改革的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初定的简称是“国家发展委”。我当即提出建议,简称还是要兼顾全名中的“改革”,不然容易造成误解,就是只要发展不要改革了。但也有人说,“发改委”没有“发展委”叫得顺口,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理由,多叫叫自然就顺口了。你看,现在不是叫得很顺口吗?发改委的领导很民主,尊重群众的意见,把改革加上去了。

  我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精力体力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中国的改革事业仍在路上,改革前进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所以我还不敢停下思考,我希望自己继续思考和努力,为改革伟业作出微薄的贡献。

  高渊:到今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8年了,你如何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

  高尚全:这38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取得的。但也要看到,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问题,已经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

  在我看来,市场化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力排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下一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就在于真正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来源:解放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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