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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探索新宪政模式的可能

——哥本哈根大学专访中国宪社学派系列之四

作者:华炳啸  时间:2014-04-01

  2013年11月23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主任Ben Rosamond教授委托陆忠诚(Andreas)博士来华,在翻译周琦女士以及丹麦大使馆一位女士的陪同协助下,对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部分代表性学者做了学术专访。访谈在北京绿杨宾舍酒店举行,从上午9点至中午1点,首先对华炳啸做了个人学术访谈,下午2点至7点,则邀请了宪社学派的部分代表性学者郭道晖、王占阳、胡星斗、高锋和华炳啸共同座谈。全部访谈记录稿将分四部分陆续发布,每半天访谈稿分为两篇。本篇是系列之四,是11月23日下午座谈对话内容的第二部分。

  访谈主持人:Andreas 博士

  参加访谈学者:

  ■郭道晖(法治三老之一,《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副主任)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高锋(中国外交部外交官,曾长期在瑞典担任领事)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副主任、主编)

  对话主题:

  1、什么是社会主义

  2、宪政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所有制

  3、“宪政社会主义”研究的是新型多党制

  4、宪政标准与新宪政模式的可能

  5、可控的或有限的竞争性选举

  6、转型的不同路径及其可能

  7、中国只存在未定型的“中国模式”

  8、上下结合、倒逼改革

  9、宪政社会主义研究需要国际视野

  10、宪社学派是探索“中国学术”的建设派

  11、宪社学派会由分歧走向分化吗?

  Andreas:我们目前的论文是想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问题,想搞清楚中国的著名知识分子分别是站在哪个位置、发挥怎样作用的。下一篇论文想专题研究一下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2014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希望能够分别访问你们。下面我们的座谈就可以开始了,可以彼此对话,多一些互动。

  什么是社会主义

  王占阳:我想首先问一个问题,在丹麦、在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三个词比较一下,在公众一般的用语当中,他是褒义还是贬义,有什么差别?

  Andreas: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首先要取决于根据哪一类学者的观点来回答,不同立场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观点。北欧国家一般都是王国,但共和的主张也很公开,所以政治观点上是多元化的,人们的见解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宪政问题上都一致支持民主立宪制。

  王占阳:曾经有BBC记者采访我,我就问他,你们用的“资本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给我做了两个解释。他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资本主义”的意思是指市场经济,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意思是指哈耶克的市场总是对的。针对他的回答您怎么评论?

  Andreas: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是自由的市场在等价交换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经济。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指一种政治制度,是指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权力制度。“市场经济”指的是市场自由交换的这样一套概念体系与体制机制。

  华炳啸:我也始终认为,不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僵化教条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吸纳了市场经济理论的精髓,甚至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想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必须把这些概念置于“国家——市场(资本)——社会”的大三角关系中去理解。

  西方一些左翼学者认为如果国家官僚集团凌驾于市场和社会之上而形成垄断性权力,那就是国家主义,我在专著中则称之为“官僚垄断主义”;如果是市场力量也即资本势力渗透操纵国家官僚集团并压制社会力量而形成垄断性权力,也就是说,资本财团能够操纵自己的代理人利用强势资源和选举规则赢得执政权力,执政团队不得不首先满足资本财团的利益诉求,而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那么这种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民众能够通过定期的公正而自由的普选决定政治进程,通过立宪规制国家权力,通过议会掌控并监督国家权力,通过公众参与日常性地影响政治进程,国家政治生活既不是资本财团说了算,也不是官僚政客说了算,更不是哪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等“众意”说了算,而是所有人在宪政体制中、在民主程序中、在协商过程中形成公意,由公意说了算,那么这就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在利益分配、公共决策中,垄断威权的官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国家主义,操纵政权、侵蚀社会的资本财团以市场的名义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资本主义,以宪政规制国家、以公共性节制资本的公民社会通过议会和直接的公众参与及其协商民主机制以公意的名义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社会主义。但在经济领域,应当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就宪政社会主义而言,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社会主义”,也就是在宪政体制中力争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宪政均衡,换言之,就是要把现在的“强国家——软市场——弱社会”的威权体制变革为宪政规制下的“强国家——强市场——强社会”的复合宪政民主体制。

  这就是我所理解和赞同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宪政社会主义,离开了宪政的规制,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主义”就必然异化为“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

  有一些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仅仅理解为市场经济体制,进而认为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是非常片面的,也不具有解释力。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所有制

