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作者:李尚勇  时间:2017-07-05

  导 言

  中国农业的潜在风险显而易见,那便是“将来谁来种地?”。

  在广大农村,大多数种田人都是“上一辈人”,中青年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外出打工谋生,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人打算务农种地,甚至边远山区的青年男女也都纷纷撂荒土地,进城“找生活”。这些年,笔者时不时在街上碰上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但与城市少女装束打扮迥然不同的少女们,不用问,她们来自边远山区。

  问题是,“上一辈人”老去以后,谁来接替他们种地?曾经的一个答案是,“打工仔”岁数大了自然会回到农村种地养老;况且,城市经济周期性下行时,大量农民工作为失业群体也会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这便是所谓“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对于长周期来说,上述答案似乎有几分道理,然而,长周期效应在短周期往往无效,因此,在短期内,“谁来种地?”仍然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被主流学者和管理高层看成是解决眼下难题的理想办法,况且,他们理解的农业现代化与“规模化经营”几乎就是同义语。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平和地让农民交出土地。

  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诱使甚至逼迫农民交地的情况屡屡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其中一些被冠以“改革”、“试点”之名尤其迷惑人。

  近年来,有些地方又有了新动作,并且力度不小,据说这受到有关部门授意指导。这一次,笔者曾经两次前去考察过的一个“全面生态种植”的小村庄也未能幸免。更令人焦虑的是,这个村庄并不在城市边上,而属于中丘陵地区。

  该村已经连续6年在全村范围内推广绿色生态种植,全面拒绝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各类激素。他们治虫防病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即尽量做到农作物品种合理搭配,杜绝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参见:《李尚勇:一个全面生态种植的村庄》)如今,“规模化经营”的行政命令已经迫使该村“整理”出第一批适合规模化种植的大田,这意味着,原来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小块耕地已经“被规模化”。

  规模化经营与绿色生态种植是两种对立的农业生产方式。前者在机械化作业的条件下,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各类激素,并且有使用量越来越多的趋势,本质上是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后者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以虫治虫,用综合手段治虫防病,并且使用传统农家肥,“以地养地”,以达到永续利用的效果。

  被“农业现代化”弃耕的土地无比坚硬,农业生产力所剩无几。没有数据证实,这样板结的土地需要大自然多少年的“造化”,才能恢复其耕地属性。

  选择规模化经营或者小农作业,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规模化经营以“剥夺并消灭小农”为条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规模扩张越广,社会危害性越大,因为,它必然造成大量小农破产、造成大量依附于城市的“贫民窟”式贫民。与此相反,绿色生态种植、小农作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只要农产品价格不被人为压低(这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农业萧条、农村衰败的根本原因),农业人口就可以安居乐业,城市人口也可以远离有毒有害农产品,吃上健康放心食品。

  曾经“走遍了亚非拉,走遍了发展中国家”的三农专家温铁军早几年撰文指出,那些按照西方理论逻辑践行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分布在拉美地区),“无一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农村贫困地区游击战,城市贫民窟黑帮泛滥,甚至走向恐怖主义”[1]。

  最近,温铁军教授在他的新书中进一步指出,农民“平均分配土地之后(社会)就是一个稳态结构”,反之则容易在社会危机条件下转化为“革命”。“中国社会的底座是小农经济(农民两次平均分了地),虽然现金收入能力低,但不属于赤贫,所以底座(还)稳”;“如果‘大资’(指资产占比10%的中国社会上层)懂得只有乡土社会稳定他才稳定,那么,‘大资’掌控的国家政治化只要方向转过来,就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转向生态文明”。[2]

  笔者赞同温铁军的上述观点,并在2012年3月完成了《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一文,它既是一篇独立论文,也是笔者《求解三农困局》的一章。当年,笔者在相关栏目发表了本文的摘要和节选内容,引发有限关注,今天,鉴于“规模化经营”的逼人势头,笔者想借此文再次提醒我们的主流社会精英,故将全文发表于此。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国内外历史和现实资料,采用个案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论证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风险。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看似严密完整,实则潜藏着严重后果和巨大风险,即“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难以溶入城市经济,最终会被“边缘化”。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必然走向灭亡的论断有失偏颇,世界主要国家的小农都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各国农业现代化再造并保留下来,由此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在中国,通过土地规模经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有严重问题,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土地流转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土地规模经营中的“劳动力剥离效应”较强,地方政府“土地换社保”的做法潜藏着巨大风险;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见解大多是错误的。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有两条,一是限制非市场化的土地集中,二是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关键词:农地规模经营 失地农民 边缘化 新型小农经济 适度规模经营

  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所谓的“第三次土地革命”是说,目前要促进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将7.4亿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相对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是指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第二次土地革命”指1980年前后“推行土地承包制”。

  2012年2月9日,《经理日报》策划了一个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专题,发表了3篇仅署化名的文章(他们代表一个利益集团但又不便明说)。这些文章断言,“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他们认为,这几年中央几个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他们论证说,“农村土地不能流转,农民只有死守着自己的那份薄地挣钱养家。当前的土地靠施肥、技术、良种来提高粮食产量已经到了极限,这在提高农民的收入方面已经很难有上升余地了”;“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1亩或者10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土地流转“要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成本不宜(应为“不至于”)太高”。

  他们相信,“农村土地改革正式拉开大幕。而这被认为是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自身救亡的长效药方”;“土地自由流转,有实力的企业资本能够更好地整合零散的土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借助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农业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争得世界粮食一席之地”;“土地自由流转,(规模经营)解决了农村生产力,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经济才(能)得以发展”;“当下土地流转的政策无疑是破解中国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次契机,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在中国改革处于根本性转变之际,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光明的方向”。[3]

  这不仅仅是舆论宣传。在此之前,真实的非农产业资本已经大举进入农业领域。

  2011年底,《新世纪》周刊记者报道说:“各路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农业投资领域”!据说,连IT公司联想都在布局农业产业的战略性投资,而中外资本“正在以气宇轩昂的状态进入农业领域”。

  更要命的是,据该记者披露,“一份由农业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多个部委参与调研的文件正在起草中,核心内容是支持现代农业转型与农业规模化发展,这份文件有望在明年(2012年)初发布。”[4]

  中国真的就要走向农业规模化的不归之路?笔者对此不无担忧。

  就在几个月前(2012年初),在自己一篇论文的“具体思路”中,笔者专门增加了如下一段话:

  鉴于土地规模经营总是以“剥夺并消灭小农”为条件,而中国又人口众多,就业形势严峻,因此,笔者仅仅支持由农民自主自发进行的土地流转,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土地规模经营运动,尤其反对地方政府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任何脱离了中国人口现实、无视失地农民就业和发展问题的所谓“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的做法,都会大量“剥夺并消灭小农”,都会造成失地农民贫民化和城市贫民窟化。我们必须重视这些伪城市化和伪农业现代化对中国社会可能形成的严重冲击。

  面对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笔者选择将上述观点进一步理论化,并期望能够引起理论界和决策者的关注和思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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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1)、(2)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2)

  农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李尚勇

  (一)维持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捷径

  站在宏观决策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进军农业似乎正当时。

  (1)改革开放30年、全面推进市场化2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2003年人均GNP突破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2)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将继续,出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进一步减弱。(3)海量投资(前有4万亿,后有地方融资平台14万亿)刺激经济,既不可持续,又没有效率,徒增过剩产能。(4)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内需也因此而难以扩大,更不能指望它接替出口和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5)……(6)在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累积并日益严重、而既得利益集团又难以制约的情况下,短期内维持现状显然比推进体制改革的政治风险要小,因而更容易被选择。于是,在既有体制条件下,通过支持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以继续长达20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便成为捷径。

