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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现在中国面临的首要难点是城市化问题

  时间:2012-08-29

  本报2012年8月28~29日连载了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的《论“莫干山会议”精神》一文,引起重视,报社和作者还收到一些读者来电或邮件,对常文提出的“莫干山会议精神”这一命题及其四点精神特征界定,表示赞赏;同时希望进一步了解“莫干山会议”的来龙去脉、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经本报与常教授联系,并征得《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的主持人张卓元先生的同意,现将常修泽教授于2010年撰写的该《史纲》之第14章《1984年“莫干山会议”》原文分四期转载,分别为莫干山会议的背景、筹备及会议召开概况、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进展(上):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提出、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进展(下):其他领域的改革思路、莫干山会议的效应和影响。常教授在书中特意注明:“本章撰稿人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虽然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由于莫干山会议是分组讨论的,笔者只在其中一组讨论。尽管会议过程中代表之间有诸多沟通和交流,但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掌握并不全面。”他希望以此文作为基础征求意见,拟适当时机作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莫干山)论坛”将于9月15~19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

  专访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华生

  新莫干山会议:首要是城市化问题

  王羚

  28年前,一群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汇聚莫干山,挑灯夜辩之间,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意见雏形初备。几个月后,莫干山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被中央采纳,成为一项影响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改革举措。

  28年后,一群同样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又将汇聚莫干山。这次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将再次锁定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难点,汇聚集体智慧,寻求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道。

  历史能否重演?当年的莫干山会议能取得重大成功,是否只是历史的巧合?即将开始的莫干山会议,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近日,本报专访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华生。

  改革新难点:城市化和收入分配

  第一财经日报:28年前的莫干山会议直接针对当时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难点发声。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你认为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新难点是什么?

  华生:当年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切中了当时改革最关键的要点难点、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难题。当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价格改革,现在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城市化。

  如果定义目前中国的大背景,就是正处在工业化的后中期、城市化的前中期,处于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化,过去几十年走了什么样的道路、存在什么问题、今后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不经城市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因此,也可以说城市化的道路怎么走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从国际上来看,二战以后,从农业国到现代化国家成功转型的很少。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现在,从中央政府的意见、动向,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都跟城市化主题相关联。土地问题、户籍问题,全跟城市化相关。各种争论也都集中在这个主题上。

  跟城市化主题相关联的,现在矛盾最大、争论最多的是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还缺少深入的讨论和缺乏基本的共识。前不久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土地方面的会议,争了一整天,最后我说今天我们这个会上唯一的共识就是我们对现状都不满意。在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则各说各话。当然也正因为分歧大,通过充分的讨论、辩论有可能厘清迷雾,寻找到一些共同点。

  日报:在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很大的观点中,你认为比较突出、有一定价值的是什么?就像当年的价格改革讨论,至少还有“调”和“放”两大派,在这个争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思路。

  华生:当然今天你也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调派、放派,如主张土地权利完全给农民,土地私有化,小产权房合法化。今天可能和当年不同,放派可能更占主流。但是,土地问题要更复杂一些。全世界都有土地的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它与土地财产权的关系怎么平衡?比如小产权房合法化是什么意思?是以前的全合法,以后不让搞了,还是以后谁想怎么搞都可以?这些问题回答不清楚,盲目去做就会出乱子。所以现在提的很多建议都是非常粗放、粗浅的。

  包括土地财政怎么办?继续搞下去,还是取消,取消的话地方财政的来源如何补充?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基本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个就跟当年莫干山会议有点像了,正是因为没有,所以你才有创造的空间。

  此外,与城市化相关的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房问题等,都很重要。所以我说,一个主线就是城市化,在城市化里头又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户籍问题。这些也是十八大以后政府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像当年莫干山会议一样,可以挂牌讨论,从夜里吵到天亮,我估计都不一定能吵出结果来。但是有可能通过集思广益,碰撞出火花来。当年也是,我们上山的时候,放派和调派还没碰头,哪有什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的想法?都是在一夜一夜的讨论当中碰撞出来的。