  Andreas: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从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来看,你们怎么看待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

  王占阳:最根本的一点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行不通,那就只能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就应该是我们所要求的所有制。市场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所有制又是不一样的, 19世纪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达到社会主义时代所要求的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

  高锋:“社会所有制”不是国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指重建“个人所有制”。

  王占阳:我认为社会所有制有三种形式,一是人人皆有的所有制,每个人都有生产资料,比如说都有股票。二是通过公共财政实现的每个人对于财富的占有。通过抽肥补瘦的财税制度可以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享受一定的财富。三是普遍高工资制。

  高锋:其中的重点在于建立发达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王占阳:第二种就是社会保障,第一种是每个人都占有很多股票、债券、基金,第三种是普遍的高工资。

  Andreas:宪政主义主张宪法至上,在政治上当然就是实行宪政了,经济上是不是也可以引申一下,公众拥有股份,不是私人一个人拥有一切,特别是公众拥有全民所有制股份,平等参与,经济上实行公众所有化。这个思想也是属于宪政社会主义吗?

  王占阳:在我们这里,普遍都是这个观点。

  华炳啸:我在2010年的专著中,特别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普遍主张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这种社会所有制既不同于容易导致私人垄断的私有制,也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

  高锋:学界对“社会所有制”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楚。

  华炳啸:社会所有制是于光远先生生前积极倡导的,但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还存在一些争议。更准确地讲,我是主张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我必须强调——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不是政府所有制、不是官僚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在市场经济中严格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其产权管理部门也即现在的“国资委”必须由现在的政府管理转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管理,重点在于通过资本运营,使全民所有制的资本增殖、利润增加。在政府面前,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并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只能依法行政,行使好自己的市场秩序守护者的职责。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必须向全民分红,相应地增加公民的社会福利水平。

  王占阳: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是摘录,就是讲的这个问题,题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普遍富裕的市场经济》。这里面讲了社会所有制的三种形式。第一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第二是社会保障,第三是普遍高工资制。我把邓小平的理论发挥了一下。

  华炳啸:我们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是多元主体的,是反垄断的,既反对私人垄断,也反对国家垄断。“多元共治”是宪政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在政治上它是指多元主体在共同认同并遵循的宪政体制机制中共同参与公共治理,其经济基础正是这种激发和保障多元主体自由竞争活力的社会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王占阳:在北欧,包括在挪威,私营的比较大中型的企业,现在是股权很分散的由众多小股东组成的企业,还是由若干大股东占主要地位的企业?

  Andreas:丹麦大企业垄断的家族性比较严重,特别是在集装箱领域,所有的集装箱都归家族所有。他们如果想搬离,立刻会让丹麦政府害怕,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缓和政策,提出一些有利于他们的优惠政策将他们留住。瑞典私人股份集中的还是有不少的,瑞典有一个传统的家族,瑞典1/3的大企业都在他们的家族旗下。不少企业是他们家族拥有很大股份的,比如银行、基金会,在企业里他可能是最大的股份,也可能是第二大股份,但不一定是最大的所有者。他们也会通过一套市场机制和资本运营套住一些企业,不一定完全靠钱数和股份数掌控。在另外一些企业,比如沃尔沃十年前是瑞典最大的企业,占2%左右,很分散,2%也不是私人,而是一个基金。这样一些企业也在兴起当中,也有不少。一方面继续垄断,另外一方面也得继续发生变化。

  “宪政社会主义”研究的是新型多党制

  Andreas:如果说,宪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宪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党制度,应当怎样体现出你们的“多元共治”的核心理念?我想不会是一党制,那么会是一种怎样的多党制?

  华炳啸:中国没有实行前苏联式的一党制,而是长期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除了执政党,还有八个参政党。这种多党合作制在实践中主要存在四大问题,第一,党权缺乏宪政的规制,不知道党权的边界在哪里,党权无限大,责任无限大,风险也无限大,所以,人们常要问: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是领导人的看法还是人民制订的宪法最大?我们的答案是:只能是宪法最大,宪法至上,并且由完善的具有权威的违宪审查制度来保障,譬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内设宪法委员会行使政治违宪审查职权,同时下设宪法法院,行使司法违宪审查职权。

