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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最危险

  时间:2010-12-15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1994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主撰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获得联合国人类发展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德国劳动研究所(IZ A )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家发改委等机构的项目专家

  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成为中国当下的焦点,收入分配调整,也因此正在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而这将是一个涉及民权、市场、社会和权力各自归位的复杂过程。自本周起,本报将推出系列访谈,剖析贫富差距,探讨分配调整,敬请关注。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双重原因

  南方都市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

  李实:对收入差距的估计非常困难,因为涉及到一个如何定义收入的问题。收入不仅仅是你拿到手头的现金流。它还有一部分实物收入,一部分补贴性的,比如养老保险,还有一些比如说暗收入。即使难,但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一是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相对于三十年前有很大的扩大,这是公认的。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大概是0 .30左右吧,那时是普遍贫困,收入差距不大,主要是平均主义。现在的收入差距,根据我们最新的估计,2007年大概是0.48左右。第二,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存在着严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

  南方都市报:基尼系数达到了国际上所说的收入差距的红线了?

  李实:国际上对收入差距是不是有一个确定的警戒线,反正我看到的文献,没有一个确定的数据,这可能是个误传。只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比方说拉美国家,相对来说社会出现很多问题,社会动乱、不稳定、犯罪率高等问题,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体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很难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收入差距,不同的基尼系数也会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一个比较小、人口结构单一的国家,基尼系数扩大到0.3来说,可能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是不可容忍的。对美国来说,可能到0.4或0.45,整个社会可能会讨论贫富差距,但对主流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可能压根就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南方都市报: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由原来的相对平均的、计划色彩强烈的分配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分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收入差距拉大是自然而然的,但正如你所言,人们可能对市场引发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接受,但对由于一些制度安排的不公,分配过程的不公引发的差距可能就非议较大了,其他的转型国家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李实:可以看一下东欧国家,东欧国家都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但也有差别。有些国家转变比较好的,像匈牙利、捷克,相对来说它们的收入差距有点扩大,毕竟分配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并不是很明显,基尼系数在0.3左右。和中国比较接近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的收入差距扩大比较明显,这和它的私有化过程,和它形成的寡头垄断有关系,和它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关系。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在0.4左右。

  中国和东欧国家有点不一样,从发展程度上来说,中国比东欧要低一些。中国不仅是一个转型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还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结构的变化就包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化,包括工业化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产业机构的调整等,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影响。库兹涅茨倒U型假设,就是建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南方都市报: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

  李实:是,这就面临着双重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速度来说要快一些。当然这种扩大也不是说是必然的,它和转型方式的选择,转型模式,有关的收入分配政策,其他的体制改革等因素都有关。

  南方都市报: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里面大家常举的例子是拉美国家。

  李实: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收入差距扩大,犯罪率肯定是高了,也肯定带来社会贫困问题,这会对整个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影响。

  南方都市报: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带来社会学所说的“相对剥夺感”。近期的一系列校园恶性事件,富士康的“跳楼事件”等可能就与中国当前的这个剧烈转型过程中,被甩出去的弱势群体产生的焦虑感,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得不到有效舒解有一定关联。

  李实:至少这部分群体和社会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躲避,甚至报复社会。从关联性上看,收入差距大的国家这方面问题多一点。比如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穷孩子的受教育率是较低的,犯罪率是较高的。国际社会现在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利的,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完善的再分配体系,包括社会保障、税收、慈善等一系列的再分配制度来调节的。

  南方都市报:中国在这方面恰好相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对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不仅甚微,甚至是加剧了。

  李实:中国这块应该说是非常差的。以英国为例,在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超过了0.5,但通过税收,通过二次分配,从高收入人群中拿走更多的税款,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低收入人群后,英国的基尼系数差不多降到了0.33左右,二次分配的效果很明显。

  但在中国,比方说过去农村的农业税费,在取消之前是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的,按照家庭人口征收的,不管穷人富人,交的税

  费都是相同的,比如每亩地每年交50元,对穷人来说可能税率就很高了,对富人来说可能就很低,这种税率上的差异,实际上具有累退性,累退税是扩大收入差距的。

  城市也一样,比如个人所得税交纳方面也存在累退性质,不能调节贫富差距。另外看一下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你会发现能够得到社会保障的群体基本上是中高收入群体,而低收入者得不到。社会保障也带有累退性质,如果把这部分也算上去,是扩大收入差距的。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实际上是最差的。

  南方都市报:大家一直在批评,中国在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上,像养老、社保、医疗等,一直存在不公平的“内部人优先”机制。

  李实:是的,而且在内部人优先之外,还有一个差别对待问题,还有对非城市户籍人群的歧视等问题。由于中国处在转型阶段,有个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市场并不是一个理想市场。它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太多,很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有的体制模式,比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特别是公务员的工资这几年增加很快。公务员工资和垄断企业工资在决定机制、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为它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多少,财政收入增加快,它增加就快。所以反对垄断企业高工资的同时也应该反对公务员高工资,把整个政府变成一个大公司,是有问题的,在一个政府的不断干预带来市场的扭曲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发种种非议。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市场化的过程是得到认可的。最明显的是学历对收入的影响,这个因素导致的扩大社会是接受的,因为过去中国是人为地压低了对教育的回报。而垄断部门的高工资问题,与竞争部门相比较,一般高到两三倍。它虽然对整个社会基尼系数的影响不是很重要,可能会占到一个百分点或两个百分点,但整个社会对这种现象的不满程度是很高的。重要的不是这个因素在数量或占比上的大小,而在于对其的认可程度,接受程度。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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