  站在非农产业资本的角度来看,现阶段进军农业也似乎正逢其时。

  (1)近几年,由于长期过度投资累积起相当多的过剩产能,再加上投资环境(土地、劳动力成本、税收等等)恶化,目前实业(尤其是制造业)普遍不景气。大量企业因为主业丧生了盈利能力,转而拿大量资金去炒房、炒股,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例如,国有企业拿了刺激经济4万亿的大多数,但并没有拿去做主业、做实业,而是拿去炒房地产、炒土地,争做地王。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主退出实业,转而投资高价楼盘、高档汽车、奢侈品和古董艺术品。这说明,中国现阶段有大量闲置或过剩资本急于寻找出路,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2)由于农业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利润薄,在非农产业存在更有利投资机会时,产业资本对农业大多不感兴趣。但是,当中外资本差不多已经填满了除农业以外的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之后,投资农业就会形成“共识”。由于实业界存在大量闲置或过剩资本,这种“共识”得以强化。非常明显,《新世纪》周刊描述的“各路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农业投资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共识”。

  (3)在此之前,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主要(或最大)障碍是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这种分散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显然不利于产业资本大规模利用土地,而国家对土地流转的事实上的限制(如强调农户自愿流转),明显保护了这种土地制度和农民的土地产权,而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所以,近几年大量非农产业资本虽然急于寻找出路,却也不能顺利进入农业。如果《新世纪》周刊记者披露的情况属实(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文件,核心内容是支持现代农业转型与农业规模化发展),那么,国家的农业政策,尤其是农用土地政策将可能有重大调整,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障碍将可能被清除或部分被清除。

  然而,这仅仅代表了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向农业领域扩张逐利的愿望,它与失地农民和潜在失地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并不相容。

  为了深入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世界各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果。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看似严密完整

  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多种途径中,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农业的美国式道路”成为其经典途径。

  美国的独立战争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关系,此后,联邦政府主要通过无偿分配或者低价出售国有土地[5]的方式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并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6]随后,小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生分化,即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所形成的“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受工商业高利贷盘剥、苛捐杂税压榨或者天灾人祸等等)经营失利或者失败的小农,于是,小农的土地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向经济实力更强、土地规模更大的农场主集中,从而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趋势。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克服传统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薄、专业化程度低和经营管理落后的弱点,有利于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进行改造,从而逐步走向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这里的市场逻辑清晰完整:消灭封建土地关系(为市场经济清除制度障碍)→建立土地私有制(形成市场竞争条件)→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小土地形成(或并入)大土地→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近现代,其它西方国家也大致遵循上述途径形成或者扩大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这包括通过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确立了小土地私有制的英国,也包括那些大致按照“普鲁士式道路”(列宁语)发展的普鲁士德国、俄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那些生存于大中土地所有者“夹缝”中的小农在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束缚以后,也是按照这里的市场逻辑发生分化,并“成就”了本国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

  (三)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被忽略的严重后果

  上述市场逻辑造成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这乍一看来近似完美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往往为主流经济学所津津乐道。

  然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上述市场逻辑的另一个后果,却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这就是,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往往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虽然在理论上失地农民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吸收,从而溶入城市经济,然而,各国的近现代历史表明,他们的命运往往很凄惨。

  其实,不仅是市场暴力,其它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包括英国式“羊吃人”资本原始积累和由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所谓“普鲁士式道路”,也同样造成大量失地农民。

  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式资本原始积累时指出:“掠夺教会土地,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式、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指氏族财产——作者注)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7]而所有这些方法都伴随着这些土地上成千上万小农,包括小土地所有者、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拥有世袭份地的独立自耕农、世代生存于此的世袭佃户和其他租地农民,被剥夺,被驱逐,被消灭。

  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死于饥饿与贫困,有的被迫迁往偏远贫瘠的地方,有的沦为短期租地小佃农,有的成为农场主的雇工,而最大的一部分流入城市,成为没有就业保障的产业工人“后备军”。[8]

  (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历史条件

  实际上,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这些欧美国家都碰到了消化“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问题。毫无疑问,被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剥离”出来的成千成万“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是不可能被本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同步消化的。这些“过剩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漫长过程中,那些主要西方国家(即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大规模向本土以外(殖民地)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以减轻本土的人口压力。例如,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以前,每年将上千名囚犯流放到北美的弗吉尼亚、马里兰;1787年,英国开始把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囚犯的地方并在此建立殖民地;1790年,首批英国自由民移居澳大利亚。美国独立战争前夕,“除印第安人外,大约有250万居民,其中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也有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瑞士人”[9]。

  温铁军说:“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10]

  (五)缺失历史条件的严重后果

  二战以后,一些国家也遵循上述市场逻辑形成一定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但是,由于时代进步,殖民主义没落,向本土以外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方略已经完全行不通,于是,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谋生。由于他们缺少文化知识,缺乏技能技术,难以溶入城市经济,最终被“边缘化”。大量失地农民聚集于城市周边的低成本生活区,形成所谓“贫民窟”,成为战后一些新兴经济体贫富悬殊的鲜明写照。印度、孟加拉、印尼、墨西哥、巴西成为其中的典型。

  战后,巴西农村人口以空前的规模向城市迁移,这使它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和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的81.2%。

  大量无地或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局面。大多数进城农民只能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所谓“非正规部门”(包指家庭服务、微型企业、个体经营、地摊经营)就业,于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收入水平低,造成大量城市贫困人口。

  据2000年的数据,巴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7%,其中,67.4%生活在各类城市;当年,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0年增加了22.5%;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大中城市。[11]

  菲律宾可以算是按照“市场逻辑”、走土地规模经营道路的典型个案。

  1946年独立时,菲律宾半数耕地为地主(占地20公顷以上者)所有,占收成3/4的分成制地租占优势地位。菲律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大幅度减轻佃农的地租负担,即将分成制地租,强制改为占收成1/4弱的定额地租。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制手段赎买地主土地,将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如,强制地主将超过7公顷的土地低价买给佃农;政府亦收购地主土地,再按成本价转卖给佃农,并辅以低息贷款。不过,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菲律宾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至今仍没有完成。[12]

  在上述背景下,菲律宾政府在包括强势地主在内的精英阶层支持下,选择了以资本力量改造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逐步控制了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产业链环节。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进而失去土地,被迫做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农业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城市;随着韩战结束,冷战趋缓,城市就业岗位的需求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

  李昌平总结说,在菲律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即“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13]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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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3)

  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再造被保留

  李尚勇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的论断有失偏颇

  在欧美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成为主流,而小农的灭亡及其悲惨命运好像也被锁定了。

  马克思认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14]

  恩格斯据此将小农看成是“过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他认为,“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换句话说,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15]“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16]

  列宁亦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变成大经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17]

  基于上述理论,理论界普遍认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小农是一个易于分化而不稳定的阶层,小农经济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式,其结果必然是走向灭亡。

  然而,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现实模式却对小农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安排。总起来说,这些国家的小农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各国的农业现代化再造并保留下来。