  第二,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缺乏宪政界分,实践中使得执政党与参政党各自发挥的政治功能与各自享有的权力界定不够清晰,甚至曾经使参政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事实上的斯大林主义一党制,所以,亟需创造条件制订《政党法》,使得政党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我们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元引领的公意整合型执政党——多元共治的众意表达型参政党”的社会主义复合民主政党制度,这是一个理论创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应当既保障公意整合型执政党监护宪政、经党内民主程序提名2个以上执政团队供人民自由选择等“宪定权力”,同时,也应保障公民自由结社组织或参与众意表达型参政党团的权利,这些众意表达型参政党团不以执政施政为目标,而是遵循宪政规则以参政议政、影响立法与公共决策过程为目标。这种中国式宪政既有“有限党权”“有限政府”,也存在着“有限的结社自由”,但肯定比西方式的无限制的结社自由要更适宜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相对于现在的半冻结状态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宪政规制和保障下的“有限的结社自由”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结社自由”的合理限度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焦点。

  第三,政党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上世纪80年代提出要推进“党政分开”,90年代以来却在实践中实行“党政融合”,其中的分与合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我们主张执政党执政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也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占据多数席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同时使执政党党权与行政权力分开、与司法权力分开,支持执政党提名、人民选举的政务首长依法行政,独立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但独立行使司法权。

  第四,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缺乏宪政保障,使得政党与社会、与人民群众日益脱离,出现了政党权力内卷化的态势。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正在考虑如何改革这种政党制度,近来推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反腐败斗争,实际上就是在着手修补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但治本之策还是在于确立起宪政规制下的政党体制,也即首先用宪制体系、宪政机制、宪政信仰、宪政力量规制党权。这种政党体制不是政治多元主义的美国式的两党制或法国式的多党制,而是“多元聚合(指代表众意的多元化的参政党发挥众意聚合功能)、一元整合(指宣示代表公意也即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定执政党发挥公意整合功能)、多元一体(指多民族多阶层多个利益群体多个政党凝聚在同一个宪政共同体中)、一元宪治(指依据单一制的宪法体制实行宪治)”式的新型的立宪多党合作制,这种新型的立宪多党合作制也可以称之为“2.0版本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

  Andreas: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不是一种西方式的自由竞选的多党制,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协商合作的多党制。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你们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里,有主张自由竞选的多党制的学者吗?

  华炳啸:对于当下的政党制度改革,在我们的学派里有着高度共识,大家都支持优先确立宪政体制,通过宪政改革有序扩大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给参政党更多的民主空间,给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给公民更多的平等权利。我们把这种改革也叫做“新改革”。但是,新改革之后会怎么样?这种新型的立宪多党合作制是一种能够长期巩固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吗?说实话,对此类问题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或预期。因为,我们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目前还只是一个很松散的多元背景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有过去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有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有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或儒家宪政主义的学者,有主张新左派的学者,还有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学者,以及主张民族主义的学者,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者等等。他们在知识背景、学术视野、政治倾向、学理基础等多个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但都主张在中国的现阶段宪政要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并凝聚在“宪政社会主义”这面理论旗帜下,这也说明大家对当下中国的两大国情看得很透彻,即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就是社会主义遗产及其路径依赖,而最大的民族梦想、改革共识就是宪政中国梦。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就具体体现为社会主义与宪政的结合。当这一目标达成后,到了一定阶段,“宪政社会主义学派”必然会不断分化,难免会有学者仅仅是把“宪政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或者作为一种策略路径,他们还各自怀揣着一个“理想国”,并为此而努力。不过,在我看来,尽管每个学者内心都可能种着自己的“理想国”的种子,但在中国土壤上并不是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乃至成为参天大树,要看具体的气候条件和水土环境等多种因素。如果新型的立宪多党合作制能够抓住改革机遇期得以顺利确立并获得根本巩固的话,如果这种制度能够达到宪政标准、实现宪政功能,并满足现阶段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那么新型宪政制度也许能够稳定50年、100年以上,并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宪政社会主义学派”就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学说。如果改革出了问题,或者保守力量回潮走向新权威主义,或者激进力量释放走向自由民主主义,那么“宪政社会主义学派”也有可能分化,甚至成为当代思想史上的流星。

  虽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但我个人对“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前景始终持谨慎乐观的积极态度,因为我们学派里存在着一种强健的中左翼的主流思想和核心团队,他们既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也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宪政才能拯救社会主义、规制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算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新改革派知识分子,服务于党在新时期实现党内民主化、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革有可能夭折或脱轨,他们的学术理想也有可能遇挫,所以他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心力,同时保持最淡泊平和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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