  日报:你对收入分配问题也非常关注,这个领域的话题也存在很多争议,而且被普通民众关注。

  华生:我认为,除了城市化之外,中国现在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讨论的层次,基本上解决不了多少实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大难点。第一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贫富差距恶化跟资源占有的严重不均等相关,如土地资源、住房资源、矿山资源、资金资源、教育和医疗资源等等,要改变现在的格局,会涉及到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第二个难点是再分配。市场经济总会造成贫富差距,但是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减小这个差距。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基尼系数许多也在0.5左右,通过再分配会降低15、20个百分点。但是在中国,再分配基本不起作用。我估计我国的再分配政策正负作用,加总起来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为零,甚至是负数。很多人也以种种理由反对把再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这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之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其实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其实质就是在经济领域内是否要坚持公平正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讨论。

  务求在难点上有大突破

  日报:莫干山会议召开时,你还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这次会议对你之后的成长意义重大。关于这次会议,有哪些细节让你记忆深刻的?

  华生:我当时是一个从地方上来北京上学的学生,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读研究生,也不认识多少人。会议之前海选论文时,我就把我写的一篇关于商品市场的论文发过去了。这篇论文原本是给《经济研究》杂志的投稿。结果被选上了。

  我是由于莫干山会议而被卷进改革的热潮。很多人都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像田源、张维迎,就是在去莫干山的大巴上认识的。到那儿之后,刚开始分在哪个组,我记不清了。就记得田源和李剑阁来了之后,就把问题引导到讨论价格改革。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常务干事。他们都很了解情况。

  虽然参会者都是因为论文被选上的,但是论文只是一个敲门砖。在会场上从头到尾没见过谁写的什么论文,那时候印刷条件也比较差。到那儿之后,根本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来了就是参与讨论,聚焦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当时莫干山会议上很有特色的就是挂牌讨论。白天各个小组的会议都有议程,到了晚上,就挂出一个牌子,比如,今晚几点到几点价格组辩论什么问题,欢迎参加。这就不分组了,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像今年的会议,针对土地制度、小产权房、保障房、户籍制度等等,其实都可以采用挂牌讨论的方式。

  日报:莫干山会议已经被载入史册。你作为亲历者,回想当年,那一群中青年,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对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期待?

  华生:首先,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个大的断层。老一代经济学家,因为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封闭,有个断层。当时的中青年都是老三届,“文革”以后考入大学,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这批人年轻,由于他们在农村、工厂锻炼过,根扎得比较深,对国情比较了解,又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潮,思想特别活跃。其次,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的理想主义情怀浓厚,心无二用,特别专注,没有利益,没有商业。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莫干山会议虽然最初是由几家媒体发起,但是会议组织中间,尤其是后期,有一些核心人物参与了进来,并且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王岐山、马凯、田源、徐景安,还有很多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人,他们的参与,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一下子引导会议找到了焦点问题,并且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宏观的和接近决策层的信息,当时我们这些人就算脑瓜聪明,也不一定能够聚焦到国家正要解决的问题上。

  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从群体上来说,我感觉跟当年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一方面,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断层。当年那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还活跃在各自领域,许多人还在前沿。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两点,扎根比较深和心无二用,这两点今天都还比较缺乏。尤其是现在商业气氛浓厚,坐得住的人、专心研究的人少了,整体更加浮躁。许多优秀的人才去了商业机构,去了投行。当然也有现在的优势。现在的中青年,知识面更宽更广,信息量大,创造力比较强,更加没有思想包袱,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如果引导得好,能量也是非常大的。

  日报:莫干山会议当时是针对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难题,可以说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今年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对它有什么期待?

  华生:当时开莫干山会议,正好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前夜,从农村改革全面进入城市改革的转折点。1984年之前,主要是搞农村联产承包制,从1984年开始,进入全面城市改革。这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等。

  这次正好是十八大之前,正面临着国家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从转折角度来说,两者非常相似。现在和当时都是转折的关键时期。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放缓,这本身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照原样维持了。你可以说是压力,也可以说是动力。

  有压力时才会思变。如果一切都非常好,就没有改变的动力了。这个本身我认为不是坏事。这就使得我们所谈到的那些难点问题的解决更加具有急迫性。因为变革要触动很多既得利益,改变很多观念,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因为难,反而容易思变。

  所以,在目前这个时代背景下,需要找清楚主要问题,力求在重点难点问题上有突破。哪怕只能突破一个,对未来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就像当年莫干山会议,最后形成了七个报告,价格双轨制改革很快就被中央采纳,还有许多逐步影响了后来的改革思想和路径。

来源:凤凰财经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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