  历史资料显示,各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在1950~1970年代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虽然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和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是各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趋势,但是,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没有出现经典作家设想的全面土地规模经营的情况。相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前后,它们的中小农场(农户)在农场(农户)总数中仍然占绝对多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面积不大的家庭农场(农户)。

  美国的农场规模最大,大农场最多。在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前夕的1900年,它的占地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只有5万多个,仅占农场总数的0.8%,其土地面积只占农场土地总面积的19%;[18]到实现农业高度现代化的1974年,它的大农场(平均占地1814英亩、年销售额28.6万美元)的数量也只有15.3万个,只占农场总数的6.7%,其土地面积也只占农场土地总面积的27.2%。[19]同一时期,中小农场仍然是美国农场的大多数,其中,基本上自耕和完全自耕(只雇季节工或者不雇工)的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70%,而农场的兼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比例高达59.4%。[20]

  与美国农场动辄几百英亩耕地不同,法国、前西德和日本基本上是在小农遍地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中小农户的比重仍然高达88.2%,其中,小私有制农场占80%左右。[21]前西德人均耕地只有2.4亩,占地10公顷以下的小型农场在半数以上,占地30公顷以下的中小农场则以89%的比例处于绝对优势。[22]日本农户的平均耕地仅有1.1公顷,小农户不到半公顷,大农户也不过4~5公顷,只在北海道才有耕地在20公顷以上的大农户,[23]而占地1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占比高达69.9%[24]。

  1980年代,意大利占地不超过1公顷的农场有31.8%,5公顷以下的农场约占76%,5~20公顷的农场为18.8%,20公顷以上的农场仅有5.2%。[25]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几十年后的1997年,意大利全国农场的平均规模也只有6.4公顷。[26]

  此外,荷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是在“小农遍天下”的情况下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典范。其中,荷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更高。

  荷兰的农产品出口世界第一,土地生产率世界第一,农业设施世界一流。但是,荷兰的土地资源却非常紧缺,2000年它的人均耕地只有0.058公顷(0.87亩)。在荷兰实现农业现代化近20年后的1975年,在马铃薯种植农场中,占地1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占比为54.3%,占地10公顷以下的中小农场占比高达89.0%;在肉猪生产农场,养猪100头以下的小农场占比为63.3%;在肉鸡生产农场,养鸡2.5万只以下的小农场占比为81.0%;在温室蔬菜和温室花卉生产农场,占地2公顷以下的占99%,其中,占地0.5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分别占60.5%和72.6%。荷兰农业的基础也是家庭农场,没有雇工或极少雇工,即使按平均数计算,每个农场也只有2个家庭劳动力,再外雇0.89个劳动力。[27]

  此后25年,荷兰的农场总数有了大幅度减少,农场规模有所扩大,但1997年农场的平均规模也仅有18.6公顷。2000年,荷兰的大型农场占总数的12%(以温室园艺业和蘑菇业农场为主);中型农场占50%(其中奶牛业农场占70%);小型农场占38%。荷兰农业的这种进步,是在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推进。这与中国现阶段许多地方盲目追求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完全不同。

  2、小农经济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再造

  其实,依经济条件不同,小农和小农经济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家庭经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自给自足满足自己消费为生产目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亦从事家庭经营,且一般采取兼业经营形式,但主要为市场生产农产品。

  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型小农经济。新型小农经济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亦从事家庭经营,主要为市场生产农产品,在人均土地偏少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采取兼业经营形式(这以日本最为典型,1988年日本兼业农户比例高达85.7%[28])。与前两类小农经济相比,新型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这些国家的所有家庭农场或农户都加入农民合作社,而农民合作社则在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下,通过统一经营活动(如统一采购、统一销售或加工销售,但不统一生产),将小农经济的家庭经营提升到了农业产业化的水平。[29]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这些中小农户虽然本质上还是小农经济,但是,由中小农户组织的农民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化、社会化和产业化。这种经济形式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农民合作社保留了中小农户的家庭经营自主权,农户仍然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合作社的生产和技术要求生产农产品。而农民合作社则通过一系列统一经营活动,“拿”回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大部分利润,并通过“二次返利”和提供服务等形式,将经营利润悉数返还农户,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广大中小农户的收入水平。

  可见,“发达国家并没有走消灭中小农户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相反,它们“肯定众多中小家庭农场在农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小农业进行‘生产社会化改造’,使之与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化大市场相适应”[30]。其具体做法是,政府在肯定家庭经营合理性并保持小农独立性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社,并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实现对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形式的改造。它的主要特点是,小农户的土地产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是私人性的,土地仍然采取家庭经营形式,但此时的家庭经营却是有组织的,整个农业生产已经产业化、社会化了,经营管理也已经企业化,中间桥梁是农民合作社,与之配套的是政府的农业政策支持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此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即“土地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31]

  对于那些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们更多地是采取抑制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政策。例如,战后的日本,通过立法限止土地兼并和集中,甚至还“消灭了许多较大的农场,建立了大量小农场”。[32]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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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4-1)

  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1)

  李尚勇

  【导读】中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更多的是代表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及其利益集团急切向农业领域扩张的愿望。

  1、通过土地规模经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有严重问题

  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很少(2009年中国农村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仅有2.26亩∕人,许多土地更少的地方人均仅有几分地)[33],如果单纯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立竿见影,再加上前述欧美国家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完美市场逻辑,中国主流经济学认定减少农业劳动力,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是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方法。多年以前,笔者也曾经被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迷惑,也错误地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极大地减少农民”。

  主张“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人说:“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1亩或者10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34]

  上述理论的错误在于:(1)那些提炼“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完美市场逻辑”的理论家们只看见(或者故意只看见)农业土地关系变化的一个方面,即土地兼并和集中,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大量小农并没有在土地兼并和集中过程中消失。[35]在极左思维主导下编撰的世界经济史中,学者们往往遵循“土地兼并集中—土地规模经营—形成并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公式去组织历史材料,进而论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仔细分析他们提供的历史数据就会发现,除少数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英国等)以外,他们提供的土地规模经营的比例都不大,从他们的数据反推,就会得出“小农数量庞大”的结论。在许多国家,例如欧盟几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即使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几乎还是“小农遍天下”。

  (2)毫无疑问,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必然与土地集中、土地规模经营相联系。根据国际经验,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除了土地规模经营这条虽然经济但社会弊端很大的道路以外,还有通过农民合作社将小农经济纳入产业化轨道一条路。如今,已经或者大体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大面积成功经验表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并不需要以消灭小农为条件,相反,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在小农数量众多、有些国家甚至是在小农遍天下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36]

  (3)“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完美市场逻辑”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城市化进程会同步消化和吸收因土地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而形成的“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个理论前提从来就不成立,或者说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国土地兼并和集中形成的“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从来就不曾被各自的城市化进程所消化,他们或者被城市经济“边缘化”,陷入困境,沦为贫困人口,或者被自己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转移到边远地区,甚至被转移到本土以外的殖民地。二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瓦解,各国人口膨胀,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后一条路被完全堵死,大量“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只有涌向城市求生存一条路。

  因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没有可能大规模向外部转移过剩人口的情况下,人为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只能迫使“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放弃低成本生活方式和低成本发展方式,涌向城市求生存,由于主客观因素限止,大多数失地农民很难真正溶入城市经济,其结果只有被城市经济“边缘化”并陷入贫困这一种结局。

  自称“走遍了亚非拉,走遍了发展中国家”的三农专家温铁军曾撰文指出,那些按照西方理论逻辑践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国家,“无一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农村贫困地区游击战,城市贫民窟黑帮泛滥,甚至走向恐怖主义”。其中,印度“有1/3农民没有土地”,“出现了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墨西哥有“长达10年的农民游击队”;巴西“有全国性的饥饿和大规模的‘无地农民运动’,而且每个大城市都有几个百万人集聚的大型贫民窟!”[37]

  (4)从本质上说,企图通过土地规模经营解决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延续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继续走牺牲三农利益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这与中国在经济发展第三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1970年代,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对早期重工轻农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他们依据发展中国家战后二、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总结说,“早期有一种简单的看法: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将急剧减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每一单位土地应在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吸收或保留更多的劳动力,以减小乡—城人口流动的推出(push out)力量,从而减轻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的压力。”[38]

  2、中国土地规模经营正在快速推进

  目前,中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事实上正在推进之中,有些地方甚至在快速推进。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形类型:(1)农民承包土地易主。这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诸如整理土地、集中居住、置换身份和土地换社保之类的办法,诱导或强迫农民放弃土地。

  (2)非农产业资本(包括大量外资)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倡导或配合下,通过所谓“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土地入股和假合作社等形式,大规模租种农民土地,将农民从土地“剥离”。

  (3)在农村内部出现了两种性质的土地集中,一种是农民内部的土地流转,即土地往农业经营大户集中,这里事实上有自愿和被迫两种情况,但是外人很难区分;另一种是农村基层官员(包括村官)和农村地方势力巧取豪夺,侵占农民的承包土地。“酷6网”一段由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广东省东源县一村主任强占村民水田受阻,带人砸了村民的家。[39]

  非常明显,非农产业资本在中国非农领域的扩张已经基本完成,尔后,当农业已经具备投资价值或农业利润能够被接受时,非农产业资本就会“以气宇轩昂的状态”进入农业领域,蚕食农业资源,以攫取更多利润。这与那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近现代历史非常类似。因此,在本质上,中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更多的是代表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及其利益集团急切向农业领域扩张的愿望。

  正是在这种愿望驱使下,地方政府和非农产业资本盯上了农民的两样东西,一是承包地,一是宅基地。早先,他们更多地是先蚕食承包地,再转向宅基地;后来,更多的地方政府先向宅基地下手(如“集中居住”),先让农户耕种不便,再伺机向其承包地下手;如今,更多的地方政府同时向承包地和宅基地下手。

  虽然,社会经济的进步(最先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会自然推进农业的适度土地集中和适度合理土地规模经营,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低级别地方政府推进的以“GDP至上”为核心的非理性城市化、城镇化和以农业企业为主的农业产业化,已将太多的农民逼向了绝境。正因为如此,人们已经很难严格区分并界定,哪些是因为经济进步而带来的社会公正所能够容忍的合理土地集中,哪些是地方权贵、贪婪资本和农村地方势力对农民土地的巧取豪夺。

  (多年以前,笔者只要有机会面向农民和村官讲课,就会告诉他们,千万保住自己的土地,谁来也别卖。

  最近读到温铁军的新书《告别百年激进》,发现他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各地演讲时,也会提醒:“在座如果有谁家还是农村的,请千万告诉家乡父老,无论谁来要你家那块地,别给!”。[40])

  3、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土地流转的做法令人担忧

  按照决策层最初设置的制度框架,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原则上由农民“自主自愿”在村社内部进行(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41],后来,出于有限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考虑,政策逐步放宽,并逐渐演变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进行。地方政府显然不满意承包土地的自发流转,不满意土地流转仅限于村社内部进行,也不满意由农民主导的土地流转规模,甚至也对过于严苛的土地用途管理持有异议,而极富弹性的“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于是有地方政府试着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当这些“擦边球”并没有招致批评或者任何严重后果,反而受到鼓励或默许以后,更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效仿。

  目前更进一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倾向于由政府自己直接充当土地流转主体。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政策资源,快速推进土地流转,并强调“整体推进、集中成片、规模打造”,强调流转的经济效益,甚至直接以农民市民化作为配套。

  在具体操作上,一般由地方政府出资组建的国有公司充当土地流转“自营商”,先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诱导、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民向其流转土地,然后再以农业招商形式将土地转包出去。当然,地方政府通常对增加建设用地更感兴趣,因此,对于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来说,做土地流转文章是为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只是这篇文章的副产品而已(对于土地的有效利用而言,这种情况很恶劣,因为,这往往意味着粗放式使用农用土地)。为此,土地流转必然要指向农民的宅基地,且必然要求承包土地流转捆绑宅基地整理、集中或置换,甚至出现了“双放弃”之类的置换农民身份的地方政策。

  分散居住的农民把宅基地置换并上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将其恢复为耕地,这样农村的耕地就多出来了。在国家对地方耕地面积总量控制、总量平衡的政策下,地方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周边或者拟建工业区置换出同样面积的耕地用于城市房地产开发或者工商业建设。

  “据我们的调研,试点地实际上是将宅基地置换成本、土地流转两种成本和工商用地开发、土地流转两种收入混在一起核算,资金来源都是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实际依靠承包地流转后农业招商的收入,即使一步到位,也远不能实现资金平衡”;“调研中得知,实际上政府公司存在30~50%的资金缺口,平衡资金缺口的希望被寄托在变相改变流出土地(的)农业用途上”,即将农业用地合法或准合法转变为工商业和房地产建设用地,例如“以搞观光农业为名开发旅游,以搞设施农业为名开发房地产”。[42]

  试点地有关官员说得更直白:“只要不改变土地的用途,没有将土地水泥化,或采取其他方式的固化,使得农地无法恢复,以租代征的方式进行农地的流转就不能算是违规”。[43]

  为了达到土地大规模集中成片长期流转和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目的,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一些经济手段甚至“超经济手段”,例如在农业政策、土地流转补偿、转移就业、城镇入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强有力地影响农民的土地流转机会成本,诱导甚至变相强迫农民就范。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沿用一些传统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强力影响农业土地流转。例如,有些地方政府给基层下达土地流转任务。笔者手中的资料显示,一些农业区县给下属所有乡镇都下达了土地流转任务,这些任务一般为每年几百上千亩,多的有几千亩。

  青岛市政府的有关文件显示,青岛市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全市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总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30%以上。”[44]

  再如,河南省许昌某县级市出台财政政策强力支持农业土地流转。其文件规定,从2010年起,对流转土地进行集中连片规模经营面积达到200亩及以上,流转期限在5年及以上,租金在800~1200元·年∕亩之间,纯粮食生产经营的,按每亩200元给予农业业主一次性补贴,从事种植业相关产业的(林业除外),按每亩给予业主100元的补贴,同时给予村委会一次性每亩50元的补助;对新增面积1000亩以上、租期在5年以上并符合前款条件的土地流转项目,对农业业主的补贴标准提高到每年200元∕亩,并且第一、第五年再增加100元∕亩;对整村或整组所有土地全部流转的,承包期前5年,按照流转出的土地面积,对整村或整组村民给予一定补助。[45]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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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4-2)

  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2)

  李尚勇

  2010年,有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所谓“三个置换”的政策,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区保障,以分散的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并宣称可以由此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民身份。

  此前,2008年12月,重庆率先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国土资源报》的“点题”很精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为户籍改革中农村居民转户进城退出农村土地开辟了价值实现的新渠道”。[46]该交易所试图“通过市场化流转,盘活农村存量土地,通过城乡统筹为城市发展寻求更大突破”,这暗含隐忧,因为其“市场化流转”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

  在中改院2011年面向专家学者的一份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调查问卷的分析报告中,关于“土地换社保”的调查问卷结果是:专家们认为,“土地换社保”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容易诱发社会矛盾。44.8%的专家对部分地区推行的“土地换社保”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不能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此外,55.6%的专家指出“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会诱发地方政府谋求农民土地的利益动机。对一些地方“三个置换”的做法,40.1%的专家赞同;54.1%的专家持谨慎态度,其中27.6%的专家明确表示反对。

  那些质疑“土地换社保”的专家认为,所谓“土地换社保”,“既是政府卸责与城乡二元制度的表现,也是地方政府误导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诱因,而且从各地的实践看,土地换来的保障并未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社会潜在矛盾增大”。[47]

  5、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土地流转风险分析

  (1)土地规模经营中的“劳动力剥离效应” 

  毫无疑问,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会大量剥离农业劳动力,但剥离效应究竟有多大,即到底有多大比例农业劳动力会被剥离呢?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却可以通过一些个案实证分析作一个大概了解。

  “表1”为成都“汤营模式”土地规模经营的“劳动力剥离效应”。

  2005年,成都市邛崃羊安镇汤营村506户农户以约1000亩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成立邛崃市汤营农业有限公司,每亩地每年有800斤黄谷作保底收入;入股农户可以自行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农业公司务工,务工工资每天20元;农业公司当年经营利润的一半用于分红,另一半留作发展资金。这就是所谓成都“汤营模式”。

  全村入股农户506户,按每户平均3.5人、15~64岁劳动人口比例71%计算[48],全村入股农户劳动力总数约1257人。[49]

  笔者在四川农村考察时了解到,在半机械化条件下,100亩土地常年大约需要5、6人耕种,农忙季节临时增加10多人。综合计算,100亩耕地常年需要农业劳动力约7、8人。农业公司规模经营一般种植粮食,搞果园或者果园+旅游;规模种植蔬菜所需要的劳动力依蔬菜品种不同而增加几倍不等,但通常耕种规模都不太大。因此,在半机械化条件下,考虑到种植品种的不同,1000亩耕地所能吸纳的农业劳动力大约在80~150人左右。若提高机械化耕作水平(这是农地规模经营的方向),那农地规模经营所能吸纳的农业劳动力还会大幅度减少。例如,在欧美国家,这个规模的农场均采取“家庭经营、少量季节性雇工”的模式。

  按以上情况计算,该农业公司规模经营“剥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大约为88.1%~93.6%。(见表1)

 

  在媒体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新闻报道中有一种非常有害的错误倾向,且已经形成“报道公式”,即它们往往片面渲染农业公司化规模经营的成效,如农户不用种地就可以得到多少收入(地租),在家门口种田就挣几许工资,公司解决了多少农民就近就业,公司规模多大多大,等等;相反,却将失地农民承受的众多风险“凉”在一边,绝口不提这些规模经营剥离了多少农业劳动力,从而将他们置于怎样的难以预料的就业和生存风险之中。

  其实,只要对他们报道的有关数据稍作分析,很容易看出农业公司规模经营只是对公司有利,对农户很难说真正有多少好处。比如,在上例成都“汤营模式”中,每户农户约有2亩地,每年地租收入约1200元(800斤黄谷约值600元),每年分红约200元;虽然表面上可以在公司打工每天挣20元,但除了农忙季节,所有失地农户一年能在公司打几天工?这些收入加总后,能够维持一家3、4口人的基本生活吗?显然,被“剥离”出来的八成以上农业劳动力必须外出打工才能维持生计。

  另外,对于农户来说,“股田制”这类经营形式隐含着很大风险。因为这是市场资本化做法,如果农业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相当多的农户也将被迫用自己的承包土地承担经营风险,并因此而最终失去自己入股的承包土地。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有潜在风险。因为普通农户在土地入股前并不知道或者没有被告之会有失去承包地的风险,所以,当出现市场风险时,农户往往会把自己的怨气洒向当初忽悠自己的地方基层政府。

  (2)“土地换社保”及其潜在风险 

  2006年3月,成都市温江区正式启动并实施“双放弃”试点。所谓双放弃是指农民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换为城镇户口,优惠购买政府在城区集中修建的安置房,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即像城镇职工一样缴费参加社保。

  “表2”和“表3”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报道所提供的资料[50]制作。

  “表2”为一郭姓失地农户的“双放弃”相关资料。

  郭家4口人,有4亩多承包地,8分宅基地。其“双放弃”后的收入为:(1)承包地补偿不超过12万,宅基地近1万元,土地补偿总额不超过13万。(2)政府承诺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优惠,5年共计3840元。

  郭家转换为城镇户口的花费为:(1)按标准(人均35平方米)购买定向安置房1套(140平方米),费用4.9万元。(2)1位60岁老人缴费9100元参加社保。

  郭家转换为城镇户口所得到的利益为:(1)有一套140平方米安置房(该房产权问题不详);(2)5年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优惠共计3840元;(3)1位60岁老人每月可领210元养老金;(4)另外3名失地农民有缴费参加城镇社保的资格;(5)全家有7.2万元生存和发展资金(但需要扣除社保缴费),人均仅2.4万元。(见表2)

 

  但是,除可以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外,郭家其余3人的生活需要自谋出路,这必然要求3人承受潜在的失业风险。当然,这也是政府的风险、社会的风险。

  “表3”为成都温江“双放弃”试点中政府成本收益和劳动力剥离情况。

  温江首次试点有农户1180户、农民3894人参与,他们放弃承包耕地近3700亩、宅基地1000多亩。政府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约150亩,这里按人均35平方米的基础安置标准、7层楼房(实际是电梯公寓楼层更高)、街道和房屋间隔面积为建房面积4倍计算。

  政府最后得到宅基地约900亩。按现行政策规定,“整理土地”得到的宅基地可以直接置换为城郊的建设用地,因此,政府可以将900亩宅基地置换的土地按市场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和其它工商企业。按2007年的平均价格计算,该卖地收入为13.5亿元,扣除政府试点先期投入资金(包括土地补偿费用和各项安置费用等)4.7亿元(人均12万),政府规范操作的卖地净收益为8.8亿元。(实际上,这里卖地的操作空间很大,“通过政府的一系列运作”,总可以在更高的价位上卖掉更多的土地。)

  此外,政府手里还有农用耕地约3700亩,政府将其出租给各类农业公司,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中国2006年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为72%[51],按此计算,温江首次试点有农业劳动力2803(3894×72%)人。由于土地规模经营能够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大约为6.4%~11.9%(见表1),所以,大约有2470~2624名失地农业劳动力被土地规模经营所“剥离”。(见表3)

 

  成都上述“土地换社保”的做法,很快被众多地方政府模仿,而规模最大的可能是重庆的“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此外,还有南京等地的“三个置换”之类的做法,当然,也有更加急功近利的低级别地方政府的类似做法。在中国农民承包土地产权不清不楚的条件下,只要地方强权盯上了小农的土地,它总会有办法迫使他们放弃土地产权,离开自己的土地。

  然而,“土地换社保”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潜在风险巨大:

  第一,政府的隐形支出巨大。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在推行“土地换社保”以后并不轻松。问题在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失业救济、社保等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在以后若干年内逐步解决、兑现。(政府有关部门深知这一点。所以,它们要求对一些高风险失地农民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要“单独管理”。[52])这等于是“当前”地方政府现在赚一笔钱花之后,将大量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和养老问题留给“未来”政府去解决。

  第二,“土地换社保”剥离出来的大量农业劳动力(约占八、九成)必须自谋出路,被迫加入庞大的城市就业大军。这些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他们虽然在种植业是骨干劳动力,但在城市经济中,他们并没有工作经验和技能,而且年龄偏大,其中一些人也许根本就无法找到工作。由于缺乏就业和创业能力,一些失地农民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未来生活极不稳定。当他们吃完那点微薄的土地补偿金(在“表2”个案中人均约2万元)而生活无着后,必定会找地方政府的麻烦。

  第三,从根本上说,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缺乏保障,因而并不稳定。因为,城市经济本身的波动会引起就业波动,而没有城市根基的失地农民显然是最缺乏失业承受力的人群。眼下,中国经济在强劲发展30年以后已经初显疲态,宏观经济增长的下行拐点已经基本确立,未来城市就业形势会愈发严峻,大量农民工被“挤”出城市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第四,失地农民按规定数额“一次性缴费”参加社保的做法暗藏着风险。以海南为例:

  2013年,海南公布并实施《海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该办法规定,满足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即失地50%及以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用,“由政府全额提供一次性缴费补贴”,政府缴费补贴纳入征地成本。该缴费补贴标准为:“被征地农村家庭享受缴费补贴对象的人均被征收农用地亩数(上限4亩)×征地当期当地农村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80个月×50%”。(“180个月”满足所谓“参保15年”的要求。)

  记者以三亚一户农民家庭为例计算:该农户有3人在16周岁以上,被征收农用地18亩,人均失地6亩,按人均上限4亩计算,由政府提供的一次性参保缴费补贴为:4亩×320(元)×180(月)×50%=11.52万元/人。按照上述标准“参保”,该农户失地农民(已到退休年龄)当年在三亚领取养老金每月830元/人。[53]

  失地农民按照地方政府规定的数额“一次性缴费”参加社保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各地养老保险统筹的情况不同,各地“一次性缴费”的数额也有所不同。但社保“风险大”是共同特征。

  以上述海南个案为例:失地农民“参保”一次性缴费11.52万元/人,每月领830元/人。若该笔养老基金的利息按2%计算,年养老金按2%增长以抵消通胀,则该笔养老基金只能维持11年,随后9年,该失地农民的养老金缺口累计超过11万元。

  以“表2”个案为例:失地农民“参保”一次性缴费0.91万元/人,每月领210元/人。若该笔养老基金的利息按2%计算,且年养老金按2%增长,则该笔养老基金只能维持3年,随后4年,该失地农民的养老金缺口累计超过当初的“一次性缴费参保”数额。

  前几年,笔者所在小区门卫便是一失地农民,他“一次性缴费”51480元“参保”,每月领910元养老金。若他养老基金的利息按2%计算,且年养老金按2%增长,则他的养老基金只能维持4年,随后5年,他的养老金缺口累计超过当初“一次性缴费参保”数额。

  显然,这是“当前”地方政府将社保风险转嫁给“未来”地方政府。尽管有地方政府意识到这里的“高风险”,并要求对失地农民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单独管理”,但这除了为将来削减失地农民养老待遇留下伏笔外,对于化解危机、化解矛盾完全于事无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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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5)

  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李尚勇

  地方政府热衷于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以外,还因为理论上、观念上对土地规模经营存在诸多错误见解。

  1、错误地认为土地规模经营会增加农产品供给 

  其实,中外农业经济学家早已证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增加土地产出率,相反,重视精耕细作的小块土地上的单产水平往往比大农场大面积耕种的要高。世界银行专家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数据表明,“小农场的生产率(指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高于大农场”,“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每公顷单产呈反比”。例如,在肯尼亚,“农场规模减小10%,产量要增加7%,劳动力用量也增加8%”;“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例如,有学者分析796个普通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户土地经营的规模对土地产出率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山东农业大学1995年对山东358个农户的调查结论也是如此。有学者得出的结论与国外数据类似,“规模经营农户的单产比小农的单产低15%”。[54]

  学者刘凤芹提供的计量分析数据显示,“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大于1表示规模经济为正,小于1表示规模经济为负),晚籼稻为0.967,冬小麦为1.107、早籼稻为0.985、薯类为0.904”。她的研究表明,“增加农户的经营规模不一定能够带来更多的食物增产”。她的研究结论是,“大规模土地经营与小规模家庭农户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可察觉到的全要素节约优势和单位产量优势”,“所以单纯从粮食产量考虑推进大规模土地经营的政策是不足取的”。[55]

  现有国外文献对中国农地经营规模效果的研究资料显示,中国江西、江苏、吉林、河南和河北等地各项农业投入要素系数之和为1.045(1987和1988年调查数据),即规模报酬基本不变;吉林、山东、江西、四川和广东等地粮食生产总的规模报酬系数为1.026(1994年调查数据);其它研究者的数据“也不能拒绝中国农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56]

  2、错误地认为土地规模经营会提高农户收入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由于更加重视精耕细作,所以小农场的单位土地收入水平比大农场要多很多。例如,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农场的单位土地收入“比规模在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在巴西,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的单位土地纯收入“比规模在1~10公顷的农场高出几乎2倍,比规模在20~2000公顷的农场则高30倍”。[57]

  法国1970年的数据显示,不同规模类型农场的每公顷平均产值依次降低:“5~10公顷农场2538(法郎,下同),10~20公顷农场2183,20~50公顷农场1920,50公顷以上农场1637。在这四种规模的农场中,规模每上一个梯级,土地生产率就要下降14%左右,以致50公顷以上农场的单位面积产值仅及5~10公顷农场的64%,不足2/3”。从不同规模耕地对全国农业总产值的贡献来看,“1970年,法国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使用了35.2%的耕地,只提供了26.2%的农业总产值;而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仅使用了9.5%的耕地,却提供了20.6%的农业总产值”。[58]可见,同样1%的耕地,小农场提供的农业总产值是大农场的2.9倍。

  笔者的经验支持上述数据。笔者少年时代曾居住于一西南小镇,那里人均土地在0.5亩上下。“土地承包制”以后,当地农民对自己承包地的精耕细作做到了极至。再加上当地气候条件好(年均日照1470多小时),该镇小麦和水稻高产全国闻名。后来,该镇农户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其单位土地收入水平远高于其它地区。

  1983年全国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当年,笔者的顶头上司回家收稻谷,应笔者要求,他专门划了1亩田测算产量,其结果是,当场收割过秤,湿谷超过1500公斤,折算成黄谷(干谷)1200公斤/亩。其实,早在1970年代,当地小麦亩产便高达400~500公斤/亩[59],而年均粮食亩产一般都能够达到甚至超过1500公斤/亩(当地小春种小麦,大春种水稻)。据说,当年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当副总理,不相信当地小麦产量过千斤,曾派人私访求证,并最终确认。

  当然,如果极少数农户大规模扩大土地耕种面积,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是以剥离大量农业劳动力为代价。刘凤芹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东三省粮食种植农户中,种10~50亩地的家庭净收入为0.8~1.5万元,种400亩地的家庭净收入为10万元。[60]这就是说,要将1户种粮农户的家庭净收入提高到10万元水平(对于4口之家这也只是小康水平),需要将7~39户种粮农户(约28~156人)“剥离”或“挤出”种植业。而实际上,这些土地提供给这些被强力“剥离”或“挤出”种植业的农户的福祉,远胜于自谋出路的“待遇”。更何况,如果采取正确的“三农政策”,他们是可以步入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

  3、错误地认为农业经济进步主要表现为土地规模经营 

  实际上,农业经济进步有两种典型表现,一是土地规模经营,用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一是维持小块土地家庭经营,用生化技术替代土地,节约土地和劳动力,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劳动力紧缺,但土地富裕、资本充足,在理论上,劳动力稀缺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可以通过机械技术的进步加以解决,也就是通过农业机械化、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即提高单位劳动力耕作土地的数量(但它不能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事实上,正是一次次劳动力要素价格相对于农业机械要素价格的上涨,也包括因为技术进步导致农业机械要素价格相对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下降,推动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导致土地规模经营扩张。据此,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以及多数发达国家“农场规模的提高并不是政府政策和行政手段的结果,而是农民(农场主)顺应市场信息而逐渐实现的”;“农场规模的扩大,是因为有种田积极性的种田能手从已经迁居城市或年老无力的农民或农民子弟手中购入或租入了新的田产”。[61]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是有规模效益,只不过这种规模效益不是增加土地产出率,提高单位产量,而是降低单位成本。在法国,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要比小农场低10%~30%。这种规模效益主要来源于活劳动的节约,是资本取代劳动、机械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正是降低单位成本的规模效益,推动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不过,在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扩大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初期,虽然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单位产量降低。在那些土地富裕的国家(如美国),一般是通过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去补偿土地产出率的下降,从而稳定农产品(如粮食)总量。[62]后来,随着技术进步,才有了进一步的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和一系列生化技术的应用。

  农业经济进步的第二种典型表现是在维持小块土地家庭经营的条件下,用生化技术替代土地,其典型代表是日本、韩国、荷兰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于是,政府限制土地规模经营,转而支持并推广生化技术以节约土地提高产量,支持小农户对小块土地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实行集约化经营[63],采取绿色有机的现代耕作方式,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和单位收入,并由此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64]。后来,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它们才有节制地支持节约劳动力的一些生化技术(如除草剂),同时,也有节制地适度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后者如1980年代以后的荷兰。

  笔者14年前的观点[65]与今天刘凤芹的观点完全相同,她说,“那种认为只有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才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的观点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也是错误的”。[66]

  4、错误地认为小块土地经营排斥农业机械化 

  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小块土地经营并不排斥农业机械化。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大型机械可以由小型机械替代,从而缓解决定规模效应的所谓“投入物不可分性”[67];另一方面,农业机械的可租赁性使小农户机械化作业成为可能。这些年,每到麦收季节,大批小型轮式麦收机都会奔驰并穿梭于大江南北的各类公路上,成为展示中国推进农业机械化丰硕成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刘凤芹的研究证明,“土地的不同权属导致的土地分割并没有阻碍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因为耕地的不同所属或不同家庭的小块土地经营而受到影响”,“大量的小农户及其小规模土地经营的存在,并没有妨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她认为,由于农业机械可租赁和劳动力可兼业,“小规模的土地经营与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在要素(指农业机械)效率利用上没有明显差别”。大小农户权衡是使用农业机械还是使用人力畜力,“取决于二者的边际成本而不是取决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多寡”。“如果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那么劳动力市场价格就高,农业机械的使用就会增加;如果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变,而农业机械价格相对下降,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会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依然会提高。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是土地规模经营的结果而是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的结果”。

  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很快,位于松辽平原的黑龙江农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居于最高水平,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美国、加拿大的标准。而“东北三省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并没有像它的地域优势那样明显,在全国仅处于中上游水平”。[68]

  其实,真正妨碍农业机械化推广的是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这导致农业劳动力不愿意离开土地,并直接限制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二是地形地势的限制,如地势过于崎岖不平的山区农村;三是农业机械技术不成熟、不适宜,影响了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

  5、错误地认为小块土地经营排斥农业产业化 

  实际上,那些至今仍然小农遍天下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日本、韩国等国都是在小块土地家庭经营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产业化[69],并在此基础上走向了农业现代化。它们的成功经验不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去推动农业产业化,而是通过保留并保护土地家庭经营、帮助小农建立农民合作社、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引导小农走向农业产业化。[70]

  另一方面,那种认为“化肥化、杀虫剂化、除草剂化”(土地规模越大越需要依赖这“三化”)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的观点也值得商榷。适量使用化肥,有节制地使用农药,对种植业提高产量有利,但极端化的“三化”农业肯定不可持续。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要恢复地力,必须采用生态循环农业的办法,让有机质还田,在源头停止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农膜使用”;从根本上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并采取精耕细作农耕方式”。[71]世界“石油农业”、“化学农业”之路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国家甚至有些“走火入魔”。比如,那些通过土地大规模经营,越来越多地利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植物,并大量出口国外的国家。

  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不可能摆脱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严重不足的困境,小农经济、小块土地经营、土地家庭经营,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农业的主流,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只能走日本、韩国、荷兰和中国台湾的道路,那就是限制土地规模经营,在土地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有节制地推广生化技术以节约土地提高产量,通过精耕细作来保持地力并吸纳农业劳动力,通过“农民合作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途径,引导广大农户走上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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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6)

  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李尚勇

  本文的政策建议有两条,一是限制非市场化的土地集中,二是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主要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也包括农业自身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农业劳动力会逐步自然减少,或者逐步自然转移到非农产业,与此相应,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也会经历一个自然逐步提高的过程。正因为看到或预见到了这个自然过程,所以决策层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适度规模经营”的指导性意见。(决策层第一次明确提出“适度规模经营”是在1987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自从决策层有了“适度规模经营”的提法以后,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就被不同利益和观点的人反复引用,不过,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自说自话。一般地说,我们通常见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直接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意义上使用,即“适度”只不过是幌子而已,重要的是要有“规模”。这在代表土地规模经营既得利益的语境中很常见,例如“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主张里就有。二是相关研究者在经济技术规范下使用,他们往往论证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怎样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才是“适度”的,而且不同的经济技术条件总有不同的“适度规模”水平。[72]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很少有关于适度规模经营的研究[73],因为人家的土地规模经营更多的是由农业机械要素价格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相对运动所推动,这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过程和市场博弈过程,而更少有政府政策和行政手段的推动,所以几乎不需要“经济研究”去为政府进行“指导”,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府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合理性。

  国内情况完全相反。决策层提出适度规模经营概念,强调的就是“适度”,并期望以此约束地方政府五花八门的圈地行为;地方政府则遵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想尽办法突破既有政策限制,以谋取更多的土地和土地利益。这种上下博弈,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于是,大量关于如何衡量和确定土地规模经营“适度”的研究成果随之产生。

  不过,与地方政府的“热情”和研究者的“短见”不同,由农户自主自愿自发推动的土地规模经营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那里更多地体现了尊重自然、尊重市场的特征,表现出不急不躁的特点。刘凤芹对此有非常准确的描述,她说,“(由)农民承包地的市场化流转导致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虽然土地流转现象大量存在”;“其本质性的原因并不是人均土地面积少或流转土地不连片,而是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大”;“农民惜地,劳动力转移困难才是根本”。[74]

  出于尊重规律、尊重市场,以及遏制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的觊觎,保护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局,笔者主张在第三种意义上、即经济进步和福利提升的意义上使用适度规模经营概念。所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福利水平“帕累托提升”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推进、农户真正自主自愿选择的土地流转和集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提升。

  至少,决策层关于适度规模经营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含了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这一前提条件。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研究者也表示肯定。例如,美国学者普罗斯特曼等人认为,“尽管中国中央和省级的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总是强调,只有在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地方,规模经营方才合适,但是这些标准在地方推行规模经营的热情中有时被牺牲掉了”。[75]

  这里所说的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是指在社会经济进步的基础上,在正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由市场配置、有就业保障、并且能够真正溶入城市经济生活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显然,如此性质的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不仅能够提升农转非劳动力的福利水平,而且也会提升整个农民阶层的福利水平。

  与此相对,农业劳动力的无效转移说的是为了某种短期的政治、行政或经济目的而人为制造出临时短暂甚至虚假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或者干脆用低成本“养人”的办法,如提供城市“低保”,临时“消化”农业劳动力。地方政府实施的“土地换社保”之类的“农转非”大量存在农业劳动力的无效转移,给未来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大隐患。

  因此,在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提升,是界定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是否“适度”的现实和科学的标准。

  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提升,任何按经济技术标准评价再有利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都是“不适度”的。

  反之,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么,在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条件下(包括农村经济体制和土地关系没有理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权力不受制约、等等),任何人为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出台,其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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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1)、(2)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1]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2]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 2016年4月,P14、P28。

  [3]经理日报: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专题策划”,《经理日报》,2012年2月9日,第2、3、4版。

  [4]记者朱以师:《千军万马务农来》,《新世纪》,2011年第47期,2011年12月5日出版。

  [5]美国联邦政府将其领土扩张过程中得到的所有土地宣布为国有土地,并将其中大部分土地出售给移民垦殖。最初以大块土地(最低640英亩一块,每英亩售价1、2美元)的方式出售,小农无力购买,后来小农通过自行占地行动,迫使政府逐步划小地块出售(最小40英亩,售价1.25美元)。1862年,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将西部国有土地无偿分配给成年公民。此外,独立战争初期,联邦政府还通过赠予方式将小块土地无偿分给军人。

  [6]王珏:《世界经济通史》(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68~76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01页。

  [8]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2版,第66页。

  [9]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2版,第171页。

  [10]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11]韩俊等:《巴西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问题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

  [12]杨卫民、祁可前:《马科斯独裁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1972~1986)》,《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

  [13]李昌平:《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第87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910、916页。

  [15]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8~369页。

  [16]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页。

  [17]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18]王珏:《世界经济通史》(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76页。

  [19]世界经济编写组:《世界经济》(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20]郭吴新等:《世界经济》(第1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页。

  [21]世界经济编写组:《世界经济》(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256页。

  [22]世界经济编写组:《世界经济》(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23]世界经济编写组:《世界经济》(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24]日本总务厅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2001年,转引自国家统计局的《国际统计数据》(2001)。

  [25]赵红印:《意大利农业结构的变化》,《全球科技经济瞭望》,1990年第1期。

  [26]厉为民:《荷兰的农业奇迹》,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5页。

  [27]厉为民:《荷兰的农业奇迹》,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13、25、24、40、41、33~35页。

  [28]厉为民:《荷兰的农业奇迹》,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09页。

  [29]李尚勇:《农民合作的制度逻辑》,《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7期。

  [30]李尚勇:《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农业组织结构》,《农业经济》,1998年第8期。

  [31]李尚勇:《农民合作的制度逻辑》,《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7期。

  [32]厉为民:《荷兰的农业奇迹》,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12页。

  [33]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仅有2.26亩∕人,许多土地更少的地方人均仅有几分地。( 《中国统计年鉴2010》)

  [34]成都花茶:《下一个三十年 中国经济引擎》,《经理日报》,2012年2月9日,第4版。

  [35]在极左思维主导下编撰的世界经济史中,人们往往遵循“土地兼并集中—土地规模经营—形成并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公式去组织历史材料,进而论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仔细分析他们提供的历史数据就会发现,除少数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英国等)以外,他们提供的土地规模经营的比例都不大,从他们的数据反推,就会得出“小农数量庞大”的结论。在许多国家,甚至可以用“小农遍天下”来形容。参见:樊亢、宋则行的《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世界经济编写组的《世界经济》(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李尚勇:《农民合作社的国际经验与制度要求》,《上海农村经济》,2011年第3期。

  [37]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38]谭崇台等:《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第31页。

  [39]宝庆汉子:《恶霸村主任打砸抢,村民跪地求媒体主持公道》,酷6网/资讯/拍客,2011年10月28日

  [40]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 2016年4月,P21。

  [41]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

  [42]嘉兴市发改委:《政府集中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的合理性分析》,嘉兴市发改委网站/发改政务/研究建议,2009年3月24日

  [43]记者吴鹏:《“三保障、两放弃”:成都探路土地流转新模式》,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转引自:新闻首页/时事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2008年4月5日

  [44]青岛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青政字[2011]1号,2011年1月7日

  [45]长葛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长政〔2011〕52号,2011年。

  [46]记者徐红燕等:《历史的选择——走近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国土资源报》,2010年9月3日

  [47]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调查问卷分析报告》,简报总第855期,2011年6月4日

  [4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49]记者赵郁蒙:《自愿取消保底收入 “汤营模式”又创新》,原载《成都商报》,转引自:网易/新闻中心/综合新闻,2009年3月18日

  [50]记者何忠洲:《成都试点土地换身份:双放弃加快城乡统筹进程》,《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3期。

  [5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52]重庆市政府办公厅:《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渝办发〔2010〕202号,2010年7月25日

  [53]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推行近4年参保率仅27%》,转引自:新浪新闻,2013年5月16日

  [54](美)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6期。

  [55]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56]许庆、尹荣梁:《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土地科学》,2010年第4期。

  [57](美)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6期。

  [58]任治君:《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59]李锡东:《汉源小麦“顶呱呱”》,《流沙河》,2015年第2期。

  [60]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61](美)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6期。

  [62]任治君:《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63]集约化经营是指在同一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农产品总量、或者用提高单位面积收入的方法来增加总收入的经营方式。

  [64]李尚勇:《农民合作的制度逻辑》,《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7期。

  [65]李尚勇:《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农业组织结构》,《农业经济》,1998年第8期。

  [66]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67]按照规模经济的一般理论,具有不可分性的投入品均有一定的最大生产能力,如要充分利用不可分投入品的生产能力,经营单位的最低产量应该是所有不可分投入品生产能力的最小公倍数。在不可分投入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就可以产生规模效应。

  [68]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69]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行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从而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体系。它的实质上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以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70]李尚勇:《农民合作的制度逻辑》,《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7期。

  [71]蒋高明:《转基因农业的生态风险》,《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

  [72]许庆、尹荣梁:《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土地科学》,2010年第4期。

  [73]在《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作者写道,“究竟(土地)经营的规模多大才是合适的?国外就这方面研究较少,而国内学者就如何衡量和确定经营规模的适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作者许庆、尹荣梁,《中国土地科学》2010年第4期)。

  [74]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75](美)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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